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群众史观；演进逻辑；群众路线；当代启迪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4）07-0039-07
群众史观无论是其理论作用还是实践作用都是划时代的，继人成为自己理性的主人之后，它进一步将人变成了历史的主人，包括自己的历史，也包括人类的历史，包括伟人，亦包括群众。“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 [1]（ P249）每个人都创造着自己的历史，而每个个人的历史的总和就是人类的历史。由此，历史的主人既走下了神坛，也未堕入凡尘，而是成为了有主体性的现实的人。人类历史也首次展开了波澜壮阔的自觉的为自身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奋斗，历史反对精英崇拜，也拒绝民粹信仰，劳动群众在抗争中发生质变，掌握社会运动规律，从而为社会发展“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2]（P101）。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的助手变成“掘墓人”，从资产阶级利益的附庸者变成自己利益的代言人，进而成为了人类利益的搏取者。群众史观将无产阶级从自发的斗争唤醒到自觉的斗争，引导着无产阶级的革命，同时也教会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尊重群众历史的主人地位，发扬其主体性，依靠其组织性、利用其广泛性、发掘其先进性的群众工作方式，开辟出了群众路线的光辉实践。
一、群众史观的逻辑大前提
“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以科学的实践观为逻辑出发点，派生出两个支脉：一是历史发展规律性的原理，二是群众史观。从这个作用上说，群众史观是唯物史观的两大基本支柱之一。”[3]毫无疑问，对群众史观逻辑的分析只有也必须在唯物史观中群众史观的演进逻辑及其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启迪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808s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去考察，唯物史观的逻辑前提即是群众史观的逻辑大前提。一方面群众史观必定伴随唯物史观的发展成熟而不断丰满，也会随着群众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充实；另一方面，伴随着唯物史观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群众为何以及如何成为历史的主人亦得到回答。由此方可确定群众史观的内涵和群众工作的指向，从而还原出群众路线的清晰图景。而解开此结的钥匙便是唯物史观也是群众史观的逻辑前提：人成为现实的人，社会成为现实的社会。首先，群众史观通过完成现实的人的回归，为历史寻回主体，实现了群众需求、劳动、交往三重类特质的揭示，从而为群众史观确立了其历史向度——历史如何被创造。
“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一切政治、经济、社会理由分析的前提，其对群众的分析也属于对“现实的人”的分析。扬弃黑格尔“自我意识”和费尔巴哈爱的宗教，马克思主义以具有能动性的社会的人作为自己的基点，以此关照人类历史的发展，确立了劳动群众的需要、劳动和交往三重类的特质在历史发展中的原动力作用。
“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离不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4]（P153）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历史过程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所决定的”[5]（P307），而非所谓的“贤人”“贵人”，历史伟人只有身处大众才能戴上其作为人的光环，历史罪人即使再远离群众也免不了尘世的审判。“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6]（ P130）马克思认为，“需求”是物质生活生产因而也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原初动力，“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4]（P158）。劳动群众正是在不断地满足自身需求的过程中，创造着自己的历史，由此汇集成人类历史的长河。有需求就必定有劳动，有生产实践。“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而这个基础便是劳动，人也只有在劳动中才能确立自己的类本质，在对象化地“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4]（P157）。“只有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7]（P30），进而确立人“社会关系总和”的社会性本质。生产产生交往，而交往同样推动生产，“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7]（P51），可以说，劳动群众的交往史便是生产史，便是人类历史。
其次，通过完成现实的社会的回归，为历史寻回空间，实现了群众创造历史可能性与必要性的确证，为群众史观确立了其未来向度——历史如何去创造。
马克思主义现实社会的回归是通过对现实社会的剖析和批判，并将这种剖析和批判带进劳动群众意识来完成的。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尚未有对社会如此透骨的分析，即使有也未必能站在最广大社会财富直接创造者——劳动群众的立场上。马克思主义为群众展现了一个“异化”的社会：主人被奴役、产品被剥夺、资料被占有、权利被窃取……，从而以对颠倒的社会关系的批判唤醒了劳动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自觉。
