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图书馆精神作为一个名字在文献中出现，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早年的事。早在新图书馆运动时期，老一辈图书馆雪人就将图书馆精神这个名词，用于强调以公共图书馆理念为核心的现代图书馆的理念。新世纪以来，图书馆精神开始受到理论界的关注。和图书馆精神研究密切相关的是图书馆职业道德研究，此项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2005年前后出现图书馆职业道德的研究热潮。
关键词：图书馆；精神史
目前在国内图书馆学界，关于“图书馆精神”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尚有很大的争议。但可以说，“图书馆精神”（library spirit），一般是指在图书馆领域建立起来的稳定的、独特的、崇高的、对图书馆发展起推动作用的群体意识和心理特征，是图书馆从业者自觉培养起来的特殊意志、信念和行为准则，是图书馆实践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理念。“图书馆精神”广泛涵盖了思想观念、意识导向、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等内容，可以具体表现为办馆理念、服务宗旨、思想策略和职业道德等方面。
图书馆精神作为一个名字在文献中出现，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早年的事。早在新图书馆运动时期，老一辈图书馆雪人就将图书馆精神这个名词，用于强调以公共图书馆理念为核心的现代图书馆的理念。例如，1923年，刘国钧先生在《新教育》撰文《美国公共图书馆之精神》，大力讴歌了美国公共图书馆精神，并指出“美国公共图书馆之精神，一言以蔽之，曰：公共图书馆者，公共教育制度中之一部也。”“使图书馆中无一社会不读之书，社会上无一不读图书馆中书籍之人”
1949年建国后，首次对公共图书馆精神进行诠释的学者是汪长炳，他对建国初期的公共图书馆精神进行了分析，认为：“图书馆工作是党和政府向广大群众做宣传教育的助手，图书馆事业需要配合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发挥它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他重点强调公共图书馆开展向科学文化进军的工作，“要按着各馆地区环境，读者需要，干部条件等开展向科学文化进军的工作”。然而，在1949年以后直到1980前后，中国图书馆学被迫割断了与西方图书馆学的联系，图书馆学的理论主要围绕图书馆的工作过程开展，图书馆精神逐渐被人遗忘。
198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在许多图书馆学人迷失于市场经济大潮，找不到图书馆学的学术归宿之际，程焕文发出了研究“图书馆精神”的倡议，他1988年发表的《论图书馆精神》指出：“中国图书馆事业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除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以外，我们不能忽视有关键的历史人物。我们说要继承和发扬前辈们开创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术，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还必须探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在动力’究竟是否存在？还有没有作用？它是否仍是今天图书馆界同仁所应具备的起码的‘内在动力’呢？笔者认为这种‘内在动力’是有的，他就是‘图书馆精神’！这种精神不仅在历史上起过作用，而且在今天仍是每个图书馆同仁所必须必备的最起码的职业精神”。此后，在1990年代初，围绕图书馆精神的讨论持续了一段时间。代表性的文章及观点有：程焕文的《图书馆人与图书馆精神》，将图书馆精神概括为“爱国、爱馆、爱人、爱书”。刘洪波在《图书馆建设》上发表的《现代图书馆的精神内涵》，认为图书馆精神包含了“开放”、“平等和友善”、“依法治理”等现代要素。但是，这种图书馆精神的研究敌不过当时许多迷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主流研究，很快就沉寂下去了。
新世纪以来，图书馆精神开始受到理论界的关注。2000年前后，程焕文还在续写图书馆精神的论文，主题仍定位于发掘新图书馆运动时期图书馆前辈们的“精神”。这种图书馆精神，被程焕文更加形象地定位于“文化精神”。2003年年底，中国图书馆学会发布《中国图书馆学会2004年年会征文通知》，将“百年图书馆精神”列为首个分主题。这一举动提升了“图书馆精神”的研究层次和规模，极大的推动我国图书馆界对于图书馆精神的研究。2005年，在苏州举行的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上，程焕文对百年图书馆精神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从此，图书馆精神成为中国图书馆学界的一个重要术语和研究对象，每年都有数十篇的相关文章问世。这些文章中，2001年程焕文发表的《文化精神—在纪念文华图专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演》，将清末至民国时期图书馆精神的重要内容——文华精神，做了总结和历史性概述。他把“文华精神”分为三个方面，即创办人的精神、维持人的精神、维持人的精神和学生的精神。并分别对应清末、民国前期、民国中后期三个历史阶段。创办人的精神主要指韦棣华把后半生全部献给了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创办了文华公书林，并始终贯穿着西方先进公共图书馆的开放思想，这一非常可贵的精神：维持人的精神主要指沈祖荣等人所表现的对学校发展的特别情感与贡献，他们为文华制定了校训：智慧与服务，并要求学生要用聪明的才智为社会服务：“学生的精神”是指20世界30-40年代，文华图专毕业的学生到图书馆工作的在九成以上。他们都为能在图书馆工作感到骄傲，而且每个在图书馆工作的人都很有成就。对文华精神的三代延续史更为细致与深入的研究，体现在程焕文2002年发表的《跨越时空的图书馆精神——“三位一体”与“三维一体”的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长文中，该文以有着一脉相承的师承关系的韦棣华、沈祖荣和裘开明图书馆事迹与功绩为主线，描述了他们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划时代贡献和跨越时空的崇高图书馆精神——“智慧与服务”。
