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 钱稻孙 清华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
1 引言
钱稻孙（1887—1966），字介眉，浙江吴兴人，擅音乐、美术、医学，精日、意、德、法语，学贯中西，是日语翻译和研究日本文学的大家，堪称中国日本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其译著每出辄为标杆，难以超越。所译《东亚乐器考》难度甚大，而钱译古雅有致、妙至毫巅，被识者称为“不可思议”。对日本文化的研究尤为中日学界所推崇，吉川幸次郎曾盛赞钱稻孙对于日本文化的引介之功，新村出将钱氏与周作人并提：“中国人对日本文化真正的关心与尊敬，始于本世纪，钱先生与周作人开了先河。”
基于“了解文化是认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彻底、最直接、而且最有趣味的途径”的认识，钱稻孙试图超越政治的角度，从纯文化视角来研究日本。然而，正如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所说，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因为“七七事变”后在沦陷区出任伪职，抗战胜利后，钱稻孙旋即因战时的附逆入狱，并因此在文化史上长期处于被遗忘的状态。1962年其译作《东亚乐器考》出版时，欧阳予倩在序言中只说是“代为翻译”。周作人在文章中提到他时也只说“自己的一个老朋友。”1980年以后，一些翻译作品方始以其本名陆续出版。其实，除湛精著译，钱稻孙还在1913—1944年即26—57岁这段职业生涯的黄金期多次任职图书馆主任、馆长的角色，这种经历世人更是鲜有了解。因此，克服情绪性障碍，从图书馆实务视角客观、公允地记述并研究其图书馆行业履职经历，尤其是8年日据期间主政伪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是非功过，有助于呈现一个更趋多维、丰满的钱稻孙。
2 沦陷前图书馆行业的任职经历
2.1 家学渊源
钱稻孙出身书香世家，钱家与图书馆事业的家学渊源可上溯至其祖父钱振常，钱振常是同治举人，做过绍兴龙山书院山长（院长），精于考据，湛深经学，钱稻孙从小随祖父习传统经学。父亲钱恂曾任驻日、英、德、意等多国使馆参赞及公使，并于1912年2月至11月短期担任浙江图书馆馆长，在任时编成《文澜阁缺书目录》、《壬子文澜阁所存书目》5卷。离职后，发起筹措专款，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缺书13种，缺卷20种，共268卷。钱恂又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目录学家，著有《二二五五疏》2卷，《中俄界约觏注》7卷等。
2.2 沦陷前的任职经历
至于钱稻孙，其职业生涯更是屡次结缘于图书馆事业。1913—1914年间，曾兼任过一年多的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分馆主任。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时任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图书馆馆长的钱稻孙被聘为执行部干事，是第一批会员。1931年2月至3月曾短期过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这也是他后来执掌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基础。按照清华传统，没有学问的人是不能当馆长的。梅贻琦校长曾提出过“三长论”：教务长、总务长、图书馆馆长事关办学成败，馆长职位非中西汇通、古今融通、文理会通的“三通”式一级教授莫属。而“九岁毕四书，授《毛诗》”的清华大学外文和历史系合聘教授钱稻孙，其时在日本古典文学领域已然确立了学术地位。1921年他发表在《小说月报》上，以离骚体翻译的《神曲一脔》意韵绵长，被称为20世纪早期“汉译欧洲中古文学中的一支奇葩”。其居家设立的“泉寿东文藏书”，日籍之富，为国内所仅见。1936年9月7日，与朱自清完成交接手续后，钱稻孙正式兼任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主任。至1937年7月，不到一年的任期内，钱稻孙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其
一、设立馆长接待日
1936年9月17日，钱稻孙在校刊上发表一则启事：“每星期二至星期五除有会议或其他事故外，每日上午八时三十分至十时五十分在图书馆主任室办事，同学诸君关于馆事有必须面谈者，请限于上述时间内来室接洽是荷。”
“馆长接待日”的设立开通了馆长与读者直接交流的通道。教授馆长，蔚为清华传统，实为“端赖大师，教授治校”理念的实践和延续。但以往馆长或者仅仅挂名并不任事，或者为情势所迫，事出无奈。如朱自清“以其妨碍研究计划也”，并不情愿兼代图书馆主任。钱稻孙能每天上午抽出近两个半小时到馆办公并将其制度化，可见其兼任馆长一职绝非一时兴致，更无意敷衍。
其
二、授予专家荐购及权限
自20世纪20年代起，清华大学就实行由各系教授推荐，图书馆主任审核购书的制度。在此基础上，钱稻孙从吴晗、钱穆、沈从文、朱自清等名教授大多喜好在旧历新年到“书贾麇集，常有名贵旧籍发现”的厂甸淘书中受到启迪，在1937年春节前夕发布了请清华“教授书迷”的通告：“各系教授先生大鉴：敬启者，春节在迩，诸位先生或浏览海王村厂肆，如遇馆中未备而足资研究参考之廉价书籍，敬祈留意，即为馆中购买……以研究参考资料为主，至于价求其廉。图书馆主任拜启。”
并规定了具体的购买办法，信甫发而应者众。据事后报导：“得稀版旧籍不少，物美价廉，师长同学咸获非浅。”1936年4月底朱自清任内的一次馆藏统计中，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有中、日文书214100册，西文书62700册，装订本中，日文期刊6400册，西文期刊23700余册，共计306900册。季羡林在《温馨的回忆》中说过：“馆内藏书之多，插架之丰富，已然闻名遐迩。”根据唐贯方1943年10月9日提交的《清华大学图书损失情况表》的统计：抗战前清华大学图书馆计有中文书226043册，中文杂志7644册，西文书74064册，西文杂志25117册，总计332868册。可见，在钱稻孙主政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一年间，馆藏有了相当数量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