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清代广州对外贸易中引航制度

更新时间:2024-04-12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 要]1730—1740年代,广州对外贸易中的引航制度逐步建立。外洋引水和内河引水在政府规定的水域为外国商船引航,并负有洋船盘查和贸易管制的职责,是维护广州贸易秩序的重要环节。180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完成了广东沿海的水道测绘,至此外国商船可以自由进出珠江口。战争期间,蒸汽机船克服了珠江沙淤水浅的环境,并勘探了广州一带的河道。外洋引水和内河引水相继丧失了在对外贸易管理中的作用。
[关键词]引航制度,引水人,广州贸易,对外贸易管理
[]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06-0031-08
乾隆二十年(1755年),英商洪任辉(James Flint)带领商船造访宁波,并顺利与当地商人进行交易。之后,英国商船连续多次到江浙沿海进行贸易活动。乾隆曾一度考虑在浙江增辟通商口岸,“今番舶既已来浙,自不必强之回棹,惟多增税额,将来定海一关即照粤海关之例,用内府司员补授宁台道,督理关务。约计该商等所获之利,在广在浙,轻重适均,则赴浙赴粤皆可,惟其所适”。①乾隆二十二年,闽浙总督杨应琚赴宁波察勘,酌定与英商贸易则例。杨应琚以粤民生计和两省海防为由,力陈浙江通商的弊害。他在奏折中写道:
其自横档至黄埔,又有沙淤水浅之处,番人未识水道,必须内地船只引带,始免搁浅疏虞,故番船进出未能自由,而稽查亦极为严密。若浙省定海泊船处所,洋面宽深,又无险隘,该处形势与所设官后,均未若粤东之扼要。②
乾隆接到杨应琚的奏折后,打消了准许英商在宁波贸易的念头,并颁布谕旨“晓谕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理由之一即“虎门、黄埔在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自以仍令赴粤贸易为正”。③广州“一口通商”的合法地位正式确立。外国商船前往广州贸易,必须经过虎门海口,沿珠江河道航行至黄埔湾泊。明代以来,由于珠江三角洲迅速淤涨,珠江自横档至黄埔河段收束变狭,并形成沙洲和汊河的河床地貌。④航道浅处不足18英尺,吃水深的外国商船极易搁浅。⑤诚如杨应琚所言,广州河道“沙淤水浅”,而宁波可以“扬帆直至”。相较之下,外国人在广州贸易更易接受管理。熟悉中国事务的德庇时(John Francis Dis)也说:“广州的位置使城防变为无关紧要,因为中国人相信淤浅的河道为防范欧洲船只提供了保障。”⑥直到战争前,清政府仍坚持这一观点。
外国船只必须由本地人引航,才能在珠江上安全行驶。从事引航业者称为引水人,他们“熟悉各水道深浅,以及潮汐涨落的时间”。⑦正因如此,外国商船进出珠江方能避开搁浅。早在一口通商确立前,引航业已纳入广州对外贸易管理体系。因此杨应琚自信地表示,“故番船进出未能自由,而稽查亦极为严密”。在河道淤浅的环境下,引水人负责引带并稽查外国商船,成为广州“一口通商”长期存在的重要理由。直到1843年五口通商,引航作为一项特权被订入不平等约款中。条约允许外商自由雇佣引水,外国领事决定引水取费标准和执照颁发,地方官几无管辖引航业的权力。
关于近代引航制度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关论述从中国领水主权丧失的角度,探讨在外国领事和海关税务司制约下,引航事务管理制度的变迁。①也有学者关注五口通商前,广州对外贸易和澳门社会管理中的引航制度。②李恭忠、刘利民、张代春的研究表明,宋代广州港和长江航运中已出现引航业。直到18世纪中期,清政府为应对西方势力入侵,将引航业纳入国家管理的轨道,并维护了领水主权的完整。③范岱克(Paul A. Van Dyke)独辟蹊径,揭示出引水在广州贸易中的作用。当外国船只的载重和吃水深度与日俱增时,珠江口沿岸却因泥沙淤积变得越来越浅。正是由于引水人引航,来华外国商船的数量和吨位都有所增加。另一方面,清政府建立引航制度并直接管理澳门引水人,将非法贸易拒之门外。④然而,五口通商以前,引航制度如何创建以及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引航制度对于管理外国商船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引航制度与近代引航政策有何关系?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一、引航制度的创建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开放海禁。翌年,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各设海关,管理对外贸易。据彭泽益考证,康熙二十五年即粤海关开关第二年,广东洋行制度创建。⑤行商垄断对外贸易的经营权,并代表清政府与外商交涉,对外商进行严格管制。此外通事、买办、引水等与外国人直接接触的社会群体,依旧游离于政府直接管理之外。
康熙三十二年,白晋(Joachim Bouvet)赴欧洲为清廷物色具有科学素养的传教士。康熙三十七年,包括白晋在内的11名法国传教士搭乘“昂菲特利特号”(Amphitrite)返回中国,他们计划去广海“找一名能把我们安全送往珠江口的当地引水员”。白晋有多年清廷供职的经验,熟悉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可见外国人能在珠江口外自由雇佣引水。广海当地主官素与白晋相识,“当着我的面命令军官挑选广海最好的引水,随同其战船和我们的小艇一起把我们的三桅船领到澳门”。商船停靠澳门后,两广总督又派两名引水,“把船领到广州城外二里之处湾泊”。⑥白晋深得康熙信任,并选为钦差出使欧洲。因此“昂菲特利特号”由指派引水,一般商船无法享受同等待遇。
康熙四十三年来华的洛克耶(Charles Lockyer),在《印度贸易记》中叙述与中国人交易的注意事项,他告诫说:“船长应该自备引水人和拖船,船只才能在珠江上安全往返。”⑦商船自备的引水一般在澳门雇佣,有时葡澳政府也为船只提供引水。康熙六十年,英国私掠船Speedwell号赴广州倾销掠夺的西班牙货物,船长雪瓦克(George Shelvocke)指出:“船只为了得到引水总在澳门停泊,引水人带领它们溯河而上直达广州。”雪瓦克派官员拜访了澳门总督,并请求对方提供引水。“据说第二天早晨引水才到,我们为此感到不安和焦虑”。翌日中午引水人上船,带领Speedwell号驶入黄埔。⑧由此可见,葡澳政府的引水人也常为商船引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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