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北川县城变迁对当地羌族文化影响

更新时间:2024-01-29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 要】北川自古就是羌族聚居生活的地方,历史悠久。在建国以来的短短数十年中,北川县城几经变迁,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羌族文化。
【关键词】北川县城;羌文化;迁移
远古时期,北川即是羌族人民生息、繁衍的中心地带。北周天和元年,于北部郡新置北川县,为北川建县之始。唐代析北川县地置石泉县,后北川县并入石泉县。宋代在石泉县置石泉军隶属成都府路。元明清亦然,至民国二年(1913)因重名理由复名北川。解放初,县城由治城迁至曲山镇。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北川老县城夷为平地,人员伤亡惨重。经国务院批准北川新县城迁址于安昌镇以东约两公里处,并取名永昌镇。

一、建国前县城(治城)的主要状况

治城(今禹里)在汉魏时期即为汶山郡所属的广柔县县治,北周北川建县后亦然,后北川县并入石泉县,一直作为该县治所直到建国初期。明代嘉靖以前北川县城的主要功能以军事职能为主,北川自古便是汉番要冲之地,是茂县汶川羌族、松潘藏族出没往返的便捷通道,也是茂汶羌区、松潘藏区同安绵汉区的战略缓冲地带。故史云:“石泉地通诸夷,金汤之固尤所宜求……实全蜀之咽喉矣。”道光石泉县志也说:“石泉地界华夷,以弹丸邑独障羌氐险要之从可北川县城变迁对当地羌族文化的影响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808so.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知乎……一线羊肠小邑有四寒之固非虚语也。”由于此处地势险峻,且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历代中原王朝在这苦心经营,修筑大量的军事堡垒。据记载,宋徽宗政和七年,茂州动乱,应石泉县令倡议,设石全军,治所县城治城。并在石泉军沿边要地修筑靖安等九个军事城堡,驻军防守。明英宗天顺四年,始建石墙,又增筑大量军事城堡。并“以茂州卫军百名,成都后卫军三百名,各帅以官,相兼防守县城”。嘉靖到万历时期,通过对北川地区羌族征讨,域内青片番,白草番逐渐归顺。中原王朝遂在此推行土司制度,大力改土归流并兴办教育,县城周围的羌族逐渐被纳入了管辖治理的范围。北川县城作为该地区的治所,对该地区的羌族文化有了大规模及深层次的影响。据记载万历六年,都御使王廷瞻剿杀白草番,风村17寨、野猪窝18寨2440户,男4256丁,女4138口归附,并将原来姓名,一律改换为汉人姓名。万历十三年,白草番因以粮助杨柳羌为乱,兵备周嘉谟欲出兵,白草番恐于武力而请降,“请益蔌粮三斗,示不复为羌也。”归附的地区被强制拆除碉楼,衣、食、住俗皆与汉人同。到了清代,清政府继续推行归土归流的政策,当地羌人的风俗习性进一步转变,到道光十年《石泉县志·番俗》记载“通汉人语者几半。白草之番日染华风,延师课读,简有知书识字者。”又载“吏斯土者随时训迪之,婚姻丧礼将与汉民一体。”