准确来讲，程焕文所总结的“图书馆精神”属于图书馆人的精神，这些精神中，并没有表达出图书馆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图书馆事业作为一项社会事业所应当具有的理性深思，没有达到“图书馆精神”或者“图书馆事业精神”的层次。与程焕文的将图书馆精神史与具体图书馆人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不同，相当一部分学者从社会历史角度对图书馆精神史进行考察。范并思的《图书馆精神的历史缺失》，将图书馆精神定义为图书馆人对图书馆事业的人文理想的认同，它包括三个方面：1.信仰信息公平的理念，尊重人的信息权利；2.对信息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使图书馆服务朝弱势人群倾斜；3.对图书馆职业的尊重。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范并思对中西的图书馆精神发生发展史，进行了梳理。认为近现西方图书馆精神产生于1850年前后英国通过的公共图书馆法。公共图书馆法所确立的立法精神，是真正的现代图书馆精神；二战后，图书馆人对图书馆精神的认识进一步升华，他们将图书馆事业与政治与人的信息权利相联系，站在信息公平与社会信息保障制度的高度看待图书馆的社会作用。也就是说，图书馆精神的实质在图书馆认为关怀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政治保障的内涵。以1902年古越藏书楼为始中国现代图书馆，最初其图书馆精神与西方相比是缺失的；1909年的立法文件《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使馆通行章程》，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图书馆对社会开放的职能，具有了较多的近现代图书馆精神，但理论家的研究与现代图书馆精神基本一致。在对图书馆自由开放、对所有人开放等理由上，中国图书馆学与西方图书馆的认识差距并不大；在1949—1976年间，老一辈图书馆学家放弃了对图书馆精神的研究，而新生的第三代图书馆学家则受前苏联图书馆学的影响，基本没有研究过西方现代图书馆精神；1978—1988年，学者们对西方图书馆学的关注没有触及现代图书馆精神；1990年代以后，中国图书馆学家逐渐了解认识二战后图书馆精神的新发展，并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2004年范并思发表《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时代辩护》。这篇文章试图证明，自1850年以来的公共图书馆精神，至今仍有其时代作用。这篇文章图书馆精神的讨论带到了一个专门类型的图书馆。范并思认为，从世界图书馆史的范围看，公共图书馆精神实质是保障社会成员获取信息机会的平等，从信息知识角度维护社会公正。古代的公共图书馆与现代公共图书馆的作用有很大差异。尽管远古的“公共”图书馆的藏书，即被他的建立者使用，也被得到许可的学者、学生、牧师、官员使用。但它的拥有者要为某些目的而限制图书馆的使用。这种限制，就成了以往的各种图书馆与现代公共图书馆的最根本的区别。现代公共图书馆是19世纪公共图书馆运动的产物。在公共图书馆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现代公共图书馆精神，它的发展经历了平民化、社会教育和社会的保障三个阶段：诞生与100年前的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因中国社会教育的极度落后很自然的使他们更看重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在人的存活权、生命权都得不到基本保障的极度贫穷落后的旧中国社会中，“信息自由”的权利显然是一种奢谈。新中国成立后，公共图书馆事业得到了普及与发展但是，在强调“阶级斗争”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公共图书馆精神难以存活。1951年杜定友发表《新图书手册》，提及“图书馆为人民服务，对于读者，不分阶级，一视同仁”的公共图书馆精神，结果招来了严厉的批到。改革开放以来，制约公共图书馆理念更新的思想束缚已不再存在。但是，理念的落后仍然制约着公共图书馆的发展。一些违背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思路成为我们常见的做法。例如我国公共图书馆运作实践中普遍采用的，要么是有选择的、仅对某些读者发证的“有条件服务”，要么是收费发证的有偿服务。不但外借如此，甚至进馆阅揽也需要。又例如，公共图书馆精神主张的是“每一个人都有平等享受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权利”，提供的对象是残疾人、囚犯等“不能享受常规服务和资料的用户”。而我们的公共图书馆管理者却常常将“为领导决策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作为服务优先的目标。这些看似漂亮的口号甚至写进了全国性公共图书馆会议文件中。但它们的实质却是放弃平等服务，使公共图书馆的信息向信息优势人群倾斜。
探究图书馆精神史
更新时间：2024-03-30
作者：用户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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