马克思确证了“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 [8]（P250），社会回归现实，从而使在思辨中头足倒置的关系得到逆转。只要社会回到现实，它便被置于群众生产劳动和交往的影响之下，而“工人阶级对压迫他们的周围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令人震撼的努力，……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一席之地。”[9]（P590）群众创造历史的可能性由此便被发现。同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揭露了现行国家制度只是私有财产的国家制度的现实，劳动群众作为财富的生产者，却不能享有自己的成果。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真实地描绘了工人阶级艰辛劳作和窘迫的辛酸境遇。在《关于森林盗窃法的辩论》中，也透露出了马克思对底层群众的莫大同情。通过一个“异化”社会的展现，群众再造历史的必要性也被证明了。人成为现实的人和社会成为现实的社会是相伴而生的。把现实的人置于现实的社会的交往中才能映照出人的现实本质、现实能力和现实需求，也才能察明人所赖以存活发展的现实社会场域对人的支撑和决定作用。只有现实的人实现了自发到自觉的转变，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才能在现实社会中展开，“只有当工人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10]（P10）。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伴随着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批判的完成而确立的，而由此确立的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就是群众史观的主体和空间，而将之置于历史运转之中，便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时间、空间和主体的有机统一。所以，群众路线的实践活动也只能以各地区群众为基础，立足当时、当地的现实条件而展开，做到各地有特色，各区有亮点。
二、群众史观的逻辑小前提
群众史观除了以唯物史观的逻辑前提为其大前提外，它还有着自己的小前提：唯物主义地定位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当人成为现实的人，社会也成为现实的社会时，历史发展便成为了“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受一般内在规律的支配”[9]（P25）。由此，在一切都已“注定”的社会历史中，如何定位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便被提出，这也是群众史观要深入展开必须首先确立的前提。列宁认为：“历史必定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有学者总结道：“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在对待个人的历史作用这一理由上的分歧，并不在于是否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在于如何评价个人作用的性质，特别是如何评价杰出人物及其活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11]与唯心的英雄史观划清界限，将每个个人都纳入现实社会生产和交往中，并以此定位历史个人才是唯物主义的。恩格斯的“合力论”对个人历史作用做了清晰而形象的阐释，历史便是无数单个的意志归结为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可见群众史观的演进逻辑及其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启迪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808s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只要是历史的参与者，无论伟大与否、仁慈与否、明智与否，都是一个原子，其作用的大小和方向必须和最广大劳动群众之力求和，才能确证其价值。与劳动群众之力求和的过程就是个人历史作用接受检验的过程。在群众和历史必定面前，所有之力，包括伟人之力，也必须服从“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法则，只有那些与人民群众保持一致的历史人物，才能构成“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9]（P255）。同时，“个人的发展是由阶级决定的，他们隶属于阶级”[7]（P62），所以即使要把握领袖在历史事件动机中的动机，也只能在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去寻找。正如恩格斯所言， “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民族，并且在每个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 [9]（P255）马克思主义一贯认为，历史人物的出现与被替代也只是必定与偶然的统一，这也正是群众史观逻辑小前提的映证，说明践行群众路线可以也需要依靠精英，但更应拒斥个人崇拜。
三、群众史观的结论——内容逻辑演进
“因为辩证法突破了形式逻辑的狭隘界限，所以它包含着更广泛的世界观的萌芽。”[10]（P513）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无疑是其辩证法将现实世界在思维领域秩序化的产物，从某种程度上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即是其世界观。“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2]（P43）因而，群众史观的演进历程也就是其本身的展现，而且是动态的、与时俱进的展现。群众史观的逻辑演进也就是其历史本身最好的说明，其演进趋势也正是群众路线实践活动所应把握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产生是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运用的产物，社会历史的演进过程就是其自身不断否定自身、扬弃自身的辩证发展过程。同样，群众史观也经历着一个辩证演进的历程。伴随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实践的深入、革命任务的转变以及革命导师思想的成熟，群众史观也经历了与时俱进的扬弃。当然，群众史观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其核心和精髓——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是始终如一的。正如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2]（P1031）群众史观是一个丰富的体系，本文将选取群众本质、群众价值、群众解放、群众作用、群众范围、群众关系以及群众历史七个维度对其逻辑演进进行阐释。
