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文化政策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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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汉武帝;悉延百端之学;太学;太一
摘要:汉武帝建立了强大的汉帝国,这与他在位期间推行的一系列文化政策有着重要的关系。主要内容有:一是悉延百端之学,重视儒学,而非独尊儒学;二是兴办教育,大力延揽人才;三是重新定位宗教,确立至上神“太一”。这些文化政策对当世和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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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帝王之一。他励精图治,攘外安内,把西汉王朝推向强盛的巅峰。究其原因,不仅与他的文治武功有关,更与他推行的一系列文化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谓文化政策,一般是指统治者在文化领域实施意识形态管理时所采取的一套制度性规定、原则与要求。本文对汉武帝在文化领域所采取的主要政策进行梳理,敬祈方家指正。

一、悉延百端之学

在文化领域,汉武帝的指导思想并非是通常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实际上是后人对汉武帝文化指导思想的误读。其真正的指导思想应是“悉延百端之学”前提下的推崇儒学。
“悉延百端之学”最早见于《史记·龟策列传》:“至今上(即汉武帝)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数年之间,太卜大集。”[1]3224“悉延百端之学”就是全面延纳百家之学,并不偏私一家。
首先,表现为“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是指通一门学问者都能发挥一技之长为国尽力。这就表明,在汉武帝时代,各种学术思想并没有遭到废止,研究者层出不穷,研究成果亦不断涌现。《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记载了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等各家学派的著作共1380篇。
其次,表现为“绝伦超奇者为右”,是说在汉武帝时代,凡是才智超群者皆能居上位。我们从汉武帝的人才选拔制度和所任用官员的学术背景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夏六月,武帝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2]171-172颜师古注曰:“详,悉也。延,引也。方,道也。闻,博闻也。言悉引有道博闻之士而进于朝也。”凡有道博闻之士均可荐于朝廷,并没有限制这些人的学术背景。从官员的组成看,也是各家都有。如夏侯始昌,既是名儒,又是著名的阴阳家。他“通《五经》,以《齐诗》、《尚书》教授”。[2]3154是正宗儒者,同时“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2]3154他在董仲舒、韩婴死后,得武帝重用,曾为昌邑王师。公孙弘也是如此,他本是以儒生的身份与董仲舒一起被荐举的,然而他同时又善刑名之事。《汉书·公孙弘传》曰:“其行慎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2]2618如果说夏侯始昌、公孙弘还具有浓厚的儒学背景,那么韩安国、张汤、主父偃这些完全没有儒学背景的人同样受到汉武帝的重用,更能说明他的“悉延百端之学”了。韩安国“尝受《韩子》、杂说邹田生所”[2]2394,接受的是法家和杂家学说的教育。汉武帝即位后,韩安国先后任北地都尉、大司农、御史大夫、代丞相等要职,并同李广、公孙贺等率30万军讨伐匈奴,受到重用。张汤也是法家出身,亦深得武帝赏识和器重,以至于在刑法律令诸多方面源于:毕业设计论文www.808so.com
“天下事皆决汤”[2]2641。《汉书》本传曰:“汤尝病,上自至舍视” [2]2641。可见汉武帝对他的重用程度。主父偃早年学纵横之术,并有纵横类著作行世。这位纵横家,也深受汉武帝的赏识,一年之中,四次升官,至中大夫。除了这些,汉武帝对杂家、术数学者、黄老学者都曾加以重用。
当然,汉武帝十分重视儒学,这是毋庸置疑的。他不仅起用了一批“好儒术”之人,而且立明堂,置“五经博士”。“五经博士”的设立是汉武帝崇儒活动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意味着西汉初年凡专长一经或一书即可设博士的时代不复存在了。这是儒学兴盛的开始,故东汉王充曰:“博士之官,儒生所由兴也。”[3]元光元年(公元前134)五月,汉武帝下诏各地举贤良方正之士,名儒董仲舒、公孙弘等都被推荐上来。在汉武帝的启发以及对圣意的揣摩之下,董仲舒写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在第三次应对汉武帝的策问中,董仲舒提出了“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的观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即来源于此,实际上仅仅依据董仲舒在策问中的建议是无法得出汉武帝已经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结论的。刘桂生先生指出:“从董仲舒的这一番议论中,并不能断定他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禁止’、‘禁绝’儒学以外的学派的活动,甚至要求‘从头到尾’加以‘摧毁’;也没有建议在全社会范围内只让儒学一家独存。”[4]那么,董仲舒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首先,他是要断绝不在“六义之科孔子之术”的非儒家学说的仕进之道,为官之道,而不是断绝它们的研究之道,为学之道。其次,只要修习非儒学之人不再为官,就能“统纪可一,法度可明”了。这二者之间实际上是递进的关系,杜绝其它各家学说的为官之道、仕进之道后就会一统纪、明法度了。因此,董仲舒的真实想法就是希望汉武帝断绝非儒家学说的为官之道。从这个意义上看,汉武帝对儒学的推崇更多的是出自政治的需要而非文化的考量。这一点,已有学者指出[5]。
统治者在文化领域所采取的一套制度性规定、原则与要求,是文化政策的基本内容。从汉武帝采取的文化政策的指导思想上来看,是“悉延百端之学”的文化包容思想。从实际施行情况看,是“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使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各家学说都获得发展的机会。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儒家学说更符合封建统治者的长远利益,汉武帝对儒家学说和其它各家学说的重视程度不一样。汉武帝不仅鼓励研究儒家学说,还将儒学作为仕进的考量指标之一;对于其它各派学说,则断绝了它们的为官之道,只允许从事学术的研究。这一做法对以后的历朝历代产生巨大影响。

