秋风乍起，满耳就都是关于香山红叶的资讯了。据说上周日十万人同游香山，我想，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出版人的比例可能极低——马上就到年底了，年初层层下达的考核指标马上就要坐实了。秋后是要算账的，哪还有心思看什么红叶！我把这想法说给朋友听，朋友怪我实在是太扫兴了，但同时又说，出版人真的是越来越像商人、越来越缺少文化人的那份从容不迫和风轻云淡了。
朋友这番感慨，完全是出于对上一辈出版人的羡慕嫉妒恨——我没少给他讲这些八卦。譬如沈昌文先生，就公开宣称“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在一篇文章中，沈公说：“我是主张吃的。跟文化人，或者思想家要搞好关系，我没别的手段，只有一条——吃。因此到哪里去吃，重要的是我要了解他喜欢吃什么。饮食便于进入主题，有话可谈了嘛。”沈公把做编辑比喻为做菜：做菜无非把各种东西拼在一起，编辑也是这种事情。“我在这中间就得到乐趣。今天中午比如说我搭配这个，那个，我一定要像一个cooking来搭配，什么是头条的文章，什么是压轴的。”在三联书店工作的时候，沈公他们每个月25日的服务日，规定动作搞完了，大家就一起去吃饭。正是通过这些美食攻势，三联书店俘获了一大批吃货作者们的芳心。看看和沈公一起吃喝的都有哪些人吧：“我们现在这些老头儿经常一个月半个月聚一次，都是那些人：丁聪，上海人；黄苗子，黄苗子的太太，杭州人，是郁达夫的侄女；还有邵燕祥，他太太也是上海人。……编辑和作者要有很好的感情，这样才叫得硬。我们当年的作者金克木、冯亦代关系都很铁，什么时候约稿都不会推辞。”不知当时的普通编辑可有此等闲情雅致？问句特扫兴的话：普通编辑请客的餐费单位能给报么？打车费能给报么？不过从不少回忆文章里也可以看出，即便是普通编辑，也都是过着慢节奏的生活，一部书稿，甚至可以打磨几年之久。没有考核，没有经济指标，有的是对文化的享受和追求。譬如当年商务印书馆的掌门人陈原，就提出编辑工作满四年，并且是勤奋有进取心的，经过申请批准，可以给一年带薪休假的待遇。
当然，我绝不会因此而诅咒当下的出版管理模式，毕竟，事业和企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事业性是他们那一辈出版人生活的最大背景。经济考核固然要搞，但是，如果过于急功近利，丢掉了应有的文化追求、人文关怀，就抹杀了出版人的文化创造性和积极性。纯粹的产业化管理，不仅对出版业不适用，与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也格从请客吃饭说到商务印书馆的桌子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808s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格不入。王云五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当年王云五从欧美考察回来，在商务搞起“合理化”的资本主义工厂管理，即科学管理。在此之前，商务这一传统企业已略显暮气，张元济也早已因此与管理层产生分歧。陶希圣曾写了一篇《桌子的故事》，讲到当时商务管理上的僵化：“我是国内大学毕业而有教书经历的，月薪八十元，坐的是三尺长尺半宽的小桌子，加一硬板凳。桌上的墨水是工友用开水壶式的大壶向一个小磁盂注入的。若是日本明治大学一类学校毕业回国的人，月薪是一百二十元，桌子长到三尺半，宽到二尺，也是硬板凳。如果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者，月薪可到一百五十元，桌子长到四尺，宽到二尺半，藤椅子。桌上有水晶红蓝墨水瓶，另加一个木架子，内分五槅，可以分类存稿。若是欧美一般大学毕业回国的留学生，月薪可至二百元，桌椅同于日本帝国大学的留学生。如果是英国牛津、剑桥，美国耶鲁、哈佛，而回国后有大学教授经历，那就是各部主任，月薪二百五十元，在待遇上是顶了天。桌子上有拉上拉下的盖，除自己坐藤椅之外，还有一个便凳子，预备来接洽工作的人坐。”推行科学管理总体上是没错的，可王云五却因此碰壁，他错就错在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所看重的人文关怀。
据胡愈之回忆，王云五在商务推行的打卡制度，“特别惹恼了编辑部的职工，这些知识分子本来自觉遵守上下班时间，但如此强制执行，并且采取资本家开工厂卡工人的办法来对付他们，自然引起反感。”王云五科学管理理念的受阻，此事算是一个导火索。另外，王云五的办公室还只设一桌一椅，大家来找他谈理由，就只能站在那里。他坐着，别人站着，自然交谈就不能持久，往往三言两语完事，因此效率极高。但后来因为大家有怨言，王云五也没能坚持下去。看来，做管理改革和做教育一样，需要足够的耐心和完美的策略，而不能一味强硬地推和压，否则势必适得其反。 WWw.808so.com 808论文查重
试议从请客吃饭说到商务印书馆桌子
更新时间：2024-01-31
作者：用户投稿
本站原创
本站原创
点赞:14094 浏览:59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