(一)群众本质：“精神-人-类”的逻辑演进。
马克思主义对人本质的认识体现为由精神到现实个人再到类的逻辑，群众是人类社会主体的绝大部分，因而也可视之为群众本质认识逻辑演变。恩格斯曾说，他们自己经历了由“青年黑格尔派”到“费尔巴哈派”，最后到历史唯物主义派的两次转变，从中不难发现贯穿其中的主线便是对历史主体即人的认识的转变：从受教育时期的“自我意识”到批判“唯一者”，进而再到“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9]（P228），最后到现实的人和“类存在物”。在《神圣家族》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对人本质的认识已经定型，尤其是在作为“新的世界观的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阐发了马克思对人作为类的本质的认识。作为类，群众首先不是“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的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4]（P153），因而也是现实的人，同时才是有别于动物的有更高需求（“美”的需求）并且能劳动的实践人。而群众的类本质正是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证明，“生产是人能动的类生活”[4]（P57）。由此，群众的本质力量是其作为类的力量，而群众的实践成果也是其作为类的成果，以“交往”的视角考察历史便是世界史，而以“类”的视角考察历史便是人类史，而非任何神创史、英雄史。如果说由精神到现实人的逻辑可以揭示历史的来路，那么由现实的人到作为类的人则更好地为群众史观提供了一个创造（转变）历史的未来指向。
(二)群众范围：“无产阶级-革命阶级-工农联盟”的逻辑演进。
在“合力论”的框架下，推动社会历史进步合力的背后是无数个个体的力与无数个“平行四边形”。而“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13]（P151），对历史的解释仅有“合力论”必定是苍白而空洞的，还需要“动力论”才是生动而充实的，群众的范围的理论则是对该理由的解答，即在群众合力中哪些力是主要的、哪些力是次要的、哪些力是需要引导的、哪些力是要克服的。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始终是最革命的群体，也是最先得到革命导师同情与关注的群体。随着斗争的深入，马克思、恩格斯关注到更多的群体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或被动地或投机地，均卷入到革命的风潮中来，因此一切革命的阶级的联盟，即使是在特定阶段和特定条件下，也作为群众而出现。而在这一切革命阶级的联盟中，工农联盟却是牢固的动力，也是各国革命导师最关注的联盟，这也在俄国或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得到了正反两方面极为有力的证实。从“无产阶级-革命阶级-工农联盟”的逻辑演进中，不是利用一个而抛弃另一个，而是辩证地继承，自始至终都凸显着无产阶级的中心地位与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这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有着极强的现实作用。在革命导师的年代，“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2]（P269）。但无产阶级的中心地位亦不排斥其它阶级在历史中的作用，“真正的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城市贫民”[14]（P220）。列宁对此解释道，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把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确定的成分联为一体”[15]（P636），并且重申马克思“最重视的是工人阶级英勇地奋不顾身地积极地创造世界历史”[15]（P707）。马克思还明确指出其它阶级要进入无产阶级队伍的条件：“维护的不是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他们将来的利益”，“抛弃他们原来的观点，而接受无产阶级的观点。”[16]（P447）关于工农联盟，恩格斯在《法德农民理由》中提出：“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17]（P566）列宁也认为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力量”，而革命的最终结果也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 [15]（P617）。除此之外，列宁在革命时期如何引导农民、建设时期如何关注农民利益也做过大量详细的论述，成为注重农民利益的典范。
(三)群众解放：“意识解放—政治解放—人类解放”的逻辑演进。
人的解放首先是思想的解放，是对个人身份的意识，是“阶级意识”的觉醒，这也是政治解放的前提。马克思在《论犹太人理由》中抨击了人的解放是宗教解放的论断，提出政治解放进而实现人类解放的思想。从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来看，任何时候群众的思想解放都是一以贯之的任务，而政治解放以此为前提，人类的解放更是任重而道远，三者有层次之差、先后之别。历史的发展虽然超出了马恩的预期，但这一解放进路确是群众自身发展的应有追求。“意识解放—政治解放—人类解放”的演进逻辑，展现了人类历史过程与目的的统一、它继承过去，更指向未来，而非可以明确隔断的阶段。
