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基辅罗斯文学；东正教；信仰教育；爱国主义；民族精神
在俄罗斯文学研究中，通常将18世纪以前的文学称之为古代俄罗斯文学，而基辅罗斯文学主要指基辅罗斯的留里克王朝统治至蒙古鞑靼入侵这一时段的文学创作。这一时期文学与基辅国家的宗教政策相关。俄罗斯文学的产生完全得益于对东正教的接受与传播，以及历代大公的支持和修士僧侣们的努力。早期的罗斯并未形成自有的文字，原始口头文学传播极为有限且没有明确的记载。自“罗斯受洗”后，出于宗教传播的需要，拜占庭特派基里尔（Кирилл）与梅福季（Мефодий）兄弟[1]二人根据东斯拉夫民族的口头语言为之创造文字以翻译《圣经》篇章，这为整个基辅罗斯文学的创立建造了良好的基础。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为之创立的是格拉高里字母（Глаголица），而并非现行的西里尔字母（Кириллица）。这也使得基辅罗斯文学完全有别于西欧文学，而是以拜占庭文化为基础形成了东斯拉夫民族自有的特色。
二、基辅罗斯文学代表作品的内容及精神分析
拥有了自己的文字，并且得到了国家统治阶层和拜占庭正教会方面的支持，基辅罗斯文学开始在教会人士的努力下逐步发展。成为基辅罗斯文学及罗斯历史起源最重要的作品当属《往年纪事》（?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它是整个基辅罗斯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编年史（летопись）著作。据记载，作者为基辅洞穴修道院修士涅斯托尔（Нестор）。从创作时间上来看，《往年纪事》虽不是最早的文学作品，然而却被公认为俄国史学的源头。对于一般外国人而言听闻过的所有关于古俄罗斯历史发轫的典故均出自这部《往年纪事》。[1]它表达了古罗斯人对世界的形成、民族的命运和信仰等理由的观点，是他们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鲜明体现。[2]虽然是一部编年史著作，但是作者并不是完全为追求现实而创作，而是侧重于诉诸某些历史事件，结合东正教信仰与国家命运来表达个人的信仰态度。书中作者爱憎分明，强调东斯拉夫民族的主体性及自己所接受的基督教的正统性和唯一性，同时通过对王公之间的相互残杀的描写，表达了对于国家命运的关心和对统一和平的向往。可以说，这部作品为俄罗斯民族东正教的传播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基辅罗斯文学中，圣徒传记（житие）体裁的代表有《鲍里斯与格列布传》（?Житие Бориса и Глеба?）一书。从故事内容上来看，鲍里斯与格列布传兄弟之间为争权夺利而相互残杀在世界文学范围内并无新意。使人耳目一新的是，作品中主人公兄弟二人在可以反抗的前提下主动放弃抵抗甘愿牺牲的精神较为罕见[2]。可以说，这是俄罗斯民族精神中受苦受难精神的来源。兄弟二人对于基督宗教的坚定信仰和对国家统一的忠诚思想贯穿于全文。与此同时，书中刻意通过环境氛围来彰显和宣扬以智者雅罗斯拉夫为代表的正义力量和复仇精神。时至今日这种力量和精神仍然积极影响着俄罗斯和俄罗斯民族。传记结尾处，对兄弟二人在墓地虚幻般的描写则抒发了罗斯民众对兄弟二人的缅怀和美好的祝愿，刻画出圣人的形象，充实了单一圣经文学的信仰教育，圣人形象由此更加通俗流行，为世人所崇拜。
教会演说（церковное ораторство）体裁作品《论法律与神恩》（?Слово о законе и благодати?）为首位罗斯籍都主教伊拉里昂[3] （Митрополит Иларион）所作。作者以《圣经》新约中的亚伯拉罕故事为切入点论述了律法和神恩的关系，指出摩西律法有所不足，而神恩和真理将统摄整个大地，并赞颂了带领罗斯受洗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及当时的智者雅罗斯拉夫大公。该书被视为基辅罗斯基督教的欢乐与积极入世精神的优雅表达。[3]整部作品凸显出教会与国家的地位，强调真诚、真正的信仰和对信仰的履行。由于作者未经基辅罗斯大公同意自主任命都主教的特殊背景，我们可以发现，此时的文学已经开始提升到基辅罗斯国家的高度，并同时赞美神恩和基辅大公，此时的信仰也已经增加了民族和自主的因素，这也是后来“第三罗马”和东正教教会在国家间各自独立、教权从未属王权的思想的来源。当时的罗斯王公已经意识到教会的力量，开始诉诸教会宣扬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并极力在国家层面上宣扬东正教思想与信仰。
以政治与道德为题材的《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训诫》（?Поучение Владимира Мономаха?）是第一部世俗性布道文学（проповедь）作品，开创了罗斯文学中对道德理由进行探讨的传统。[4]从其包含的训子、自传及致兄弟的信来看，书中充满了以东正教道德为基础的众多进步思想：敬仰上帝，尊老爱幼爱家，宽容敌人，团结统一，共同保护罗斯大地，布道行善等等。[5]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本人也因其言行如一在当时及后世赢得了忠诚与爱戴，后世编年史中也对其予以了高度的评价。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基辅罗斯由于外部游牧民族的威胁与内部兄弟间的不和，已经处于分裂的边缘，内外勾结、互相残杀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从基辅罗斯历代王公的行事风格来看，莫诺马赫大公对于兄弟的不计前嫌即使在今日也已经达到很高的道德水准，这主要与作者个人的拜占庭血源及文化修养有关。此时的罗斯公国在文化和宗教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统治阶层的文化素养开始有了较大的提高，并且已经能够较为完整地发展宗教道德学说，以巩固其统治基础。
相对于以上几部作品，国内研究颇多、在世界范围内影响较为深远的当属《伊戈尔远征记》（?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这是基辅罗斯文学中少数没有经过教会作家和抄写者加工的以史诗（эпос）为体裁的世俗文学作品，但这并不表明其不受宗教影响。[6]这里所说的宗教不仅仅指当时的东正教，尚未消失的多神教的痕迹也多处可见。即便如此，作品中多次提及的自然神表明当时仍处于宗教更迭时期，但其“异教”的痕迹却并不影响作品为捍卫基督教而反对异教徒的思想。这可以解释为，由于当时人文科学及教育比较落后，罗斯人无法依照《圣经》及其教义来解释自然现象，于是便更加倾向于固有的多神教传说。当然，多神教的影响在当时也仅限于此，当时罗斯大地的信仰归根结底是以基督教信仰为核心的，它融合了国家统一、团结一致、共御外敌等爱国主义思想。作品所描述的战争是失败的，但失败的战争却并没有摧毁主人公的信仰，相反使其相信失败是由于其信仰不足所致，这一思想在以后蒙古鞑靼入侵及统治时期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在当时多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