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转型中的短篇小说
对短篇小说来说，2013年是一个值得庆祝、自豪的年度。加拿大82岁的女作家艾丽丝·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用八个字作为授奖词，称她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而评论界早已给她戴上了“加拿大的契诃夫”桂冠。世界级的文学奖给予一位终身从事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且尊称“大师”，这无疑是一个轰动性的文学事件，其背后的作用是极为丰富的。门罗说：“我得奖对于短篇小说来说也作用非凡。我希望人们能够意识到短篇小说是重要的艺术形式，让短篇小说还原它本来的地位。”（转引自朱又可：《“短篇小说有了一次复兴”》，《南方周末》2013年10月17日。）
这一文学事件，在中国的反响也格外强烈。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的短篇小说传统的国家，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短篇小说风光不再，而长篇小说、纪实文学等走俏文坛。短篇小说的式微，极大地影响削弱着整个文学生态。新世纪初就有评论家、作家喊出“重振短篇小说”的口号。人们期望借门罗的获奖，校正长篇小说独大的文学态势，恢复短篇小说的重要位置，提升整个社会的审美境界。
2013年的文学“气候”依然“风调雨顺”，短篇小说依然成果累累。比之往年，既无突破，也无退步。但当你仔细梳理、分析这一年的收获，会逐渐发现，短篇小说的题材比重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并非现在才有，而今年显得格外突出。那就是乡村题材小说数量锐减，且质量有所下降；而城市题材小说明显增加，且质量呈上升态势。乡村题材小说自然不乏厚重、成熟之作，但它在内容、主题等方面，似乎已找不到新的“生长点”。城市题材小说整体显得清浅、琐碎一点，但它视野开阔、内容丰富、写法多样，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我们并不赞同“题材决定论”，但在某些时候，题材的兴衰、变化，又确实反映了社会的变动和文学的走向。乡村题材和城市题材的一衰一兴之间，又恰恰表现了中国社会从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时代转型。社会在转型、文学在转型，这种转型早已开始，正在进行。这是文学的宿命。短篇小说是时代的“风向标”，社会和文学的转型，敏感地体现在它的“摆动”中。正如贺绍俊所说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文学上引以自豪的是乡土文学。但新世纪以来，情况悄悄发生了变化。当下的文学创作，不仅早已不是乡土文学的一统天下，而且都市文学迅猛发展，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中短篇小说代表着小说的文学性标杆，因此可以从中短篇小说的目前状况判断都市文学的走势。翻开各类文学期刊，反映都市生活的中短篇小说占有大多数。从年轻作家的选择重点看，近些年涌现出的年轻作家，他们多半选择的是都市生活题材。这一点特别突出表现在70年代出生的作家以及‘80后’的身上，这与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知识结构有关。”（贺绍俊：《从地域文学到文学社区》，《光明日报》2013年11月19日。）中国文学已进入一个乡村文学衰微而城市文学兴盛的时代，这大约是毋庸怀疑的了。