二、兴办太学、郡学

汉代初年,为发展生产,恢复经济,汉高祖及其继任者以黄老思想治理国家,采取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到汉武帝时期经济发展,国势强大,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已经不再适应国家强盛和长治久安的需要了,所以汉武帝出于治理国家的现实需要,推重儒学。为了推动儒学的发展,汉武帝采取了在立太学,在地方设郡学的文化教育政策。早在汉文帝时代,贾山提出“定明堂,造太学”的构想。贾山针对当时一些士子终日射猎,不修学术的现象,提出要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可惜未被汉文帝接受。这一利国利民的构想最终在汉武帝时代得以实现。
元朔五年,汉武帝正式下诏办学。诏曰:“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2]172针对汉武帝的这一构想,丞相公孙弘和太常孔臧等人商议,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汉书·儒林传序》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繇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兴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2]3593-3594这一办法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首先,规定了博士弟子的人数。人数为五十人。这五十人将免除各项赋税徭役。人数的规定实际上就确定了太学的规模。这属于草创时期的太学人数,对于国家最高学府来说,显得少了些。很快,太学的规模就得到扩大。据《汉书·儒林传序》,到汉昭帝时,博士弟子的规模扩大一倍,达100人。汉宣帝时,在汉昭帝的基础上再翻一番,达200人。汉元帝时达到1000人的规模,汉成帝时更是达到创记录的3000人。博士弟子规模的不断扩大,在某一方面可以说明太学教育是成功的。
其次,博士弟子的来源、条件和选拔的程序得到确认。根据这个办法,博士弟子的来源有两个,一是常规选拔,即由各郡国地方官员初选那些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的人,入选者再经过县、郡的逐层选拔,跟随郡国中负责汇报本地民事财政的官吏一起,到京城,赴太常报到,接受教育。这种选拔方式在汉代比较多见。许多博士都是由此途径入选的,如倪宽,萧望之等。倪宽“治《尚书》,事欧阳生,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2]2628;萧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常受业”源于:毕业论文致谢www.808so.com
[2]3271。另一是非常规选拔,即当博士弟子的人数出现差缺时,由太常直接选拔。太常直接从民间甄选年满十八周岁,仪状端正之人作为博士弟子。除了年龄和仪表之外,对博士弟子别无其它的要求。太常在甄选博士弟子的时候,享有很大的权力。因为无论是哪一种方式选拔上来的人,太常都享有最后的决定权。为了约束太常,不致滥用职权,建立了相应的惩罚机制。如果他们所选之人不能够达到太学的要求,不能完成学业,太常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山阳侯张当居就“坐为太常程博士弟子故不以实罪”[1]1018,而遭免职。
第三,博士弟子受教育的时间和选官程序。根据规定,这些太学生在学校学习的时间为一年。一年过后,考核优异者即可为官,凡能通一艺以上者,便可补文学掌故之缺。一般来讲,大多数太学生经过一年学习之后,都会从事一段时间的文学掌故工作。才华更高者,便可经太常奏请任郎中职。郎中属郎官之列,即是伴随皇帝左右的官员。这些官员,其品级往往不高,最低级的郎官奉秩仅有三百石,但因其伴侍帝王,位置十分重要,且有很多的升迁机会,颇令人羡慕。董仲舒曾言:“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2]2512当然对于那些没有通过考试的太学生,则要作退学处理。不仅要将他们退学,连当初推荐他们入学的太常也会因此收到牵连,受到处置。
与在京城设太学相对应的是在地方设置郡学。郡学的设置早在汉景帝时代就已经开始。史称蜀郡文翁“仁爱好教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2]3625,有意加以改变,便遴选郡县小吏聪明又有培养前途的张叔等十余人,亲自教诲,且选送至京师为博士弟子,学成后委以重任。后又在成都创设“学官”,率先兴郡学,招收学生。《汉书·循吏传》载:“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2]3626蜀地因之大化。学官,颜师古注曰:“学之官舍也”。官学校舍的出现,就标志着官学的正式形成,因此可以说,文翁蜀郡办学是郡学开始的标志。这种办学模式得到汉武帝的赏识。“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2]3626这是汉武帝广立郡学的标志。“皆立学校官”是指设立负责地方学校事务的官职,那就表明在地方普遍设立学校。在这些学校中,不仅仅有各式各样的私学,也会有一定比例的公学,公学即官学。否则朝廷就不必专门设立官职来管理了。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在汉武帝时代,应该已经设立了全国范围内的官学,即郡国学了。这一点,我们从董仲舒的《对贤良策》和公孙弘等人的奏议中也可见出。《对贤良策》云:“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2]2503庠、序都是古代地方官学的名称,《孟子·滕文公上》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6]“设庠序以化于邑”就是在各郡县设立官学来教化民众。公孙弘等也提出:“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2]3594其所指应该是先在京师设太学,在郡国仿效京师的样子设官学。这些都表明无论是董仲舒的设想还是公孙弘们的建议,都有在地方郡国设郡学的意图。综上所言,足以表明当时郡国都先后设立了郡国学。
