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儿童的文学”:儿童文学的性质与诠释中的儿童观
世界各国的儿童文学观与儿童观之间都有着深刻的联系,中国的儿童文学观与儿童观因为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而呈现特殊的发展性状。近代中国“西风东渐”,开始吸纳西方儿童观的影响,五四运动前后开始发端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直接肇始于外国儿童文学翻译潮流,将“本位的儿童文学”作为了起点。1919年,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访问中国,带来了“在整个教育中,儿童是起点,是中心,而且是目的”的教育思想,这一理论极大地影响了“五四”时期的中国小学教育界及儿童文学领域,周作人、郑振铎等就明确将儿童文学定义为“以儿童本位的,儿童所喜爱所能看的文学”,认为儿童文学应当“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儿童本位主义的儿童文学观包含对封建主义儿童观教育观的反叛与否定,在现代儿童文学诞生的特定历史时期具有积极进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在左翼社会思潮的牵引下,中国儿童文学跟随中国现代文学主潮转向了“现实主义”和“教育主义”方向。1949年新中国建国后,以政治思想及品德教育为核心的、“教育的”儿童文学观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具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由鲁兵1962年提出,20年后的1982年,鲁兵仍以这一表述作为书名出版了专著,并在卷首篇中开宗明义地论述了童文学作为教育工具的实质。20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社会变革带来的思想转变,儿童文学界已有了向文学主体回归的讨论,儿童文学被定义为“适合于各年龄阶段儿童的心理特点、审美要求以及接受能力的,有助于他们健康成长的文学”,在注重儿童文学读者的特殊性及其文学属性的同时,曹文轩等作家致力于倡导儿童文学“塑造民族未来性格”责任与使命,可以说是在更高的上诠释了儿童文学的教育性。进入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开始逐步呈现出教育与娱乐、文学与文化、艺术与技术、商业与产业的多元发展格局,而儿童文学要“推动儿童的精神成长”、“为儿童打下良好的人性基础”仍然是被广泛认同和接受的观念,“教育”仍然牢固地植入儿童文学包括创作、研究、推广、应用的各个领域并发挥着至为关键的作用。纵观中国儿童文学观的历史变迁,与西方儿童文学20世纪中期逐渐弱化教育与训导目的趋向不同,‘教育’一直是中国儿童文学观的中心构成与影响因子,是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基本而核心的元素。“教育”在中国儿童文学性质、地位与上的主导,与儿童文学题材主题的紧密结合,对中国儿童文学内容、形式的潜在制约,贯穿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现实,未来还会存续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教育”在中国儿童文学观中的这种绝对“权重”,与中国数千年传统中“教育的”儿童观息息相关,也与中国几千年的文学教化传统相呼应。在“儿童被教育”的前提下,为儿童专门创作的儿童文学当然应该具有教育性,儿童文学工作者关注的只是“教育什么”和“怎样教育”,比如是“道德教育”“情感和心理教育”还是“审美教育”,以及如何让儿童文学的教育“符合儿童身心发展欣赏趣味”、“寓教于乐”等。
20世纪90年代前后,世界范围内历史学、人类文化学、儿童学、儿童发展心理学等学科视阈的打开与交叉互动,国外的儿童文学界已然认识到,以人类童年期重新定义的儿童已不再被简单置于接受教育的地位,伴随对儿童与成人各自独立、彼此平等概念的更为深广的理解与阐释,现在的作家们已经“从长期的探索和错误中认识到”,“为儿童写作并不是把成人的思想、信条强加给儿童”,儿童文学创作“有待儿童的任意选择”,“其内容和结构应符合并激发儿童的兴趣”,儿童文学作者“应持有与儿童共鸣的思想和心绪”。与世界同步接轨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受此启发也开始深入探讨赋予儿童文学教育内涵的必要性、程度与效能。终将认识到,儿童文学应该从性质与上回归文学本体,儿童文学不必把教育儿童当作首要的责任与义务,而应更多承担陪伴儿童成长、慰藉儿童心灵的使命。只有更多地卸下了那些道德、思想、人生观的教育负载,儿童文学最有价值的游戏精神和想象力才有可能获得更大能量的释放,作家创作才有可能赢得追求独立个性、创造性与诤性的更大空间,中国儿童文学也才能真正反映记录时代民族儿童体验与童年印象的精神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