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议徽派教育摭拾

更新时间:2024-03-11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中国教育史说,安徽素称教育发达的省份,乃人文荟萃之地。汉以前,安徽的教育落后于中原地区,但六朝时,中国政治经济重心第一次南移,为安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公元12世纪,宋室南迁,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再次南移以后,安徽教育逐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体系与制度。明清两代,繁荣的江南经济使徽商徽文化冠盖全国。及至近代,西学东渐,安徽得风气之先,新式教育的发源地之一,并日趋发达。新中国成立后,安徽教育更是迅速发展,取得辉煌成就。在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下,历史上的安徽,学派林立,教学思想源远流长。

“徽派教育”发端于徽州、皖江和涡淮三大文化圈。徽州是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除府学、县学之外,这里书院林立,讲会盛行,塾学、义学遍布城乡各地,形成了“十家之村,不废诵读”和“户诵家弦”的繁荣景象。如古代主要教育场所书院,据有人统计,自宋至清,徽州六县共建书院、精舍、书屋、书堂等共260多所,康熙时,则达562所。私塾更是林立。“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师。”“十户之村,无废诵读”,就是当时徽州文化昌盛的写照。
第一,与徽州崇儒重教的文化传统有关。从汉代起直至元代,外地名族从各地特别是北方各省不断迁入徽州定居。这些迁徽的大族,不是出于显宦门第,就是出于儒学世家,他们继承了崇儒尚教的优良传统,特别文化教育,走读书仕进、科甲起家之路。由于世家大族的影响,随之也带来了徽州整个地区文化教育的繁荣兴盛。南宋以后,程朱理学被奉为哲学,朱熹的思想在徽州的影响不断加深,这种崇儒重教的传统也在不断加强。
第二,徽商为徽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厚实的经济基础。经济是教育尤其是形式化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贾而好儒”的徽商,对家乡子弟的教育和培养可谓情有独钟,他们凭借其财力的优势,多方位、多层次地资助和发展教育事业。张海鹏先生说:“在徽州,是教育造就了一支‘儒商’,而这支‘儒商’在‘家业隆起’之后,又以他们的巨额利润反过来资助教育、发展教育……可以说,没有徽商便没有发达的徽州教育,更没有那斑斓璀璨的徽州文化。”
第三,宗族为徽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徽州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宗族制度最为强固的地区之一。这些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渊源的徽州宗族深知,宗族要发展壮大、强盛不衰,光靠经济的力量是不够的,更的是确立宗族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地位。而要确立这种地位,保持科名不绝,只有发展儒学教育才能实现。所以,徽州的强宗巨族都有强烈的教育追求,许多宗族都创设教育机构。徽州的各级各类传统教育机构,大多是由宗族主持创办、组织管理的。
第四,一大批名儒硕士热衷于教育事业,从而为徽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质量上的保证。徽州有一大批名儒硕士,如宋元时期的程大昌、胡炳文、陈定宇、倪士毅,明清时期的汪佑、吴曰慎、戴震、凌廷堪等等,他们除著书立说外,不是讲学书院,就是潜心训蒙事业,许多人甚至在书院或教育的岗位上“终其一生”。这批名儒硕士,还在教材和讲义的编写、教学策略的改善、教学内容的选择等方面积极探索、不断创新,积累起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从而保证了徽州教育的较高质量。
徽派教育的另一思想文化基础是诞生于皖北(涡阳、淮河流域)的老庄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道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民族心理以及国民性格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皖北为我国古代南北两大文化带交叉边缘地带,在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底蕴丰厚、特质卓异的区域文化圈,中国古代南北文化交叉融合的代表性区域之一,皖北文化极具淮河水韵特质、与徽州文化的山地特征南北对应与交融,“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相得益彰,在此思想基础上孕育的徽派教育源远流长。

谈“徽派教育”必先提具有悠久历史又具徽派特点的安徽名校。在安徽创办最早又最有徽派特色的当属宋朝创立的歙县紫阳书院,朱熹讲学的紫阳书院为安徽当时最大书院,在南宋时更是名列全国四大书院之

一、在历史上享有“东南邹鲁”之美称。

在全国享誉盛名的徽派名校合肥一中是由李鸿章之子李经方1902年创办,是合肥地区最早、历史最久远的一所新式学校。学校百年来风雨沧桑、几经更名、几易校址,到新中国成立后方定名为安徽省合肥一中。1955年定为省中学,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俱乐部成员。
学校以“全面施教、广育英才”为办学宗旨,以“怀天下抱负、做未来主人”为校训。多年来,合肥一中为国家、社会培养学子万千,有中科院院士7人,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联想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兼首席执行官(CEO)杨元庆等一批杰出的校友。
另一所徽派名校桐城中学的创始人是桐城派后期大师级人物吴汝纶(1840~1903),吴汝纶受清廷之命考察日本教育回国之后,先在北京协助创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任总教习,后于1902年又在家乡创办了桐城中学。吴汝纶认为只有教育强国,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他亲手为桐城中学题写“勉成国器”的校匾,以及楹联“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勉励学生们努力学习,国家栋梁之材。桐城中学新中国前后在全国名气都很大,出了大量人才,黄镇、朱光潜等都曾在此读过书。
桐城是“桐城派”发祥地,桐城崇文重教,民间有“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俗语。是说家里再穷,也要想尽办法让子女读书。家里再富,也要勤俭。桐城人十分看重读书,清代就有近300名进士,出身贫寒的官员也大有人在。清乾隆年间,刘统勋弹劾张廷玉的奏章上就有“(桐城)张、姚二姓,几占(大清)半部缙绅录”的话。改革开放之前的贫穷年代,仍有不少人家节衣缩食供孩子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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