社会的转型影响、带动着文学的转型，文学的转型又深化、校正着社会的转型。如果说，80年代农村的改革开放，打破了保守、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农村和农民走向了市场经济大潮的话。那么，90年代之后的城市发展，则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使国家进入了全球化格局。而今天，城乡协调发展、加速推动城镇化战略，又将中国推向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启动一个规模更广、难度更大、时间更长的特大型举国工程。十年代的文学特别是短篇小说，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新世纪以来的短篇小说，城市题材不断成长、壮大，已然渐成主角，而乡村题材虽然还在坚守，但衰弱之势已现。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建设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表现。
乡村题材短篇小说毕竟有着强劲的传统，佳作还是不少。一年来，中青年作家不懈耕耘，涌现了贾平凹《倒流河》、朱庆和《回乡曲》、王保忠《安魂》、马金莲《项链》、付关军《回乡记》、杨遥《刺青蝴蝶》、温亚军《崖边的老万》、余同庆《白雪乌鸦》、张国增《唐二狗的两次死亡》、阎连科《把一条胳膊忘记了》等一批优秀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它虽然保持着一定的思想和艺术水准，但从内容到形式，已很难看到新的拓展。城市题材小说近年来有一种勃发之势，一年来中青年作家特别是七八十年代的新锐作家，潜心创作，出现了毕飞宇《大雨如注》、邓一光《轨道八号线》、鲁敏《当我们谈起星座》、孙频《掮客》、刘树生《丙午八月祭》、付秀莹《醉太平》、徐则臣《成人礼》、贺奕《五道口贴吧故事》、蒋一谈《林荫大道》、刘庆邦《我有好多朋友》、邵丽《小舅舅死了》等一系列精品力作。它的题材领域在拓展，思想内涵在深入，表现策略在不断丰富。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局限和理由，特别是思想视野的狭窄和文化意识的匮乏，已成为严重的“瓶颈”，阻碍着城市小说的发展。
乡村题材的衰退与新的“生长点”理由
对独尊文坛近百年的乡土、乡村文学的衰退，许多评论家、作家都表现出一种很复杂的思想情感。贾平凹在最近一次记者访谈中说：“至于说乡土文学将来具体怎么发展，当然以前的写法估计就不可能再有了，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过去多少年取得成就的主要是在乡村文学上，我估计将来慢慢再过一两代人，这种文学类型慢慢就消退了。”他又说：“不过消亡我觉得不可能。乡土的东西肯定不会再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了，但乡土文学也不是很快就会消失，大量农村还在，更重要的是中国农村文明的思维、生活方式还在，只要土地在、思维在，那农村的东西都还会在。”（贾平凹：《不要嘴说，要真操那个心》，《南方周末》2013年11年7日。）农村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农民是一个根基性的群体。有农村、农民在，就会有乡土、乡村文学产生。但这一地域和群体正在逐渐城镇化、城市化，就势必会出现乡村文学的衰落。但这一过程是漫长的悲壮的，它同样会孕育杰出的文学。贾平凹、莫言的代表性小说正是表现乡村陨落的“挽歌”文学。而未来的城镇化、城市化，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纽结与融合，乡村文化还会以另一种形态存在，乡土、乡村文学就依然会延续下去。
从2013年的乡村题材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作家对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多方面展示，特别是对农村和农民命运的揭示，它昭示了农村不可阻挡的衰落之势以及对发展的寻求，表现了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多变命运。贾平凹在长篇小说间隙中创作的短篇小说《倒流河》，虽然篇幅较长有18000字，艺术上也不够精雕细刻，但它无论如何是乡村题材创作上的一篇力作。小说讲述了市场经济时代的农村，一条倒流河南岸的河南农民跑到河北岸的河北山里挖煤、当煤老板的曲折故事。倒流河是一方地域风景，也是一个文学象征。