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每一个文明社会的物质生活的，是“市场”，它从来没有消失过，至少，在过去的五千年里或是一万年里是如此。理由的始终是：市场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由的？
市场的自由程度，依赖于市场参与者们的责任。这是关于市场自由的一项基本原理，它最初由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思想领袖奈特（Frank Knight）提出。在奈特的许多杰出弟子当中，阿罗（Kenneth Arrow）或许是唯一始终认真对待了奈特提出的这一基本原理的人。例如，阿罗在1970年代初期的一篇论文里（发表于《哲学与公共政策》杂志），以类似“不可能性定理”的方式再次阐述了这一原理——“当市场将它的运转环境纳入市场的时候，它不可能是有效率的。”奈特在1940年代初期（发表于《学》杂志）阐述的这一基本原理，其实比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更深刻。对奈特而言，市场自由（注意，效率只是市场自由的主要后果之一）要求市场以外的社会生活不服从市场规则。他强调指出了哪怕是“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的两类不良后果：（1）在自由市场里通行的“消费者至上”（consumer sovereignty）原则对大众的腐蚀作用几乎不可避开地导致文明生活的衰败；（2）在自由市场里通行的“交易正当性”（commutative justice）原则导致经济权力在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几乎不可避开的两极化趋势，最终可使自由完全消失。
阿罗所说的市场环境，就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支撑系统”——法律、审计、会计以及信用评估与监督的其它手段。例如，对中国的“非国有”经济而言，以及对西方社会在近代以前的“私人经济”而言，基于亲缘关系和传统习俗的信用评估和监督手段特别。一般而言，巴泽尔（Yoram Barzel）将交易参与者们可利用的监督方式划分为三类：（1）依赖于每一参与者的道德自律的“第一方监督”；（2）依赖于参与者相互之间威胁能力的“第二方监督”；（3）依赖于不参与交易的公正旁观者维持正义的能力的“第三方监督”。
在真实世界里，任何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总是上列三类监督方式的某种混合。对新古典主义的产权学派而言，最关键的经济学理由其实是制度经济学理由——即寻求这三类监督方式的“最优”（成本最小的）混合从而实现经济效率。被卷入所谓“金融海啸”的自由市场的困境，归根结底，导源于下列三项因素的联合作用：（1）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生的西方人的核心价值观，自1960年代以后，发生了极大转变，其中最的转变是由“价值多元化”转变而来的“价值相对主义”的人生态度取代了由“上帝的律令”转变而来的“古典价值观”指导下的人生态度，从而导致了行为主体的责任的衰落；（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指导西方金融秩序的建构的关于自由市场的基本信念——这一信念的核心被称为“个人主义”（有责任感的个人及其财产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基于这一基本信念而产生的上列三类监督方式的混合体系，始终没有发生重大转变；（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伴工业和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而发生的信用监督的“抽象化”过程——从而使信用关系可在完全陌生的情境内被创造出来，使市场参与者们相互之间的不断延长的信用关系链条所涉及的真实情境迅速地复杂化，以致对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的估计最终超出任何人脑或电脑的理解能力。
西方社会怎样走出这一次金融危机？上述的理论，逻辑地意味着下列三种可能性：（1）由于道德自律力量普遍减弱从而使得“第一方监督”成本太高，最直接的救助办法是依靠“政府力量”。但作为“第三方监督”的一种手段，与“家族”和“黑帮”这两种常见的第三方监督手段相比，“政府”的成本很可能更高，除非长远而言政府规模受到民众的理性共识的制约——假如“法治”和“政治”不被损害到无法挽回的程度的话；（2）假如基于理性共识所允许的政府力量不足以救助危机，那么，信用关系的复杂程度就应极大地降低。这意味着，“金融深化”的比率，例如，从四倍以上降至两倍以下。后者当然意味着（假设国民生产总值不变）资本市场的总市值下降百分之五十或更多；（3）更长期而言，市场的全球化其实要求市场参与者们具有更高级的责任。否则，良序几乎不可避开地会消失。个人对他人的责任感（这是责任得以发生的基础），密切地依赖于教育——家庭的、学校的、以及职业的。长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教育理由的求解及历次教育改革的尝试，均未见成功。
以上分析表明，让返回奈特的思想传统，对奈特而言，一个文明可能达到的文明水平，如果没有外力的干扰，将完全取决于生活在这一文明当中的民众基于自由讨论和基于自由讨论所达成的理性共识（以及这一共识所导致的法律和政府）可能达到的智性水平与道德水平。因为，在市场之外，根据阿罗的看法——作为市场的运转环境，决定了市场的自由程度的最的因素，是人的良知（consciousness）。所谓“良知”，在西方思想传统里，就是阿伦特（Hannah Arendt）阐释的作为“公共感觉”的常识——sensus commus，即“常识”这一语词的英文“common sense”的拉丁文涵义，它指的是五种私人感觉之外的公共感觉。当民众丧失了公共感觉的时候，古典上的政治生活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仅仅是“权术”——每一个人都以他人为手段从而全体陷入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在这样的阐释之内，常识与良知有了非常接近的涵义。
西方的危机，按照贝尔（Daniel Bell）的看法，始自1960年代。那时的社会动荡反映了这样一种精神状况：源于宗教生活的自律精神逐渐弱化，被源于市场生活的攫取精神取代，这两种精神力量的竞争，在1960年代达到某一关键性的阈值，使前者彻底瓦解，从而制约人们行为的道德底线，战后出生的西方人社会生活的主角而终于消失了。早在“安然”和“长期资本”这样的金融丑闻之前，发生在白宫里的性丑闻已经意味着道德底线的最终消失。只要对而言不再有什么事情是真正严肃的，那么，对这一生活在“虚无主义”之内的人群而言，就不会再有健康的或良序的社会生活。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预言了这一命运，只不过，当时它还仅仅是西方的命运。
中国仍有健康的自由主义，因为，，中国自由主义是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改革的思想传统的一。那时的改革者们，著名者如梁启超，者如张之洞，已经注意到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端，也因此而有关于“中体西用”之论战。其次，上世纪末叶以来，中国自由主义者不断深入地反思中国社会以往改革的利弊及其根源，已经注意到“师法欧美”之思路的重大缺陷。第三，人类对自由的追求是永恒的，尤其是当中国民众迅速地超越了“温饱阶段”的时候。在这一上，总“普世价值”——因为它植根于哺乳动物普遍具有的情感生活，只不过，诸如“尊重生命”和“追求自由”这样的普世价值在每一特定文化之内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所谓“政治智慧”，永远意味着在特定文化和特定历史情境内寻求这样的普世价值的本土表达方式的能力。
最后，20世纪初期的“洋务运动”，之所以有“师法欧美”之思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改革者们太缺少“市场化”制度变革的案例所致。应当承认，凡制度变革，都因社会生活的极端复杂性而含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关于“复杂过程”，知道的唯一的原理——或许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是最初正式提出了这一原理的人——就是“不可能预先知道这一过程可能产生的全部后果”。因此，为降低不确定性，中国人参观西方人的社会变革实验，犹如西方人也参观中国人的社会变革实验一样。今天，关于市场化的制度变革，中国人有了远比一百年前丰富得多的本土经验，他们当然还要借鉴西方人的经验，但他们应如一百年前中国改革的先驱者那样，以批判的目光审视一切经验，西方的或中国的。
浅议良序，责任，以及市场经济前提
更新时间：2024-02-20
作者：用户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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