二、县城迁至曲山对羌文化的影响

1952年为克服交通困难,县城由治城迁至曲山。曲山镇因位于明代军事城堡曲山关下而得名。以曲山关为界,曲山、擂鼓和通口三镇所辖范围被当地人称为关外即汉人居住区,关内为汉番杂居区。曲山在1942年才被完全划入北川,因此县城远离羌族聚居区域,基本属于异地新建(原曲山场扩建)。在修建的时候也未考虑民族文化特色,整个县城基本毫无羌民族特色。直到2006年,为推动旅游业的发展,才开始进行风貌改造,增加大禹、羌族的特色符号。同时对老城区街道名称进行相应的更换。北川县城作为整个县区域的文化中心,由于时期的长期推行民族虚无主义,且远离羌族固有聚居区等因素,缺乏一种固有的羌族文化氛围,长期使用汉语交流,导致会羌语的人已经寥寥无几。据资料统计,除青片,白石等少数地区还有会说羌语的老人,基本已经没有人会说羌语。由于羌语的逐渐失传,像释比这种典型的民俗活动逐渐淡出北川羌人的生活。释比的经典都是世代口耳相传、口传心授传承下来的,语言的断裂导致在老一代释比相继谢逝和后继无人的理由下,羌族非物质文化的传承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很多重大的节日必须请其他羌区的释比前来助阵。因为县城处于汉区,并且新县城交通相对较好,大批外来汉族移民的迁入。在文化教育越来越重视汉化教育,而对本民族自身的文化却毫不涉猎。致使北川县城在失去羌族文化氛围保护的同时潜移默化中形成一种对羌族文化的歧视,认为羌族文化是落后野蛮不文明开化的。所以在县内的居民是不穿着羌族服饰的,只有每年一度的羌历年才有人穿羌族服饰,好像只有这个时候他们才是羌族人,等庆典结束,一切又归于常态。而同为羌族聚居区的汶川,却形成鲜明对比。曲山位于北川东南隅的湔江河谷,四周群山环抱,落差高达四、五百米,地势极为险峻。由于县城选址的错误,间接导致了北川地区乃至整个羌族文化遭受重创。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因背靠王家岩,地震时山体大面积崩塌,致民俗博物馆等羌文化研究单位被深深掩埋。羌博馆中的805件馆藏文物全部被埋,无一幸免,大量研究羌族文化的专家也在地震中遇难。另方面,县城迁移对关内羌族聚居区的影响也很深远。由于原县城治城行政级别的下降,县级事业和行政单位人员的迁走,大量人口为了谋生也随之迁到曲山或关外的其他乡镇。关内人口大量向关外迁移对原来相对封闭的羌寨造成很大的影响。大量年青劳动力的外流使得羌寨固有的建设发展受到阻碍。更多的青年人选择学习汉语而放弃了对母语羌语的学习,年青人外流又导致羌绣、羌族乐器等非物质文化缺乏继承人。

三、县城迁至永昌对羌文化的影响

2008突如其来的特大地震摧毁了整个北川老县城,对整个北川人民以及羌族文化都是一个巨大的伤害。因县城原址重建已无可能,且辖区内无可供选择的区域。经专家论证考察,国务院审批,遂将县城跨县级行政区域异地重建,选址于原安县安昌镇东南2公里处。由总书记亲自命名为永昌镇,寓意永远繁荣昌盛。在异地重建过程中,国家充分考虑了羌族人民喜好山水的习俗,选址适宜风土民情。重建的过程中,建筑设施充分体现了羌族特色,如禹王桥、巴拿恰商业街等都充分体现了羌族独有的文化特色。由于北川的知名度大大提升,更多的人来到北川旅游,通过参观新北川县城了解、认识羌族文化,极为有利于羌族文化的弘扬和传播,也使得羌族文化越来越得到重视。一些传统的手工业也得以保护和传承,如羌绣,地震后羌绣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逐渐引起广泛的关注,在上海世上进行展出得到好评。现在又在新县城成立了羌绣协会,并进行民间招商引资,逐步向研发、生产、销售的产业链迈进。由于羌族文化得到全国人民的重视,一些本来已没落的羌族习俗又开始慢慢得到恢复。如对禹王的祭祀又慢慢开始兴起,震后纪念大禹诞生4134周年,受到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
虽然新县城的建设取得不小的成绩,但依然存在一些理由。县城进一步远离了北川境内的羌族聚居区。地震造成的堰塞湖及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对交通干道的破坏阻碍了关内外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容易造成一种头重脚轻势态,工作重心都放在新县城,必定会造成关内为主体的羌族聚居区相对衰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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