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市场经济视阈中文学批评之变型及其症候
更新时间：2024-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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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以来，文学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本土的思想解放潮流不断涌现，西方的外来影响不断冲击，文学群体及其力量也在不断地分化组合，尤其是文学批评遭遇了市场经济，更使之出现了诸多新的理由及其症候。对此，洪子诚有过一段这样的描述：当代前此社会的那种“统一性”（即使只是表面维持的）的瓦解；金钱、财富、经济活动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性迅速加强；政治、意识形态至高无上的中心地位的削弱；国家对经济、文化活动限制的范围和有效性相对减弱；社会分层的趋势加速；个体的思想和生活空间的扩大，因社会经济地位和利益而形成的阶层，其生活方式和需求（包括文化需求）的分裂和多样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学”的冲突，和前者对后者的挤压；等等。上述诸种情形，规定了1980年代，尤其是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的文学（文化）格局。不仅是政治上的选择，而且面对“市场”越来越强大的选择力量，这对于作家的存活处境和写作道路的重新确立，构成了新的压力。相应地，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无所不在的“幽灵”，也多方面地渗透并变更着文学批评，如国家文化政策和管理措施，文化（文学）的发表和传播（出版、放映、演出、销售、宣传）体制，“经院化”的文化（文学）教育体制，文化（文学）的新的消费趣味和消费能力，文化（文学）的创作者、出版（制作）者评论、研究和宣传者的新的物质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远离公共生活、转向个人生活的集体记忆以及与之配合的文化、文学的理论阐释，新意识形态所提供的、对于文化（文学）的现代化前景的新的想象，跨国资本对文化（文学）产品的销售、出版（制作）和广告宣传体制的渗透，等等，作为“制度”因素，对文学批评的形式、风格、逻辑、观念、话语、标准、本质、规律、立场、方式、价值选择、模式，等等，也在进行着全方位的基础化重构。在此，将择取若干类型，进行症候分析。
一、批评主体的更迭
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有人曾欣喜地说，没想到，经过了“”的劫难之后，仍然有幸迎来了文学发展的春天，以及“四代同堂”大好局面。其实，较之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批评而言，亦是如此。黄曼君主编的《中国20理论批评史》就曾经罗列了这支队伍的构成：既有“五四”以来的老批评家，也有解放区成长的批评家，还有“十七年”时期崭露头角的批评家，更有新时期开始走上文坛的批评家。伴市场经济的不断运转，这些批评主体逐渐地发生了更迭，即老批评家不断地从“中心”退场，越来越多受过学院教育，同时又经历了学术训练的年轻人开始走上批评的舞台，他们所呈示的中心文化特征已在世易时移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由于接受的教育不一样，尤其是他们的生活实践差异，在面对着市场经济的考验时，一些老一代的批评家，已经很难不愿意适应这种“竞争”，所以基本上采取了一种抵制、反抗不妥协的态度。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扰乱了文学的基本秩序，也摧毁了文学的基本品格。因此，对于种种文艺新潮，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虽然也能够获得意识形态的某种支持，甚至还能够发出比较大的声音，如在权威期刊进行发表转摘，甚至在一定范围内还能引起巨大的争议，但而言，他们的影响力却日渐式微。也有一些中年批评家向来保持着自己独立的艺术主见，又在长期的批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学批评经验。当市场经济提供了诸多自由的选择机会时，他们就迅速地找到了自己的坐标，并对开放条件下的文学批评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创新，因此，他们当仁不让地成了新时期文学批评的主力军，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雷达、曾镇南、何西来等人；也许在内心深处，他们对市场经济的若干准则及其所造成的文学困惑还是有所保留，甚至与某些保守的老一代批评家保持了相同的立场，但从上来说，他们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还有一些青年批评家，他们试图借鉴市场经济的有利条件，充分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提出了“我所评论的就是我”。这批青年批评家充分地接受过学院化的西方文学批评策略之训练，又对传统文学批评之缺陷十分了解，同时，他们还与文学创作进行直接“对话”，从而使二者保持了“共振”，如陈思和、南帆、王晓明、白烨、吴俊等批评家，还有属于晚生代的批评家，他们在“影响”的焦虑中，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渴望重组文学批评的秩序；在知识经验方面，他们表现得更驳杂，充满了强烈的叛逆意识；所以。对文学批评，他们带有“舍我其谁”的气概，努力以自己的个性参与来引导、纠正，凸显本身的话语存在。市场经济给他们提供了最好的“条件”，他们也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才情。
二、批评立场的分化
在不断涌现的庞大的批评队伍中，他们的批评立场也发生了分化。，一些具有强大话语权的主流批评家，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主导性时，也努力融合了市场经济的正义性与合法性，深刻探讨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的“导航”作用。虽然过去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曾给文学创作带来很大的伤害，但他们认为，这并不是否定的理由，恰恰相反，面对着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价值迷失、道德沦丧等理由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仍然具有不菲的号召力和必要的主导性，因此，他们认可文学批评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坚守，认同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性，还自觉地“根除”了文学批评的庸俗性、战斗性和批判性，这既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也有利于健康的精神资源的传承。其次，文学批评为不同的利益团体代言，由于市场经济使不同的利益团体纷纷出现，他们为了主导话语权，从不同方面建立了自己的“代言”制度。因此，市场经济的利益杠杆不断地吸引、组合批评家，使之为自己的权力与利益服务，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话语诉求；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代言”也不乏一些批评家站在底层，为弱势群体说话。再则，一些批评家站在审美的立场，努力地使文学“纯粹”化，他们反对文学为政治、为金钱、为人情说话，主张批评“回到文学”，努力建构文学批评的独立性。言之，批评家经过不断的资源整合，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批评派别。他们并非有着统一的立场、标准宗旨，仅仅由于某些核心特征而被归类到某些派别{他们并没有什么严格的界限，成员之间也是互相交叉和重叠的，如作协派、学院派、媒体派；划分为精英派、大众派、民间派，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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