它暗示了社会有时并不会按照预定方向发展，常常会出现倒流现象。就像农村和农民，人们怀揣理想去追求、打拼，有时理想实现了，但倏然间又破灭了，历史又回到了过去。在变幻莫测的社会运转和市场经济中，农村、农民都很难主宰自己的命运。小说用质朴的写法，刻画了立本与顺顺一对农民夫妻形象。他们能吃苦、敢冒险，从挖煤工到煤老板，由穷变富，实现了经济、人格的自尊。他们善良而慷慨，大行善事，支援教育、出资修路。他们固守着传统观念和行事方式，丈夫要弄一个县政协委员，妻子要在村里广结善缘，还要修一座祠堂似的老屋光宗耀祖。但在全球化的经济危机中，他们忽然间就陷入了经济、信誉乃至人际的重重困境里。贾平凹深刻地揭示了农村和农民发展的艰难性、偶然性，揭示了农民自身的文化心理和性格，同现代社会的巨大差距。是一篇从正面表现农村和农民的写实主义之作。朱日亮的《野猪泡，野猪跑》也是一篇描写农村发展的作品，但却充满了一种喜剧性和荒诞感。深山里的野猪泡村还处在原始状态，连电也没有通，可谓一穷二白。村干部一边打纸牌一边商议在天然湖上修小水电站的事情，但资金理由让村里和乡里一筹莫展。一个流浪汉式的青年人小国，随口虚构说湖里有怪物，立刻引起了村、乡、县领导的重视。信以为真，实地考察，登报宣传，要把这里开发成“摇钱”的旅游景区。小说故事情节有趣，乡土气息浓郁，真实地写出了偏远山村的存活情状。杨小凡的《梅花引》，以“我”回故乡为母亲上坟烧纸为线索，展示了农村的破败、空寂，还有曾经风云一时的大队治保主任三弄叔晚年的凄凉、悔恨和悄然死去，写出了农村“骨子里”的败落。我们的作家看到的是农村和农民的一幕幕悲剧，再难以找到农村的光明和新生之路了。表现现代人的存活与精神困境，是城市短篇小说长袖善舞的一个领域。本年度这方面的优秀之作可谓俯拾即是。首先是现实的、环境的、物质的存活困境。吕魁的《朝九晚不归》写年轻律师马山一天多的时间安排，真实表现了一个大龄白领疲于奔命的工作、麻木的情感精神、世俗的存活。城市生活已经把他异化成一个没有自我、、理想的机器人了。裘山山的《对影成三人》写音乐教师包晓妮假日旅游，她、男朋友、旅游地司机，都置身在一个复杂的利益、人际关系网络中。看似活得潇洒，其实都没有个人的自由和空间。孙频的《掮客》写某公司的四男一女五个白领，公司的裁员决定使他们都觉得利剑高悬，他们相约吃最后一顿晚饭、到按摩中心放纵，把他们存活的艰难、内心的孤独乃至爱情的幻灭，展示得淋漓尽致。青年作家蒋一谈的城市题材小说写得敏锐、严谨而沉郁，发表了《透明》《故乡》等多篇作品，《林荫大道》描述的是刚刚毕业的女博士夏慧，在职业、爱情上的无奈选择，真切地表现了年轻知识分子面对的存活窘境和对事业理想的放弃，精辟地揭示了现代人在五光十色的物化时代的心灵博弈和精神痛楚，令人感慨、思考。
其次是情感的、心灵的、良知的精神困境。李治邦的《给我一个理由》刻画了一位小公司的副总经理李重，年近不惑，人生不顺，他固执地要人们给他一个“理由”，但总是难以得到。活得认真因此就分外艰难。甫跃辉的《饲鼠》写了一位商界精英顾零洲，幼年时全家同住一屋老鼠的作乱，年轻时住筒子楼与老鼠的搏斗，竟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心理、生活乃至爱情。反映了人生中的某些经历对人命运、情感的微妙作用。鲁敏的《当我们谈起星座》描写了文学艺术圈外表的风光、热闹、浪漫，内在的空虚、无聊、隔膜。没有专业特长，甘愿做联络、服务工作的大林，突然跳楼，才使那些所谓的名家、大师们，开始反思“江湖”的堕落、人生的虚幻。付秀莹是一位视野开阔、富有才华的新锐作家，她的《醉太平》同样表现了文化学术圈外强中干的颓废景象。人到中年的老费，既是知名学者又是名刊主编，但春风得意的人生中，却掩盖着婚姻的破裂、情感的空虚，以及对圈子的厌倦、对学术的怀疑。学术圈沦为了名利场，高尚的学术变成了世俗的工具。作品写得细微、感伤、流畅、抒情。她的另一篇《曼啊，曼》写北京白领的日常生活和内心纠结，蕴含着现代都市的新鲜气息，表现了城市人生命中的难以承受之轻。
