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民政治参与价值争论

更新时间:2024-03-25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要】20世纪以来,政治参与人们解释并衡量政治现代化水平的一个关键因素,中外理论界对政治参与的价值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其背后是两种对立的理论。文章认为,它们之间的对立不是绝对的,适宜的应是多种因时因地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政治参与 价值 论争
公民政治参与的价值争论
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及其组成的团体为影响政府决策而采取的各种行动,通常包括政府、政府选举、政治结社和游行集会等。在现代国家,公民政治参与可以同政治系统进行意愿沟通,是公民实现政治权利的手段。政治参与的规模、程度及有效性是学者们判断一个国家政治发展和现代化水平的依据。一般而言,公民政治参与的规模越大、程度越广、有效性越强,则表示这种政体的越成熟。
政治参与的积极作用和价值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认识:一方面,对公民而言,政治参与可以将公民自己的利益诉求表达给政府,使政府的决策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因此,“的政治参与可以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稳妥地矫正政府的行动与公民意愿和选择之间的矛盾。”①同时,公民经常性的政治参与,政治素质在一次次的演练过程中提高,意识大大增加;公民“变得关心政治,增加对政治的信赖感,并感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员,正在发挥着正确的政治作用,从而一种满足感”②。另一方面,对于国家或政府而言,政治参与是其取得合法性的途径之一。政治系统可以政治参与的渠道汲取来自社会的各个层面、各种群体的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加强民众对该政治系统的信任感和归属感,政治系统也便收获了其成员的心理认同和群体忠诚,最终获得政治合法性。
然而,当人们对政治参与的价值和功能寄予热望,呼吁更多的公民积极投身到政治活动中时,便引起另一些人的警惕。他们认为:在一个社会中,对政治感兴趣的只是一人,那些对政治既无兴趣有不熟悉的人参与政治,要么易受误导而做出错误的判断与选择,要么敷衍行事。另一方面,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普通民众缺乏公共政策制定中所的专业知识,会降低公共决策的科学性。有时候的数量并不能说明理由,对的理性判断远比对的非理性情感更为。“如果对政治系统的忠诚完全建立在实用主义基础上,那么这种基础是不稳定的。”③因此,政治事务最好是交给那些积极参与的少数人,“这些人靠他们的兴趣、知识和判断力显示他们有能力管理一个现代国家。为了制衡少数人的统治,统治者从社会多个选取,他们为某一职位而公开互相竞争,向选民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④二战后亚洲实践的乱象表明,在没有一度保障的条件下过多的政治参与并非好事,会引来参与的“内爆”。
公民政治参与价值争论背后的理论
参与型。该理论认为,公民的政治参与越广泛、越深入,就越是理想的。这种观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雅典城邦的实践。雅典的建立在公民大会直接表决、全体公民参与的基础上。尽管政治理论家对其多有批评,然而其中所包含的广泛参与思想却得以一直流传下来。
卢梭是近代以来参与型理论的代表,他认为只有每个人政治参与作出具有社会责任的行为,才能有保障每个人自由的法律。“惟有服从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⑤
当论家帕特曼认为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的善而达成公共决策的活动,其核心手段应当是公民直接地、充分地参与公共事务。“理论中参与的唯一功能就是起保护作用,保护个人免受当选领导者的影响,保护公民的个人利益。”⑥在公民普遍参与的过程中,社会的基本价值(如妥协、自由、平等、负责等)都得以培育,人们逐渐热衷于对公共理由的关注,形成一个参与性社会。
汉娜·阿伦特也向世人呼吁,要把重大的公共事务决定权交给人民大众。她强调“持续同意”的性,认为一次性的选举并不能使政府获得合法性,“持续同意”只能公民在公共领域直接参与的政治活动才得以体现。本雅明·巴伯则提出以“强势”改造“弱势”的方案,其核心是扩大公众对政治的直接参与,将社会中的个人重新连接起来,以“社群”为理念,用参与医治政治冷漠。
反参与型。近代以来,参与的理论未能指导的实践,在西方的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实际上是反参与的,这一理论体系的代表人物从密尔开始,有熊彼特、达尔和萨托利等。密尔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代表,他认为人爱自己胜过爱别人,每个人自身权益最好的保护者。但是,他指出公民参与政治的范围是与社会进步程度相关的,“……在面积和人口超过一个小市镇的社会里除公共事务的某些极次要的外,的人亲自公共事务是不可能的……”⑦密尔把全民都参与的政府视为一种乌托邦,而现实只能是在小范围内由少数人来参与政治。
精英理论的代表熊彼特批评古典理论颠倒了“把决定政府理由的权力授予人民”和“人民选择代表”之间的关系,认为“不过是指人民有机会接受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意思”,是“自称的领导们之间为争取选民而进行的自由竞争”⑧。此外,精英主义理论家帕累托、莫斯考、米歇尔斯等都认为,就是社会精英的统治,只不过民众有权决定谁能精英和政策的决定者。萨托利认为,民众中普遍存在的政治冷默是正常的,因为普通大众不可能都对政治活动感兴趣。当参与者的人数增加时,参与者的个人作用就会减少。
思想家达尔认为,在政体中权力是多元和分散的,政治生活就像是由众多利益集团之间“无休止的讨价还价过程”。在达尔看来,因为人的地位、教育、居住等条件以及关心或涉入的政治理由等因素的差异,人们在实际政治参与的过程中是不平等的,而且人民在中不可能直接参与决策,而是这些集团的一员来参与。在这些集团中,是少数活跃分子领袖,政治舞台上的精英,所谓就是“多重对立的少数人”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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