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人物》十月号（上），有诺文奖得主莫言专访，云：“他的初衷很简单，听说写书有稿费，就能吃饱肚子。于是他开始在破旧的煤油灯下看书写字。”
此言非虚。有关莫言童年饥饿经历，可读 《吃相凶恶》和 《吃的屈辱》。两文均系自述，一言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饥荒中的生活情景，一言自幼不能饱腹给心理投下的永久阴影。
饥饿记忆与莫言创作的关系，很堪研究者注意。以此为入口，不单可以了解他的生命体验，即对其作品里的内容、人格乃至语言特色，都不失为解读的钥匙。本文非莫言专论，故不就此展开，而只借为由头，去作一项文学史的考察。
在他对记者的表白中，有几个字不容错过，亦即“写书有稿费”。这状若无奇的一语，实际道出了现代以来中国文学一大要点。它约略可以表作：现代中国，文学成为谋生手段，作家则职业化;作品能够换取收入，收入环节也左右着文学所有方面。
以前不是这样。诗文不曾给陶渊明换来半文钱，他辞官后养活自己，得靠亲自种地。李白斗酒诗百篇，柳永“有水井处，皆能歌柳词”……这背后，都没有稿费的存在。曹雪芹写《红楼梦》，蒲松龄写 《聊斋》，以今视之，仿佛是为文学史“义务劳动”。古人著文，非但没人付钱，相反所出每一本书全得自掏腰包。钱谦益虽为一时泰斗，其《初学集》却由弟子瞿式耜偕众同门集资为老师刻成，对此钱谦益已是心满意足，并不抱怨出书居然没有收入。
“润笔”固然早就有，但若以为那便是古代的稿费，实属误会。“润笔”本意并非文章交易，而是对名头的购买，换回墓志铭、序、传之类，借作者声誉光自家门楣，其获酬理由，与如今广告费、代言费无贰。所以从来就有的“润笔”，并未在古代造就过职业作家。
文学可以买卖，抑或社会商品中出现“文学”这一新品种，普遍来说是现代才有的事。当然，中晚明开始可以找到一些文学商品化的苗头，但只限于稗乘野史，主流的诗文从不在此列。到了现代，文学则每寸空间都完全被商品交换所把持。实际上，与收入无关的文学根本绝迹。任何作家，无论伟岸与微渺，提笔而事此业，意识辄同，心里都有收入二字。而在国家、社会或时代，文学收入制度亦为调控文学之有力手段。虽然形式不非得是稿费、版税，也可以是别的。比如，建国后体制下“专业作家”岗位以及由此取得的工资和住房、医疗等福利，就是变换了形式或广义的收入。
故收入一端，于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深入腠理。许多事情，小如个人取舍，大至文艺政策和管理，以及创作丰歉、思想立场、文坛风尚、主题手法、写作姿态等等，皆可就中寻其踪迹。
然而此内容与环节，文学史著至今不论不载。中国的文学史研究，似乎很难脱品评优劣的趣味，总是把“载入史册”作为奖赏，颁予若干作家作品。因此难怪百年来的新文学，诸多理由和境况，都搔不到痒处，或没有触碰。
究竟如何，或许该看实例。我们且从老舍说起。四十岁时，老舍写了这么几句话介绍自己：
幼读三百千，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示甘于寒贱也。二十七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起。
老舍1899年生，其四十岁，适当1939年。假如再过十年写这种自我介绍，想来会另一副样子，因为彼时作家已经习惯高远地谈文学，而1939年还不必，能够讲得朴素，发为生计之谈，至与发财、奖券等“俗物”并提，说其之作小说，初衷止于“博大家一笑”（他当时自认所写皆属“幽默文学”），“没什么了不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小说家阿城在创作谈中将写作比为“手艺活儿”，人有愕然者，以为亵渎了文学。那时人们已不知道，返回1939年，后来被授“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老舍，其眼中文学庶几近之。
阿城所谓“手艺”，老舍所谓“糊口”，都是从作家的存活角度来讲。这在文学未曾“组织”起来以前，抑或置身“组织”之外的作家那里，会非常现实。
职业化背景下，文学不复能如古代那样，只作为自我抒写而与社会无关。1917年，陈独秀倡文学革命，“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这实在不是他要排斥这样的文学，而是这样的文学在排斥他。贵族、古典 （用典）、山林文学得以存在的理由，是文学不必用于世。大多数情形下的古代文学，是士大夫官余之物，为之仅在心性，非为稻粱之谋。何况文学通往社会的途径也根本没有打开，就算你不为自己而写，为社会写作，也毫无需求与市场。而现代的职业化背景下，则颠倒过来，文学已被定义为面向社会的写作。不是不可以只为自己写、只依自己趣味写，但这样的东西，已不受“文学”概念认可，不入其序列以及文学史范围。“现代”的文学，当其动笔之初，就是为别人写、写给别人的，不论作者如何自视不合流俗，他拿起笔来，也总是想到发表、出版，亦即投放和推广于社会，而非写成后静置匣中。这就是为何现代作家非得是职业的，不能一边做官或种地，一边当作家。他需要进入职业的状态，以写作为生，才能把事情做得像个样子。
老舍早就有意当职业作家，1929年回国已揣此想，下定决心却用掉好几年。1934年，辞齐鲁大学教席，然而退缩回去;1936年，再辞山东大学教席，算是最后迈出这一步。
迟疑的理由，便是假如以写作为业，生计方面不知把握如何。辞齐大教职后，老舍专门去趟上海，探一探路。“我不是去逛，而是想看看，能不能不再教书而专以写作挣饭吃。我早就想不再教书。在上海住了十几天，我心中凉下去，虽然天气是那么热。为什么心凉？兜底儿一句话：专仗着写东西吃不上饭。”于是回到山东，老老实实接受山大聘书。“为了一家子的生活，我不敢独断独行地丢掉了月间可靠的收入”，然而，“我的心里一时一刻也没忘掉尝一尝职业写家的滋味”。又过两年，他觉得时机成熟，对靠写作吃上饭已有自信，又从山大辞职。“这回，我既不想到上海去看看风向，也没同任何人商议，便决定在青岛住下去，专凭写作的收入过日子。”
浅谈文学史微观察：收入
更新时间：2024-03-17
作者：用户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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