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农村金融发展；农民收入结构；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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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农民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也比较显著，增长速度最快的是工资性收入，而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长则较缓[1-2]。从农民增收的影响因素来看，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离不开金融。目前，江苏农村已经初步形成了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组织分工协作的金融服务体系框架，对农业产业发展、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提高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然而，江苏农村金融发展明显滞后于全省金融发展的整体水平，不仅造成农村金融发展的真空理由，而且导致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严重不足，影响农村的资本形成、资本配置和农村各产业的技术创新，影响农民各项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国外学者Greenwood and Jovan（1990）、Galor and Zeira（1993）、Banerjee and Newman（1993）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研究，间接地揭示了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3]。国内学者对于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大多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温涛和冉光和，2005），这种观点占了绝大多数[4]；另一种观点认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正效应（王虎和范从来，2006）[5]。另外，有经济学者从金融规模、结构和效率角度，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认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结构以及农村投资水平与农民收入之间呈正向相关关系，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钱水土和周永涛，2011）[6]。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整体上不能满足“三农”发展的要求（吴晓灵，2003）[7]。在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结构理由上，杨小玲（2009）研究表明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负相关，且二者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而农村金融发展结构会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是农民工资性收入的Granger理由[8]。方金兵等（2009）从农村金融规模、结构和效率三个方面，检验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的规模和结构与农民收入正相关，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农民收入负相关[9]。
来看，中外学者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增收理由的研究虽然已经有了初步成果，但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还缺乏地区角度的确证。本文主要基于总生产函数的传统分析框架，利用江苏1988-2010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结构之间的关系，以探索农民收入增长的途径，为实现城乡统筹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拓宽研究思路。
一、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研究策略
1模型设定。基于总生产函数的传统分析框架，借鉴Feder（1982）、Greenwood and Jovanvic（1990）、Odedokun（1992；1996）、Pagano（1993）和Murinde（1994）的做法[10-14]，本文将金融发展水平当作一项“要素”引入生产过程，构建反映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关系的生产函数为：为了单独衡量金融发展水平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本要素对产出增长的作用，按照Parente and Prescott（1991）的做法[15]，可以对劳动投入加一个容量限制L0，当劳动投入达到最大劳动力容量时，经济面对着恒定的规模收益，此时总产出取决于总资本投入与金融发展的水平。由于总资本的增长dK通常获得相关资料，如果不考虑收入分配结构、分配制度和政府政策行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乡税收差别等因素的影响，可以将反映农民收入与金融发展之间关系的计量模型构建为：Y = f2 （F）[JY]（3）
关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定，本文借鉴王志强和孙刚（2003）[16]、贾立和王红明（2010）、钱水土和周永涛（2011）等的做法，从农村金融发展的规模（GM）、结构（JG）和效率（XL）三个维度综合测度，并将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定义为GM = （农村存款余额+农村贷款余额）/农村GDP，金融结构定义为JG = 乡镇企业贷款余额/农村贷款余额，农村金融效率定义为XL= 农村贷款余额/农村存款余额，故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可表示为以下函数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