“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18]（P189）因此，群众只有首先意识到自己作为“类”的本质与力量，才能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为政治解放而斗争，而同时政治解放也会促使群众意识的解放，列宁说的“革命每向前发展一步都能够唤醒群众”[15]（P563）正是此意。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群众作为类的解放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真正实现：“一方面，任何人都不能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存活的必要条件中把所应承担的部分推给别人；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10]（P681），如此，劳动群众在生产劳动中最终全面而自由地发展自身。(四)群众形态：“自发—自觉—自为”的逻辑演进。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既是事实的陈述也是价值的判断。作为事实陈述，它指向的是历史的向度，而作为价值的判断，它更多地指向未来的向度。劳动群众虽然创造着历史，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历史都是群众不自觉创造的，即社会发展是真正作用上自然历史的过程，只是在群众意识到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时群众史观的演进逻辑及其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启迪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808so.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群众才转为自觉。然而历史发展终究是受规律支配的，所以在自觉基础上有所为而有所不为、这样为而不是那样为便是在“决定论”的框架下存在的。作为历史向度的“自发—自觉”表明了历史的来路，而作为未来向度的“自觉—自为”，关涉的则是群众路线在新形势下如何实践的理由。马克思认为，文明只是在发展到作为私有制“顶点”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群众的历史创造过程才显现出自觉的特征，才出现积极为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作斗争的人民群众，“整个历史进程—指重大事件—到现在为止都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19]（P405），即在“此”之前，群众创造历史只是事实的存在。需要强调的是，群众的自觉性也并非完全靠其自发产生，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其他革命阶级均如此，自觉的历史活动家是革命本身的产物，其自觉意识的形成也是需要引导的，尤其对被视为工人阶级最亲密的战友农民而言，列宁认为他们很多还是“散漫”的，应主动使其明白“社会党人是些什么”、“应该在农村里怎样活动来帮助社会党人为人民争取幸福”[20]（P391）。因为在“决定论”中，历史进程受着一般规律的支配，群众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所以，当历史背后的规律“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 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21]（P245）时，群众才由必定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因而也才成为自为的群众。
(五)群众作用：“劳动—革命—建设”的逻辑演进。
群众作用的逻辑演变折射出了明显的时代气息。正如上文所言，在相当长的历史中，人民群众都是作为劳动者不自觉地用劳动创造着历史。而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以后较长的时期内，群众的阶级意识觉醒，工人阶级破坏工厂、罢工、起义，被压迫民族爆发大规模民族解放运动，人民群众对历史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同时劳动作为其基础性作用依旧存在，只是劳动本身也发生了质的转变；从民族解放运动基本完成至今，除了极少数动荡国家和地区外，人民群众则更多发挥的是建设功能。从某种程度上说，建设亦是劳动，亦是革命，是在新条件下对劳动与革命的继承和发扬。当然，随着发展桎梏的明显，此种逻辑的循环再现也是必定的。斯大林直截了当地认为：“社会发展史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力量，生产社会存活必需的物质资料的劳动群众的历史。”[22]（P181）换言之，社会历史也就是劳动群众的生产史，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个人体能和智能的生产以及人口生产的总和。而当历史进入到资本主义，“劳动所产生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个异己的存在物”[4]（P51）而展现出来，劳动的异化成为这一阶段劳动群众革命作用发挥的现实必要性之一。由此，“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只有完全消灭阶级、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才能解放自己”[10]（P724）。而在革命之后，劳动群众的任务便是“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4]（P116），这是马恩在《宣言》中做的理论预设，也在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到回应，他提出：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23]（P490）。将其置于当今，发展生产无论是对革命后的民族还是对未革命的民族来说，都是其首要任务，群众路线实践也要服从于此。