无论是在立太学,还是在地方设置郡国学,表明汉武帝时代从到地方对教育的重视,目的还是为了推崇儒学。对儒学的推崇从主观上看,是出于政治的目的,但是从客观上看,对儒学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整合祭祀之礼在我国古代,对祖先和神灵的祭祀是原始宗教的表现形式。汉武帝根据现实的需要和自己的兴趣,对前代分散的祭祀怎样写毕业论文www.808so.com
和神灵崇拜进行整合,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祭祀规则,成为汉代宗教政策的重要内容。
首先,汉武帝确立了至上神“太一”。根据现有材料,我们尚不知“太一”崇拜起于何时,但可以确定的是早在先秦时期,“太一”就已经兼具星、神和终极物三重含义[7]。战国时期,“太一”神信仰遍及秦、齐、楚各地,然其神格并非至上神。直到汉武帝时代,“太一”才作为至上神加以祭祀。
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亳人谬忌奏请祭祀“太一”神。《史记·封禅书》曰:“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1]1386汉武帝虽依其建议,立了“太一”祠,然自己并没有参与祭祀,只是让祠官主祭。这就说明汉武帝最初虽然接受了祠“太一”的建议,但并未将太一神作为至上神加以祭祀。
在“太一”神被尊崇的过程中,方士起了重要作用。方士齐人少翁告诉汉武帝,通神的第一步是画出神的形象。于是汉武帝建立甘泉宫,并于其中绘出天、地、太一等神灵的形象。“‘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1]1388从立“太一祠”到建“甘泉宫”,这表明对“太一”的重视程度在增加。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亲郊之’。上疑未定。”[1]1393这次奏请非常及时,汉武帝虽“疑未定”,但也已有些眉目了。方士公孙卿趁机编造了一个“黄帝登仙”的故事来说服他。由于汉武帝非常渴望成仙,因此这个故事大大触动了他。他幸甘泉宫,建太一坛,采用与“黄帝登仙”类似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是在已有的基础上扩建还是重新建造太一坛,今天已不得而知,但祠坛是按照谬忌的构想建造而成的则毋庸置疑。《史记·封禅书》曰:“祠坛放薄忌太一坛,坛三垓。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1]1394既然太一坛是按照谬忌的构想完成的,那就表明武帝接受了谬忌的建坛之议。“太一”神最终成为了至上神。从祭品看也是如此。“太一,其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貍牛以为俎豆牢具。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其下四方地,为醊食群神从者及北斗云。已祠,胙余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则衣紫及绣。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1]1394太一神的祭品数量远远超过五帝,就说明太一神的地位在五帝至上。至此,太一神正式取代了五帝,成为汉帝国的至上神。元鼎五年十一月冬至日,汉武帝正式祭祀太一。根据周礼,冬至日祭祀的是昊天上帝。这就意味着太一正式取代了昊天上帝成为西汉帝国国家祀典中的最高神了。此后,汉武帝多次祭祀太一神。
其次,他将“雍郊五畤”作为制度保存下来,并传至后世。汉高祖刘邦在入咸阳之后,以五行思想为指导,在秦“四畤”的基础上,增加“黑帝”而成“五帝”,并设祠祭祀,而成“五畤”,汉武帝将这一措施制度化,并10次赴雍地郊祀五畤,武帝后的昭帝、宣帝都沿袭了这一制度。“雍郊五畤”的规定实际上是汉武帝对前代各种分散的祠祭进行的统

一、这对于维护汉帝国的集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外,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也是汉武帝在宗教方面采取的政策之一。与秦始皇登临泰山以彰显自己的威仪与功绩不同,汉武帝登临泰山则是出于宗教目的。元丰元年(公元前110),他接受方士的建议,在泰山举行祭祀仪式,为自己登临仙界做准备。此后,他又多次登临泰山。
汉武帝以悉延百端之学为文化的指导思想,在具体的措施上推崇儒学,广立学校。这些政策对当世和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世,汉武帝的这些政策使得汉帝国最终走向强盛,对于后世而言,汉武帝对儒学的尊崇最终导致了儒学的独尊和儒学的经学化。汉武帝对前代宗教的整合,立“太一”为至上神,将“雍郊五畤”制度化对于大一统政权的巩固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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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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