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文学作品；唐诗；社会分工；格雷欣法则；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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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文明古国，数千年历史流传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从不同的侧面立体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是经济学研究不可忽视的方面。本文选取唐诗中白居易的名篇，纪实性叙事诗《卖炭翁》为例，对晚唐时代的以长安为代表的社会经济状况做一简单分析。
一、《卖炭翁》的写作背景
白居易是唐代一位著名的杰出诗人，是新乐府运动最得力的倡导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白居易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存诗二千八百余首。《卖炭翁》是《新乐府》五十首中的一篇代表作，成篇于唐宪宗元和四年，即公元809年左右[1]。白居易自承写作新乐府组诗的目的是“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欢寄唐生》）。《卖炭翁》全文如下：
卖炭翁
（序 苦宫市也）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二、《卖炭翁》的经济分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卖炭翁》可谓文学作品中关于唐代经济生活的难得范本。初读此诗，第一印象便是卖炭翁的生活悲惨。即使在以强盛繁荣著称的唐朝，普通人民的生活也难得温饱，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唐诗中反映现实主义的诗歌多有证明，如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李绅的“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悯农》）等。
那么，是什么理由导致了人民的穷困？经济制度显然有重要作用，但简单地归结为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则失之于笼统宽泛。
(一)贸易与分工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证了分工和贸易是国民财富的根本。国民富裕，是因为分工和贸易发达，反之则贫穷。而白居易其时虽不知亚当·斯密为何人，诗中却佐证了斯密的结论。“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卖炭翁是为生计温饱而烧炭卖炭，但他并没有直接去种田织布，而是通过买卖来交换生活必需品，可见唐代的社会已有了一定的分工和商业发展。但贸易和分工十分不充分，体现在：
“伐薪烧炭南山中”、“晓驾炭车辗冰辙”。卖炭翁不仅仅是卖炭，而是砍柴、烧炭、运输、买卖一条龙包干，整个生产和销售过程缺少更进一步的分工。这样效率必定不高，成本居高不下，收益微薄。“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证明了这一论断。“心忧炭贱”不是炭的绝对很低，从“路有冻死骨”看，社会上存在着尚未满足的取暖需求，取暖的炭对于冻饿而死的百姓而言，是太高而不是太低。但相对于卖炭翁付出的成本而言，炭价又实在太低了，低到它的收益尚不足购买一件保暖的棉衣，以至于不得不乞求客观情况的转变（愿天寒）来增加市场对炭的需求。
炭作为冬季常用的取暖物品，家家户户客观上都有需要，其潜在的需求量应该是很大的。但从卖炭翁的遭遇来看，在白居易的时代，这一市场却十分狭小，潜在的生活需求不能转化为真正的市场需求，难以养活从业人员。商业推动分工，而中国历代重农抑商，缺乏利润刺激，则少有资本的投入，边际生产率难以提高，反而造成了绝大多数农民的贫困。
(二)实物货币和格雷欣法则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唐朝的货币制度不发达，大量存在着实物货币。国家实行“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钱即铜钱，帛则是丝织物的总称，包括锦、绣、绫、罗、绢、絁、绮、缣、紬等，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白居易诗作中除了《卖炭翁》提到红绡当钱使用，《琵琶行》中也有“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可见，丝织品在流通中普遍充当货币。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分析，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着用实物为交换媒介的情况，金银等贵金属并未确立其在流通领域中的绝对地位。直到近代，货币经济也不如埃及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32至前30年）那样发达[2]。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古代很早就确立了国家的铸币制度，先秦诸国各有本国的货币，秦始皇更是“币同制”，统一了钱币。但货币的供给和需求归根结底应取决于市场。国家不断加强对铸币业的垄断，由朝廷来决定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缺少了市场机制的调节，武断地对市场下命令，反而造成了混乱。唐朝便表现得较为突出。
历史研究通常认为，唐朝铸开元通宝，由于铸币技术低下及政府的有意制约，使得市面上流通的钱币数量稀少，不敷使用。实际上，根据米塞斯所证明的理论，市场上无论流通的货币量是多少，都是最佳的货币量，不会短缺或过剩，所影响的只是以货币计量的。货币多则高，货币少则低。“货币供应量是多少并不重要，无论M是多少，它都能同样地执行好交换功能。”[3] 如果唐朝政府不进行人为干预，那么即使市面上流通的货币较少，也能达成供求均衡。因此，货币的数量不是关键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