(六)群众关系：“联盟—先锋—公仆”的逻辑演进。
正如群众有着阶级的划分，群众也有着先进与后进的差别。从经典作家对此理由论述的历程不难发现，伴随革命中心的转移和革命环境的变化，以及革命任务的转变，关于群众内部关系的思想也愈加深刻，寓意长远。革命导师们一直坚持着如下原则：首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应坚持的最大化原则，所以最重要的便是形成革命和建设的联盟；其次，在工农联盟为主导的群众中，唯有可以担当革命先锋队的无产阶级政党确立其领导地位，无产阶级才成为可能；最后，无产阶级政党有别于任何过去的领导力量，他们只有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无自己的利益。由此，一条“联盟—先锋—公仆”的逻辑链条便由浅入深清晰地展现出来。列宁对工人阶级何以能担当以及如何担当此先锋队有过深刻的论述。他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政党，即，才是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13]（P474），以此抵制其它各阶级的动摇性、狭隘性甚至恶习，并且通过工人阶级实现对全体劳动群众的领导，而这种领导地位正是需要“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23]（P835）来保障的。尤其在建设时期，列宁提出“我们需要的是新型的党”即“能够经常同群众保持真正的联系的党”[24]（P225），他将先锋队比作群众中的沧海一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13]（P646）。为此，列宁还提出“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13]（P587），并且“不仅受党的‘上层’的监督和领导， 而且受党的‘下层’，受全体加入党的有组织的个人的监督和领导”[15]（P678），以保证党的先进性。可见，先锋队思想和公仆思想可以说一直都是革命导师群众工作的指南，也应成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标杆。
(七)群众历史：“个体史—集体史—个人史”的逻辑演进。
总体而言，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始终是无数“平行四边形”合力的结果，然而，历史也因群众的自觉程度而呈现不同特征。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中，群众是作为一个阶级而觉醒的，群众从不自觉的历史创造者逐渐变为自觉的历史创造者，从落后生产力条件下的生产力积累者与生产关系维持者到发达生产力条件下的生产力突破者与生产关系改造者，从以个人为单位作用于历史到以阶级或阶级联盟作用于历史，历史也由每个个体历史的总和变为集体行动的结果，由“个体史”到“集体史”。而伴随历史的发展和群众的解放，作为对“个体史”到“集体史”的扬弃，历史又终将变为“个人史”，以对个人在历史中作用和利益的尊重为原则，以人类最大多数人共同的社会理想为目标，以个人智力和能力的全面发展为条件，以对足够的自由时间的支配为手段，从而以“个人史”为文字书写人类史。马克思认为，历史直到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都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不是“按共同的意志”，也不是“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9]（P649），历史始终是受经济必定性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而在此后，“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追逐他们所预期的结果，开始“从必定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征程[21]（P245）。所以，最终“历史只不过是追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P118）。历史由“个体史—集体史—个人史”的逻辑演进实质是“合力史”的演进，是对群众在历史中作用关注视角的转换，更是对个人作为历史主体的主体价值的关注，立足现在，也面向未来。
四、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启迪
群众史观的演进逻辑及其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启迪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808so.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 群众史观和群众工作分别是群众路线的灵魂和躯体。前者既以其历史向度充分证实劳动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人地位，又以其未来向度科学规划劳动群众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发挥，进而指导群众工作立足当前以劳动群众根本利益为中心而展开。群众路线自其产生，便启迪人们以人为本、尊重群众利益、发挥群众主体性等。笔者认为，群众史观的内在逻辑演进对当今改革发展至少有四点重要启迪。其一，群众史观的教育是落实群众路线之首要，育上而为“公仆”，育下而为“公民”，高下相倾，前后相随，方能为治。就“上”而言，此为群众路线之供给。群众史观“联盟—先锋—公仆”的演进逻辑要求党员干部一方面必须具备“先锋”之能力，不断提升决策与行政能力，另一方面必须树立先锋意识，敢于创新闯新路。不可否认，当前科学决策与行政的意识与能力欠缺依旧是干部素质中较严重的理由，对项目科学评估与全面规划的缺失致使初衷与结果南辕北辙，政策执行畏于种种羁绊致使结果事倍功半，甚至伤财劳民，诸如此类事件屡见不鲜。同时，该逻辑更要求党员干部树立公仆意识，以服务者姿态走进群众，问其所需、答其所疑、遣其所忧、助其所难，还要向群众学所不及，正如列宁对党员干部提出的任务那样，“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15]（P786）。总之，就“上”而言，必须打造一支坚定的干部“公仆”队伍。
