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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要求中，一直到1949年底，党内干部结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组织说了算—也就是上级党委对干部能不能结婚有一票否决权。组织批准之后，、盖章、登记这些琐事，就归相关部门执行了。离婚程序也一样。
简单来讲，此前组织划了三条线，让这件私事办起来跟在北京摇号买车都一样不容易—年龄在28岁以上，党龄达到七年以上，最的是，申请人至少是县（团）级干部，不然组织不批准。
在有些执行条件更细的地区，还要加上一条，“有五年工作经验”。所以在干部中流行这样的说法：想结婚，是“二八五七团”的。
也不能例外。当年在延安，晚上开会，开着开着，周恩来对说：“主席请您出去一下，要讨论研究一个理由……”说的就是与的婚事。
这是抗战时期的政策，也就是说，结婚在那时候几乎是干部的“特权”。革命的婚姻标准
不过，这还不是最严苛的。在解放战争初期，为了“不使一个奸细分子混入或利用男女关系搞鬼”，东北局干脆禁止干部结婚—禁令持续了八个月。如果触犯，“偷婚”干部可能会被告上法庭，被剥夺结婚权利×年。
有关这一点，《东北局关于干部结婚的规定》写得很清楚。
人非草木，有极个别相当低层级的干部，在婚姻理由上听了党十几年的话，最后没能“狠斗私字一闪念”。他们言辞还挺激烈，比如想离婚了再结婚的会说“宁肯脱离革命也不放弃自己的婚姻”，这在当时已经是极其大胆的表述。
对这些干部，各地组织的反应也不太一样—有的组织几个干部“交替回家解决理由”；有的就直接一些：公家不负担这些干部结婚对象的生活费用。当时供给制，公家发粮食，几斤几两都有数，讨了老婆如果养不起，这些干部也就打消念头了。
总之，在处置干部结婚理由上，当时的革命环境，组织在政治和经济手段两手都抓，两手都很硬。
那么，在如此严密的规则下，这些干部都选择了什么样的配偶？
从延安到西柏坡，再到解放北平时期，干部们的择偶观基本上是：“年轻、政治可靠、自带粮票（脱产干部）”。
相当多的干部妻子是受组织介绍影响。比如作为地下党的王光美胞兄王光杰，就与假扮夫妻的对象真的结了婚。王光美后来也经介绍，与刘少奇成婚—有一个不得不说的背景是，城里来的女青年中，许多人对干部，特别是老干部并不“感冒”。她们的择偶标准，是对象要有“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
在另一些大家族里，这种影响还从战争时期一直持续到了1970年代。
延安时期，军队高级将领张富华要结婚，就是在部队女兵清晨出操时，相中了对象。
第二天组织谈话，第三天晚上婚就结了。婚宴就是一桌花生红枣，外加一壶烧酒—这就不错了，当时许多干部结婚，就发一些花生米给来宾，俗称“花生米”婚礼。陈云再婚时，花一块钱办婚礼。陈毅场面大一些，花了20块，钱还是借的。
说回张富华。他们所生的女儿张宁，后来被叶群相中，准备给林立果做媳妇。挑中之后，又是将张宁从外地调往北京，又是安排在北京301医院当护士。最后因为林彪叛逃，林家媳妇没做成，还受了几年审查—插一句，当时干部们也有喜欢挑护士做夫人的传统。有干部忙着结婚，也有干部赶着离婚。离婚的多半是解除之前的家庭包办婚姻，因为离婚数量还不少，这种“突击”离婚在当时难免被人说闲话。婚姻选择与“政治地位”
组织开始放松对干部婚姻的管制，是在1949年底。因为大仗都打得差不多了，《婚姻法》也正在加紧制定—既然政府有法可依，干部婚姻自然就从革命公事变成了个人私事。
于是，建国后第一波结婚潮在1950年代出现了。干部这次排进了热门相亲对象。以河北保定市某地区为例，一年半的时间里，33对成婚新人当中，男方是干部的有17名。
但干部还不是首选—当时流传“一工（人），二干（部），三军人”的说法，意思是说，劳模比干部吃香。
有干部忙着结婚，也有干部赶着离婚。离婚的多半是解除之前的家庭包办婚姻，因为“老干部”离婚数量还不少，这种“突击”离婚在当时难免被人说闲话。
其实许多老干部的现实情况是：离家之后与包办婚姻的妻子少有联系，谈不上感情；一些人也已再婚，这时与老家的妻子离婚，只是走个法律程序。
也有办手续办了三四个月都没离成的，最后不得不由最高人民法院下文，督促各基层法院“对南下干部的离婚案件，从速处理。”“以免影响干部工作情绪”—法院对处理干部离婚的案子，向来慎重，后来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某地驻军军级干部要离婚，当地的区级法院认为当事人是军队高干，不便审理，将案子推给了市中级法院，市中级法院又将案子推回给了区法院。
到了1960年代，根红苗正的干部继续在婚姻市场“走俏”—“下定决心，要跟学生。排除万难，不嫁农民。争取胜利，找个书记。”尽管期间，一直宣传城市知识青年与农村青年结合，但按照一项对上海地区女青年择偶标准的调查，人们的真实想法并不是那么回事。在这项调查中，女青年们的择偶倾向是—家庭政治地位比自家高的。
当然，干部子女也喜欢选择干部子女结婚。比如处级干部的子女，会与同级或上级干部的子女结婚。工人阶级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