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以信息化为平台基层政府社会管理机制创新

更新时间:2024-02-27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要:近年来,上海市闵行区充分利用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的技术优势,有效整合了城市应急管理和社会综合治理各职能部门的资源和力量,构建了以城市管理、执法、服务为一体的城乡统筹、覆盖全区、联通共享的城市综合管理“大联动”信息平台。经过4年时间的试运转,“大联动”机制取得了突出的成效:辖区政府职能与社会公众需求的契合度不断提高,公民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意识和认同感明显增强,寓社会管理于公共服务的新型管理模式效果初显。闵行区“大联动”机制的探索实践为我国基层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其有益做法和先进经验值得总结和深思。
关键词:社会管理;信息化;政府公信力;服务型政府
1003-0751(2014)10-0072-05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公众的社会公共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公众要求政府的社会规制具有可预期性、透明性和回应性,期望政府提供系统化、制度性的公共服务,而不是临时性的、非经常性的、非规范性的、运动型的公共服务。①这意味着政府的社会管理模式要从“拾遗补漏型”向制度化转变,即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和体制安排来调节社会利益,反映社会诉求,回应与满足公众多层次的需要。基层政府既是上级政策的执行者,又是社会理由的直接感知者。基层政府通过不断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来满足多元化利益主体的不同需求,对于我国政府完善服务职能、夯实群众基础、提升治理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一、基层政府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的

理论基础与实践背景1.信息化时代的治理模式
信息系统几十年来一直是促成公共行政变革的重要因素。传统信息技术在公共部门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组织内部沟通中大规模地运用电子通讯方式,组织信息网络化的兴起以及对公众和其他社会组织提供电子服务,电子采购系统的发展,纸质档案系统向电子档案系统的演变等。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大潮的兴起,信息技术对公共行政的影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原来只处理办公程序到深度介入政府与社会和公民个人的关系,信息技术和电子政务成了当代公共服务系统现代化变革的中心。这一变革过程及其发生的思想基础称之为“数字化时代的治理”,它强调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在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中的重要性,这种治理模式不仅为公民参与社会管理过程提供了技术支持,而且成为政府与公民形成双向互动关系的基本形式。在此基础上,公民对政府组织表现出更多的信任,对公共决策展现出更大的拥护与合作的意愿,这种心理认同感与合作态度,正是当代基层政府社会管理的基石,也是推动社会治理和善治最
为重要的社会心理源泉。
2.基层政府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的内在逻辑
第一,多样化需求带来的适应性压力。满足转型期不同社会群体和组织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多样化需求,是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动力。此外,基层政府还面对着执行和上级政府意志、维护本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诸多任务。为了应对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和压力,创新成为基层政府社会管理的内在需要和增创改革发展优势的主要途径。基层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处于特殊地位,作为政策的执行者,它们对行政体制的结构、运转以及存在的理由较为熟悉和了解;另外,作为政府管理的末端机构,基层政府与不同社会群体、组织的接触更为直接和频繁,也更能理解社会需求的广度和深度。
第二,政府自我改革的需求。基层政府处于社会管理的“风口浪尖”,是社会理由最直接的感知者和回应者,尤其是在利益需求多元、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人口流动性加剧和社会异质化发展的背景下,不得不面对一系列棘手的社会矛盾和难题。“社会生活越是趋于活跃,基层政治就越显得重要。”②就社会管理而言,管理模式以及具体的管理策略对于实现管理职能尤其重要。基层政府处于科层体制的终端,制度改革的自主性相对较少,更多是在不转变组织结构的情况下通过精细化管理实现管理的目标。因此,社会管理机制创新既是回应社会的多样化需求,也是政府自我革新的需要。
第三,构建社会管理长效机制的要求。目前,我国许多基层社会理由的解决还停留在重事后弥补而疏事前预防的阶段,缺乏有效的监测体系和危机预警系统。在不转变现有政府组织科层结构的前提下,如何减少基层政府社会管理中的路径依赖,减轻制度“刚性”对于变动着的社会管理形态带来的阻碍,是现实中亟需解决的理由。注意事前预防,将社会管理的关口提前,健全社会监测预警体系,通过技术途径创新社会理由管理机制,使管理方式由以事后弥补为主转向事前预防和事后弥补并重,是降低社会风险和减少社会震荡成本的重要途径。
第四,政府决策科学化与合理化的需要。基层政府处于公共管理的最前沿,如何制定并有效执行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经济、社会、环境等理由的公共决策越来越考验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为此,“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更加广阔的知识储备”。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政策应体现民众的期望,让公众拥有社会事务管理上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没有民意就没有好的决策,而为公共决策反映民意拓展渠道,不仅要依靠集体行动的制度安排,还要依靠信息传播沟通技术的支撑。通过以信息化为平台的管理机制创新保证公民“知政”的权利,进一步拓展公民直接“参政”的通道,对于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合理化水平、有效防范社会摩擦和冲突具有重要的“安全阀”作用。

二、上海市闵行区社会管理创新——“大联动”机制

闵行区是上海市改革开放的缩影。从1990—2010年的20年间,闵行区的城市发展实现了“跳”,迅速跨越了郊县和城郊结合部阶段,进入“深度城市化”阶段:从仅有50万常住人口的传统乡村社会,发展成为拥有233万实有人口(其中,外地来沪人员超百万人、境外人员7万多人)的现代化新城区。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传统的社会管理理念策略和体制机制不适应性理由日益突出,为了有效解决上述理由,闵行区探索建立社会管理常态化机制,2010年4月成立了实体化运作的“大联动”中心。“大联动”机制实施4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运转过程中的经验做法值得深思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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