就“下”而言，此为群众路线之需求。群众史观“自发—自觉—自为”的演进逻辑，说明必须帮其明确自身在历史中的主人定位，从而将群众培养成既有政治参与积极性又有一定政治参与能力的公民，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奠定群众之基。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利益表达，是对群众路线的需求，而公民有效的政治参与则是公共决策科学化的重要条件。因此，既要从群众政群众史观的演进逻辑及其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启迪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808s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治参与意识上进行教育，也要从其参与能力上进行培养。
如以“育上”喻“利犁”，则“育下”为“沃土”，两者结合的耕耘才会使历史结出前进之果。
其二，群众史观 “无产阶级—革命阶级—工农联盟”的逻辑演进可以说是改革发展中尤应以工农利益为重命题的再次重申。工农历来都是劳动群众的绝对主体，也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奠基人。近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与民族解放史也进一步证明了工农联盟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巨大能量。改革发展过程中，必须协调各方社会主义建设者利益，而其中尤应关注工农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尤其在改革发展的当今，如此庞大的工农群体日渐发展成为一股沉默的社会力量，这也是处理改革、发展、稳点三者关系的必定要求。目前，应对城乡收入差距、农民增收、农民工权益维护、社会阶层固化等诸多理由的政策措施没能发挥应有的效应。各阶层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非对等条件长跑，现在不得不再次考虑当初让利者的权利，历史已无法还其所失，但当代必须给其应得。
其三，群众史观“劳动—革命—建设”的演进逻辑可以说是对科学发展条件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命题的再次重申。群众是社会的建设者，建设得科学与不科学直接关乎群众收获的是福祉还是灾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发展便不能存活，发展就可能出理由，而只有科学发展才能解决理由。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证明，不科学的发展带来的只是“破坏—建设”的恶性循环，资源利用的不科学带来的是环境“破坏—治理”的怪圈，分配的不科学带来的是“差距—再分”的徘徊。所以，只有科学发展才能带来“建设—提高”的循环改善。从一切政策归根到底都应“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12]（P1079），到科学发展观，是发展理念的转变，也是对群众史观与群众利益的忠诚。
其四，坚持群众史观就应充分发挥突出个人或突出团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鼓励创新。群众史观从来不否认个人尤其是突出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突出贡献，只不过群众史观是将个人置于“决定论”的框架下考察，依旧遵循“合力论”前提下“个体史—集体史—个人史”的演进逻辑。当今知识竞争、人才竞争、科技竞争、信息竞争不能甚至无法单纯依靠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在高、精、尖领域的竞争需要一批高端人才作为保障，一国文化竞争力的提升也有赖于一批人文社会学者对文化资源的继承、发扬与整合。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要有全国劳动群众创造的经济实力为物质基础，但也要有一个特定的科学家集体。民族的知识生产能力关乎民族未来，一国软实力竞争力的大小也是群众利益之所在，坚持群众史观就必须重视突出个体或团体的作用。
简言之，群众史观是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产物，也有其与时俱进的逻辑生成过程，既是对历史如何被创造的回答，也是对历史如何去创造的规划。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立足当前，科学教育党员干部、科学引导人民群众、科学发挥干部群众中的先进元素的带头作用、科学秉承党和国家的人民性，优化“历史平行四边形”的力量构成，进而使其合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正是群众史观在当代的强烈回响。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郝贵生，等.论群众史观的理论地位及其基本内容[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6，（6） .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郝立新. 历史选择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12]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1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5]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0]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2]斯大林.列宁主义理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3]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24]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