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鲁迅与瞿秋白:文学大众化不同目

更新时间:2024-02-19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鲁迅与瞿秋白都是文学大众化的积极倡导者,他们都力主文学的浅显易懂,提倡大众语,甚至主张汉字的拉丁化,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还不仅仅表现在深思文学大众化的一些具体理由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倡导文学大众化的目的这样的根本理由上。

鲁迅倡导文学大众化的目的,在于他一贯坚守的思想启蒙。他对中国专制传统的深恶痛绝,对长期生活在专制统治下的广大民众的深切同情,决定了他总是采取决绝地反专制反压迫的立场,总是希望运用各种方式,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尊重人,理解人,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的人道主义思想新传统,最大限度地普及到民众中去。
所以,鲁迅倡导的文学大众化就有两个非常明显的思维取向:
一是希望借此能够使文学成为最广大的民众所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从而使文学变成既是思想启蒙的工具,也是沟通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桥梁。
鲁迅多次说过,有三个因素使得中国人的心“无从相印”:一是“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二是自古以来森严的等级制度和意识“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三是“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使得“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1]。特别是,中国的一些“士大夫”为了一己的“特权”和“尊严”,“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2],这使得相对客观一点的汉字,也雪上加霜,添加了大众与文学隔离的人为因素。
如何这三种障碍,鲁迅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他始终坚守从西方“拿来”的尊重个性与人权的人道主义思想,并希望以此来改造中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希望以此启蒙大众,帮助大众,希望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理想的“人国”。他虽然清楚,“造化”的“巧妙”,人力无法转变,中国社会的弊端和国民性的弱点,也不容易得到根治,但他仍然坚信,通过启蒙,通过斗争,通过人与人之间真诚的精神沟通,是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造化”、中国社会和国民性的缺陷的。他说自己之所以做起小说来,是因为“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3];之所以越来越专注于写杂文,也是因为“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4]。
基于这样的考虑,鲁迅首先坚守的是向外国学习。这种坚守甚至表现出某种“偏执”的倾向。早年,他劝告青年不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他把翻译外国著作看得比创作更加重要,并且强调硬译、直译。后来,他在左翼文学界普遍批判欧化文艺的时候,仍然固执地为文学的欧化倾向辩护。他说:“精密的所谓‘欧化’语文,仍应支持,因为讲话倘要精密,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5]。
同时,鲁迅坚守人人平等的观念。他既看到了启蒙者的优势,认为从历史上看,“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又对启蒙者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认为“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6]
第二,要求改革汉字。鲁迅多次表示过,汉字太繁难,它“使农工虽是读书十年,也还不能任意写出自己的意见”[7]。因为汉字与大多数民众无缘,所以鲁迅曾说过这样极端的话:“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8]。鲁迅的解决办法是支持汉字拉丁化。
且不去评论汉字拉丁化的方案是否正确与可行,单看看鲁迅支持这个方案的几点设想,就可见出鲁迅即使在汉字改革理由上,也仍然表现出强烈的启蒙意图。首先,鲁迅是把“汉字”与“人”放在一起来深思的,他说:“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9]其次,鲁迅认为汉字拉丁化可以彻底清除中国古代文学的“毒”。他说:“由只识拉丁化字的人们写起创作来,才是中国文学的新生,才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因为他们是没有中一点什么《庄子》和《文选》之类的毒的。”[10]再次,鲁迅认为汉字拉丁化有利于及时接触“现代思潮”。他说:中国“是一向受着难文字,难文章的封锁,和现代思潮隔绝。所以,倘要中国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须提倡大众语,大众文,而且书法更必须拉丁化”[11]。
第三,主张“采用”旧形式。鲁迅认为,旧形式为大众所熟悉,“明白了作品和大众不能机械的地分开”,就会“想到采取旧艺术”。“为了大众,力求易懂,也正是前进的艺术家正确的努力”。但鲁迅对于“旧形式”,强调的是“采取若干”而不是“‘整个’捧来”。他说:“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12]
因为鲁迅倡导的文学大众化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启蒙作用上的“双向”运动,既要求“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也要求“读者”“应该有相当的程度”,比如能“识字”,“有普通的大体的知识”,其“思想和情感,也须大抵达到相当的水平线”,所以,他一方面特别反对让文艺去“设法俯就”大众,认为那样“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不利大众思想文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则主张文艺大众化要分层次区别对待,“在现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仍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13]。
因此,鲁迅倡导文学大众化的第二个明显的思维取向,就是要培养工农作家,要使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能够自己开口说话,任意写出自己的意见来。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转变民众恶劣的存活环境和病态的精神状况。这是鲁迅倡导文学大众化的终极目的,也是其建立“人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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