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现实认知能力的重要，单从方兴未艾的“底层写作”目前所面对的困境便能看出，这种困境主要不在于艺术创造力的匮乏，而在于作家现实认知能力的不足：作家不能深入地认知、理解和把握现实，只能要么作苍白乏力的道德叫喊，要么就事论事地“呈现”，要么干脆抽身而去，遁入“审美的脱身术”。
而作家如果想要提高对现实的认知能力，首先自然须得贴近现实——这是个“老调调”，但似乎从未过时。其次，是要锤炼自己的历史理性，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谁都知道它重要，但究竟怎么做却又牵扯到方方面面。于是这里便又引出了我们这里要讲的第三点，即作家的情感、立场、胸怀，更明确地讲，便是作家对“人”的关怀和对人性的理解：前者构成判断历史和现实的价值标准，后者则使文学远离狭隘，保持自省。
一、从“人”出发
乔叶属“70后”作家，早年写散文，后转向小说，近十年左右的时间，陆续发表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若干。其中《最慢的是活着》获得第五届（2010年）“鲁迅文学奖”，其他如《打火机》、《我承认我最害怕天黑》、《锈锄头》、《旦角》、《紫蔷薇影楼》、《他一定很爱你》、《失语症》等在文坛也颇受好评；2011年则发表了“非虚构小说”《拆楼记》，2013年又出版了长篇小说《认罪书》。个人经历所致，乔叶的很多作品（如《拆楼记》、《解决》、《叶小灵病史》等）都取材农村，直击农村的当下现实，描写农村和农民在城市化改造进程中的命运，为论述方便，我们姑且称之为“农村系列”：此外她其他大部分作品（如《失语症》、《紫蔷薇影楼》、《他一定很爱你》、《认罪书》等）则取材于城市，描写城市生活中的男男女女，尤其关注职场、官场、家庭中的女性命运，我们不妨称之为“女性命运系列”。这两类小说中，“农村系列”尤能体现作家对“人”的关怀，在它们之中，农村的城市化改造，尤其是农民命运理由是作家关注的焦点。这些小说往往以第一人称“我”（基本都是女性）的形式展开叙述。“我”作为叙事人一方面是故事讲述者，另一方面也是参与者：“我”时而是由城回乡的“返乡者”（《盖楼记》、《拆楼记》、《解决》），时而是乡村世界的～员或准一员（《叶小灵病史》）。但不论角色如何，“我”有一个显著的功能，就是通过一双外来“返乡者”的眼睛呈现和审视当代中国农村之变：城乡交叉、土地纠纷、农民进城、文化紊乱……
“五四”以来的中国乡村叙事对乡村之“变”的书写大致有三种文化态度：启蒙的态度（如鲁迅）、浪漫怀旧的态度（如沈从文）、革命的态度（如柳青和赵树理）。而乔叶对待乡村之“变”的态度则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这方面的一种新变化。
在《解决》中，返乡的“我”深切感受着当代农村之“变”：与村庄近在咫尺的奶业工厂、做小姐的村里女孩丽、在车管所非法营生的“我”的同学容……但是面对这种变化，“我”只是感到了一种怅惘。这种怅惘是基于“变”带来的一种“往昔不再”的本能性伤感，而非沈从文面对“湘西”时那种意蕴丰富的文化感伤。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作者并没有表现一般文化怀旧小说惯常所表现的那种“常”与“变”的冲突，因为在这里，作为文化价值被肯定的“常”——往往是“传统”——并不存在。小说中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有两个细节：一是月姑的身世，她是东院爷和“我”奶奶偷情的结果，这个细节本身便是对“常”（传统）的一种颠覆和嘲讽；二是对“葬礼”的描写，我在东院爷的“葬礼”上看到传统丧礼的庄重肃穆已经消失殆尽，丧礼成了村人欢乐的聚会，而面对这种“礼崩乐坏”，“我”也并没有表现出感伤或批判，而是给予了深切的理解和体谅：
几乎棚里所有的人都在笑。我也笑了。我看了看月姑，她也在笑。灵棚里成了欢乐的海洋。我忽然完全理解和接受了这种欢乐。这是真实的欢乐。这是悲哀的欢乐。这是穷人的欢乐。这是底层的欢乐。这是民间的欢乐。这种欢乐的生命力是强劲的。没有这种欢乐，这些人无法活下去……我又看了看月姑，暮然明白，月姑本身就是一种笑。是奶奶和东院爷的笑。
由此我们看到，作者在这里对“变”给予了一种深切的理解和体谅。而在对“变”报以理解和体谅的时候，她所由出发的基础其实也很明显：一是人性，二是存活。而存活话语在此所占的分量显然更重——比如东院爷和“我”祖母的偷情虽被“我”认为是追求“欢乐”，但“欢乐”的作用却在于能够使他们“活下去”。存活话语——而非启蒙话语——在此构成了乔叶审视乡村之“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而这也充分体现出她对“人”的一种深切的理解和悲悯：“存活”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那些主体之外的压迫力量——体制、历史、文化……
基于“存活”对“人”的理解和体谅在《拆楼记》中有着更令人印象深刻的体现。它记叙的是发生在“我”故乡的一次“拆迁事件”，在这起“盖楼”、“拆楼”事件中，农民作为弱势群体那种令人“哀其不幸”的命运首先得到了体现。但小说除此之外还更展示了他们令人“怒其不争”的一面——自私怯弱、“不患寡而患不均”、目光短浅、善分不善合……然而让人意外的是，乔叶对农民的这种“文化劣根性”并没有像启蒙叙事者那样予以痛切的批判：“我”对姐姐、赵老师和王强们的小器没有感到悲哀，而只是感到了“难过”，“难过”这个词在小说中数次出现，它不是“悲哀”，更不是“愤怒”，这里一词之差，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态度上的完全不同——“悲哀”和“愤怒”是属于启蒙者的，“难过”却不是，它没有那么高高在上。而“我”在小说中也确实不是高高在上而是置身其中的——“我”是“盖楼”的直接发起者，不仅教唆鼓动，而且出谋划策、全程参与。在此，传统乡村叙事中的启蒙者已经自降为了故事中的寻常人物，知识分子降格为了俗众。乔叶的“非虚构小说”可谓生动地展现了知识分子的沦落，然而这种沦落却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一种尴尬和隐痛，乔叶的“非虚构”倒让她显得比我们坦诚。在乔叶的坦诚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乃是她对“人”的深切悲悯。因为无论知识分子还是大众，在强大的现代性（指历史力量）面前都是弱者——这也是所谓“现代性的后果”罢。当然，知识分子的“示弱”也许并非坏事，因为这至少使他们拉近了与时代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