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 1998年台湾蔡智恒（痞子蔡）在 BBS上连载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在大陆中文网络迅速传播算起，至2014年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已经走进第 16个年头。 2013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用户已达 2.74亿[1]。经过十余年的迅猛发展，特别是 2003年以后在资本力量的催动下向类型化方向发展以来，网络文学不但形成了自成一统的生产—分享—评论机制，以及建立在“粉丝经济”上的“快感机制”（如“爽”、YY等），并且形成了有别于“五四”“新文学”精英传统的网络大众文学传统。这些都对传统精英文学的主流地位构成挑战，也对传统的学院批评构成挑战。在经过被称为“网络改编元年”的2011年之后， 2012年网络文学又发生“第二次革命”，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随着大量的网外之民的“被网络化”，网络不再是“网络一代”自娱自乐的亚文化领地，而正在成为重新汇集所有文学力量的主流媒介。
正当网络文学 “悄然坐大 ”的时候，声势浩大的“扫黄打非 ·净网 2014”专项行动 [2]再度让人们感受到意识形态强大的管束和规训力量，但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向人们暗示，网络确乎正在成为国家“主流文艺”的“主阵地”。在这个作用上，“主流文学”的理由重新被关注。到底何谓“主流文学”？目前居于正统的 “体制内文学”是否还能 “坐稳大位”？网络文学与传统纸质文学的关系，到底是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关系，还是新旧媒介文学之间的关系？网络文学是否能被“主流化 ”？面对媒介革命，“主流文学”是否需要重新建构？它将具有怎样的 “中国特色 ”？
“中国特色的主流文学”
“主流文学”是“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主流文化”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社会倡导的、由多数人共同享有的思想方式和文化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语境中，“主流文化”有不同的显现方式。在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里，“主流文化”被指认为是一种大众文化，也是流行文化。这正是近年来全球流行的《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 [3]一书的基本观点。基于 “全球文化战争 ”的视点，该书作者直接把“主流文化”指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序言中，他引用“软实力”概念的发明者、美国克林顿时期国防部副部长约瑟夫 ·奈的话说，“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而非强权”。“软实力”需要通过价值观来产生影响，而负载这种价值观的正是极具国家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的流行文艺，也是一个国家的“主流文艺”。
仔细解读一下“主流文化”概念，可以发现它背后有四个关键词：大众、资本、文化精英、国家权力。大众流行文化居于最表一层，背后是政治、经济、文化各路力量。在资本的运作下，流行文化打造大众的“幻象空间”，在文化精英的导引下，将权力关系植入大众的情感—结构。高明的“软实力”岂止是吸引力，甚至可以是媚惑力，“软”到几乎隐去一切“规训”“引导”痕迹，发乎于 “人性本能”，止乎于“普世价值”，才具有真正强大的实力。
在全球“主流文化”模式参照下，中国当下“文学场”的格局可谓独具特色。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文学体制和管理体制仍然完整存在并且有效运转，但以文学期刊的“边缘化”和“老龄化”为标志，“体制内”文学已经越来越“圈子化”，从而失去了大众读者 [4];另一方面，在资本运作下进入集团化的网络文学已经建立起来日益成熟的大众文学生产机制，不但拥有了数以亿计的庞大读者群，也建立起一支百万作者大军，然而，必须小心翼翼地接受体制管理，寻求体制接纳。在二者之间，以学院派为代表的文学批评精英力量多年来与五四“新文学”传统脉络下的“严肃文学”“纯文学”共生，对骤然坐大的网络文学大都怀有疑惧态度，在一个“草根狂欢”的时代，与网络文学的关系基本是互不买账、各说各话。以中国“国情”来看，这样一种“文学场”格局，尤其是体制与资本两种力量的对峙和博弈将会长期存在。在这个作用上，对中国“主流文学”的定义不能完全参照资本主义体系的“国际惯例”。因为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并不是那样一种 “上下一致”的“社会水泥”——在政府高扬的“主旋律”与社会上下默默奉行的“潜规则”以及精英文学鼓吹的理想价值观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裂隙。在网络文学发出挑战之前，我们的“主流文学”一向被认为是“精英文学”，它不但是“体制内”的，并且承担着启蒙大众、引导大众的职能。这样一种格局是百年来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造就的。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在对传统的“旧文学”和新生的“俗文学”的双重对抗中建立起来的。“新文学”是一种典型的精英文学，“五四”先贤们迫于救国图存的压力，选择从西方舶来的现实主义创作法则为唯一正统，以之载道。由此形成了“新文学” /“旧文学”、“严肃文学” /“消遣文学”的等级秩序。“消遣文学”从文化趣味上和文体形式上看像是传统“旧文学”的延续，但其实已经开始发生现代性蜕变——伴随现代都市文化的发展、报刊业的发达，以及对西方类型小说的借鉴，逐渐发展为具有文化工业性质的大众文学（Popular Literature）。如果我们一定要用“主流文学”、“非主流文学”的概念辨析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文学”的桂冠还是要戴在“新文学”的头上（当然称之为“主导文学”或“正统文学”更为妥当）。因为尽管这一时期“新文学”的读者数量远远比不上“俗文学”，但却牢牢掌握着“文化领导权”，因而把“俗文学”成功地压抑下冰山之下。精英的“新文学”一直致力于“大众化”，但一直力不从心。它对“俗文学”真正取得“压倒性胜利”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其“压倒性”并不仅在于政策上的压制取缔，更在于艺术上的转化吸收。特别是经由赵树理等 “人民艺术家”的卓越努力，以及包括“样板戏”在内的“革命文艺”的创造性实践，将“旧文学”中有生命力的要素“批判地吸收”进革命文学，成为内化其叙述模式和快感模式的“潜在结构”。不过，“革命文艺”在其“民族化”、“大众化”实践过程中，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的吸取，主要偏重民间文化（ Folk Culture），而对产生于文化工业的大众文化（ Popular Culture），则作为“资本主义腐朽文化”进行严厉地批判、放逐。
探讨网络文学时代我国“主流文学”重建
更新时间：2024-04-18
作者：用户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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