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道德和法律对于治理国家、建设社会都是很重要的手段，改善社会治理方式，要坚持依法治理更要强化道德约束。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来看，法治是标，德治是本。社会治理要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加强道德建设，这样才能使社会治理效果有更高层次的提升。
【关键词】道德 法律 法治 德治 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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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提出“改善社会治理方式”，深化社会治理方面改革，“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理由。”①在这里，提出了“法治保障”和“道德约束”的理由，认为要“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②但是，到底什么是标，什么是本？笔者拟从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来谈谈社会治理的治本与治标。
首先必须承认，道德和法律对于治理国家、建设社会都是很重要的手段，只偏执一方的思维方式肯定是不对的。“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推动的。”③“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推动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④如果有人说社会治理只靠道德而不要法律，这显然是错误的;但如果说只靠法律而不要道德，这显然也是错误的，“德治”和“法治”对于社会治理显然不是二者选一、二元对立的关系。但是，如果有人说“道德”和“法律”对于社会治理同等重要，是一半对一半的对等关系，笔者认为，这也是错误的，因为道德与法律本身不是并立对等的关系，而是本末关系，道德是本，法律是末。“德治”和“法治”在社会治理中是治本与治标的辩证关系，虽缺一不可，但有主次轻重之分。笔者认为，社会治理效果要想有更高层次的提升，需要在法律的基础上更加重视道德。
道德体系促使具有独立特质的“中华法系”形成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道德的产生是与人类社会同步的，而法律则是随着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纵观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原始社会没有现代作用上的法律，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的产生，最初的法律便出现了。法律的产生以利益多元化和利益冲突普遍化为条件;道德的产生则是以社会人际交往为条件，是经过历史沉淀来维系整个社会秩序而不只是国家政权的行为规范。道德永远伴随着人类社会而存在、变化和发展，是社会秩序的需要;但法律是国家产生后的政治现象，是国家政权的需要，随着未来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某些发展阶段，法律可以没有，但道德不可或缺。
从中国历史进程来看，完善的道德体系促使具有独立特质的“中华法系”⑤形成，并维持了古代社会上千年的超稳定结构和传统秩序。古代中国的法律条文远远没有今天之多，却能在社会生产力并不发达、民生条件远不如今天的情况下，靠道德体系维持集权体制下的社会秩序，巩固政治统治。相比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的政局动荡、政权更迭，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的政权更稳定，一般都能存在几百年。而且，即便改朝换代，重新颁布法律，但前朝的道德体系却作为社会治理手段承继下来了，就连元代的蒙古族和清朝的满族统治时也不得不学习汉人的社会“德治”模式。也许在有些人眼中，当时统治者的国家治理理念不如现代西方式的国家管理这么先进，但是在中华民族独特而丰富的道德文化体系中，有别于欧美法系的“中华法系”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⑥，保证了集权体制下社会秩序长期稳定和发展，并影响了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国家的法律体系。
道德是推动社会发展向上向善的价值规范
从引导社会未来发展的价值角度看，道德是推动社会发展向上向善的价值规范。据许慎《说文》解释：“德，升也。”可见，德的本义中包含着“向上”的内涵。⑦道德是社会中每一个价值主体向上的自我诉求;而法律是防止社会价值下滑到道德底线之下的保护手段，是针对公共道德底线划定的、阻止社会核心价值下滑的强制律令。向上的道德追求指向“善”，“止于至善”，向社会释放“正能量”，比如中华传统文化中提倡的“见贤思齐”、“人人皆可为尧舜”，就是鼓励人们不断加强自身德行修养，培养自己理想人格;而防止道德下滑的法律，为了“除恶”，保护每个人的基本权利，需要划出界限底线，明文规定众多具体的条文款项。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只强调“依法治国”，甚至把西方的法治模式当作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追求的目标，那实际上仅仅在追求社会道德的底线而已。如果过分强调“法无禁止即可为”，只要不犯法不进监狱即可，那么法治目标就会不自觉地把整个社会的目光导向道德底线，法治思维是一种守护价值底线的保底思维;而德治目标引导整个社会的目光向上看齐，追求真善美，释放正能量，德治思维则是一种弘扬理想价值的向上思维，这是两个不同的引导方向。如果所有家长和教师只有“法治”思维，在教育孩子和学生时叮嘱他们“只要不犯法就行，不管道德不道德”，可以想象，这个社会的治理会有多艰难。“见死不救”、“倒地不扶”、“包二奶、当小三，只要不犯重婚罪，谁奈我何？”等现象自然就会层出不穷。更值得注意的是，广大不懂法的普通老百姓有着“惹不起，躲得起”的朴素守法观念，还不敢轻易突破底线，但是有些懂法的律师们甚至法官们却是总能钻法律的空子，突破底线，连道德底线都保不住。所以，尽管我们确实需要法治，但是只靠法治思维来进行社会治理是远远不够的。
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道德来维持
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角度看，法律侧重于工具理性，道德则倾向于价值理性，二者不可分割。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道德来维持。法律本身是由人制定、参照和执行的工具，在制定法律时，必定蕴含了法律制定者的价值理性和道德理想，工具在设计制造和选择使用时都存在一个价值指向理由，都离不开价值理性。但任何工具都是一把“双刃剑”，因此我们不能贬低法律的作用，也不能认为它是万能的，“法律”本身是一个工具，其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都离不开价值理性。当法官和律师丧失道德约束时，再好的法律也会被他们变为“恶法”，再多的法律也难以约束他们。对于这一点，近些年中国政法系统出现的一系列违法犯罪的现实事件可以作为实证，难道国家政法高层、国家大法官和全国著名律师还不懂法？非也，是懂法者丢失了基本道德，不再敬畏“心中的道德律”。也许有人会说，这些人最终还是靠法律来制裁的。但前提是：最终审判制裁这些人的另一些法官和律师必须有道德、正义和良知，否则徇私枉法还会无限循环。
简论从道德与法律关系看社会治理
更新时间：2024-04-15
作者：用户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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