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 社会政策 利益集团 党派偏见 极化
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用以描述“市场社会的私域和立宪国家的公域两者间的”FranzXer Kaufmann， John H Veit Wilson and Thomas SkeltonRobinson， European Founda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New York ： Berghahn Books， 2012， p.148.，但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和政经体制下不尽相同，无论是在“行动”层面还是“研究”层面，都具有很大的“开放性”， 参见杨伟民《社会政策研究的开放性和挑战性》，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黄晨熹《社会政策概念辨析》，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4期。如19世纪末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Adolph Wagner）将社会政策定义为“通过立法的力量来克服分配过程中存在的缺陷” FranzXer Kaufmann， John H Veit Wilson and Thomas Skelton-Robinson， European Founda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p.151.；晚近美国的社会福利学者米奇利和利弗摩尔把社会政策定义为“影响人们福祉的政府项目、政策”，如提供满足弱势群体需求的服务，借助社会保险或税收体系维持特殊人群的生计，制约污染，提高儿童受教育机会等等，旨在“提升社会福祉的环境” James Midgley and Michelle Livermore，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olicy，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9， pp.5-6.。可以发现，无论是定义还是实践，社会政策始终围绕着社会福祉（social wellbeing）和政府干预（government intervention）两个方面展开，并且对二者及其关系的界定和构建，带有浓重的“政治”意涵——在事实上这也是一个政治过程，反映了一国社会政策的性质和形态。
在美国，联邦政府的社会政策是其国内政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相关议题长期以来则一直搅动着美国社会的神经，构造着联邦体制、三权制衡以及政党政治内部的张力。现任奥巴马政府自2009年初上台执政以来，将社会政策作为实现其“变革”（Change）与“前进”（Forward）的政治承诺的重要内容， “变革”（Change）与“前进”（Forward）分别是奥巴马2008年竞选总统和2012年竞选连任的口号。先后在多个政策议题上发力。比如，将改革医疗保险作为其第一个任期重要的国内政策举措，尽管纵横捭阖之后终于有所突破，但“余震”频频；2013年第二个任期开始后，又将加强械管控提上政策议程积极加以推动，但却遭遇了很大挫折。 2013年4月17日，参议院对奥巴马政府和党提出的有关禁止攻击性武器、禁止大容量弹夹以及两党协商达成的关于扩大购者背景审查的一揽子加强械管控的提案进行，按照两党约定以60票为通过门槛（以避开后续辩论中出现阻挠议事的filibuster），结果均没有能获得足够的支持，奥巴马政府的“控”努力遭遇重大挫折。参见Jonathan Weian， “Senate Blocks Drive for Gun Control，” nytimes.com， April 17， 2013， URL： http：///2013/04/18/us/politics/senate-obama-gun-control.html？emc=na&_r=0&pagewanted=all&_r=0。反观这两项重要社会政策的创制过程，它们在美国国内引发的纷争可谓巨大，社会中支持与反对的力量各持己见针锋相对；总统、国会及两党，乃至联邦最高法院都被各方诉求和压力所包围；两党之间、总统与国会之间，以及参众两院之间，在政治理念与政策取向上歧见重重，互不妥协。
联邦政府的社会政策立法如此艰难波折并非一时偶然。考察相关社会政策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社会政策立法在美国政治中始终面对着困局。究其理由，作者认为主要导源于相互影响的三个方面：① 社会政策的“政府干预”属性在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始终构造着张力，构成了对社会政策立法的阻力；并且由于意识形态纷争而导致社会与政治中出现“裂痕”，又进一步不利于社会政策立法。② 具体社会政策的“管制”（regulative）或“再分配”（redistributive）功能直接影响到相关群体的既有利益（经济性的或权利性的），因而不可避开会遭到来自“失利”群体的反对，进而通过各种方式阻击社会政策立法。③ 美国政治运作的现实——日益加深的党派偏见（partisanship）、政治杯葛（boycott）以至政党极化（polarization），影响巨大的利益集团游说（lobbying），增加了社会政策立法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此，下文将结合医疗保险（简称“医保”）和械管控（简称“控”）这两项社会政策立法，从政治意识形态及其影响下的政治运作这两大方面来加以阐述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