如上所述的作品，深入地表现了城市社会的种种现象、理由乃至阴暗，揭示了城市人的存活与精神困境，显示了文学的审视、批判作用，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正如卡尔唯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所描述的，城市有两种形态，既有“乌托邦城市”也有“地狱城市”，其实这正是城市既对立又统一的深层特征和性格。文学就是要表现出城市的这种两面性、完整性来。而当下的城市小说，只表现了“地狱城市”的一面，忘却了“乌托邦城市”的一面。作家常常站在乡村文化的立场，用理想化的纯朴、自由、和谐的乡村特征，去反观城市的虚伪、压抑、冷酷的种种“病症”，强化了城市的丑恶，掩盖了城市先进、开放、文明的一面。付秀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说，乡村是我的过去时态，那么城市，则是我的现在进行时。我身处其中，每天与她晨昏相对，耳鬓厮磨。虽然，我常常念及乡村的美好，然而，我却实实在在地，享受着现代城市的种种便利之处。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常常想，我该如何与城市相遇？在城市生活浩浩荡荡的河流中，我的文学想象，从何处开始，在何处结束？从某种作用上，斑驳丰富的城市生活，或许能够更清晰地映出大时代的投影。如果把乡村比作梦里念里的情人的话，那么与城市，则是日夜相守的世俗夫妇。”（付秀莹：《在城市灯火中回望乡土》，《光明日报》2013年8月23日。）这些话是值得作家们品味、深思的。
城市底层民众与打工者，是宝塔型的城市社会的庞大基座，表现这一阶层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传统了。在2013年的短篇小说中，依然涌现了描述这一阶层的众多佳作。苏童的《她的名字》刻画了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女子段福妹，为了与命好的女朋友一样有美好的人生，三次煞费苦心改名字，但并未转变自己曲折艰苦的命运。表现了底层女性同命运的不懈抗争。刘庆邦近年来营构“保姆在北京”系列小说，写活写透了城市保姆群体的生活遭遇和情感命运。新作《我有很多朋友》，描写了一个工作尽职尽责，向往城市生活，不愿再回到农村，虚荣心很重，渴望城市爱情婚姻的小保姆形象。徐则臣的《成人礼》塑造了两位打工者形象。主人公行健是一个从蒙昧走向觉悟的年轻人，而“她”则是一位在打工生涯中化蛹为蝶的完性。“她”给予他的关爱、、勉励，使他迅速地成长起来，懂得了打工、奋斗、人生的真正作用。他们在打工生涯中收获的不是金钱和物质，而是经验和智慧、思想和精神。这是从正面表现打工者和他们的人生的。小岸也是一位善于书写底层人物的青年作家，她的《寻父记》描写了父子俩光棍，父亲在街头干修车活儿，儿子韩宝军在澡堂做搓澡工，两人相依为命、父慈子孝，勤奋干活、憧憬未来。而人有旦夕祸福，面对父亲的重病，儿子要动用全部存款为父治病，父亲为了儿子的未来悄然失踪，充分表现了底层民众人生的艰辛、亲情的真挚、人性的美好，使读者在无言的悲伤中，感受到了底层社会的纯朴与温暖。
城市小说可以写城市的现在，也能够写城市的过去，后者不妨称为“古城叙事”。我们有一批年龄较长的作家，始终在发掘着古城的旧人旧事，捕捉着其中的传统文化和城市性格，源源不断地创作出一些优美篇章来。王雄的《八宝印泥》，以御用八宝印泥为故事线索，展示了半个世纪的历史传奇，书写了民间艺人为承传文化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所体现出来的高洁人格和精神。刘树生的《丙午八月祭》，讲述的是“”年代，一张沉香条案与一只名贵信鸽的悲剧遭遇，凸显了昔日市民的生活情趣和文化性格，揭露了“”运动的荒诞、疯狂和残暴。小说有浓浓的“京味”。聂鑫森的《典当奇闻》写的是湖南湘潭三四十年代的典当行业，刻画了一位学识渊博、有仁有义、外柔内刚，在日本浪人面前大智大勇的英雄形象。黄咏梅的《八段锦》写的是现代城市一景，描写了梧城老中医傅少杰与他的宝芝堂中医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在体制式的群众药店的排挤下，怎样一步一步地萎缩、消亡。作者实际上写的是古城传统文化、传统人格在今天的悲凉命运。我以为，这些作品虽然写的是城市的旧人旧事，但它恰恰是真正的城市小说，其中有人物、有文化、有思想，值得年轻作家研读、借鉴。
论题材兴衰与文学转型
更新时间：2024-03-20
作者：用户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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