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古代礼制与财政

更新时间:2024-02-27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孔子倡导的“为国以礼”的礼制传统,对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发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中国自古被称作礼仪之邦,礼不仅规范了政府行为的方方面面,渗透到普通生活的点点滴滴,也规定了财政分配的枝枝蔓蔓。可以说,礼不仅是一种社会秩序的安排,还是一种资源和利益的分配机制。
以礼制财
春秋之际,诸侯争霸,战争频繁,诸侯公卿为扩展势力,纷纷加重赋税和劳役。孔子生活的鲁国,三大巨室把持政权,他们用度奢靡,擅自提高税率,加重人民劳役,令孔子叹曰:“苛政猛于虎。”
为应对这个“礼崩乐坏”的社会,孔子寄希望于恢复西周崇德贵民的礼乐文化,提出了“克己复礼”的仁政思想。礼源自原始的世俗习惯,经西周改造,加入了大量封建等级秩序内容,并被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其中包含着强烈的原生道德诉求,并借助天道等各种原生性手段对统治阶级进行了一约。当时已经有不少人开始正视礼的价值,而且重视的是“礼”所蕴含的民生因素,很多政治人物意识到民心的重要,一些新兴贵族为争取民心而改革税制,降低税率。故而春秋时期大军事家孙武直接以晋国诸卿税率的高低,来判断其命运。
孔子对传统的礼文化进行整理,并以其仁政思想创新建构了礼文化的内容体系。孔子提出“为国以礼”,以“礼”作为规范政府财政行为的原则。如在支出方面,他提出要“节用而爱人”;他特别强调“政在节财”,说:“礼,与其奢也,宁俭。”“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为此,他夸赞大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孔子之后,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荀子进一步深化了以礼制财的思想。孟子除了提倡“薄赋敛”和反对浪费外,还特别重视“养民”,呼吁为民制产,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因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在收入方面,荀子提出藏富于民,他说:“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在支出方面,提出“节用以礼”。荀子在《礼论》中提出“养人之欲,给人以求”的诉求,强调君道就是“善生养人者也”,“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他还主张财政要调节社会贫富分化,做到“损有余,益不足”,“收孤寡、补贫穷”。《礼记》里提出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成为中国古代士人的最高追求,也勾勒出财政要实现的理想目标—“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纵观古代中国,礼确实对统治阶级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在进谏君主勿要奢靡浪费时,士大夫们都以礼之规为依据。春秋时,齐景公大建宫殿,生活奢侈,为此增加了赋税。晏婴劝诫齐景公,指出只有守礼,国家才能长久。孔子的弟子冉求担任鲁国季氏的家臣,帮助季氏搜刮民财,孔子对其他弟子说,冉求这样做就不是我的弟子,你们可“鸣鼓而攻之”。西汉废帝刘贺挥霍无度,将国库的黄金、玉器随意赏赐给随从,被以霍光为首的群臣以礼之名废去帝位。
以礼耗财
礼对统治者是把双刃剑,既然要依靠礼来阐释统治的正当性,维护统治秩序,也就必须接受礼对权力的限制。这反应在财政上,就是要轻徭薄赋、节用爱人。同样,礼对于节用也具有双重性,它通过舆服、典礼、爵禄等差异性规定来强调等级秩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某些超标准的用度,但也使财富分配严格按照等级来进行。此外,还需要通过各种物质表象来体现身份地位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导致出现巨大的财政消耗。
孔子曾说,我是大夫身份,出门不能不坐车。荀子也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也就是说,每一等级都应有相应的标准,如在服装上,“天子朱衣冕,诸侯玄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他坚持“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天下尚俭而弥贫”。汉初,叔孙通制定礼仪制度,刘邦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萧何为刘邦大修宫殿,提出:“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无以重威。”有时帝王自己想简单点,还被群臣认为不合礼。唐初天子祭社服饰等级较低,大臣们上书认为这是“贵贱无分,君臣不别”,“极为不可”。
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礼成为最重要的财政支出。《周礼》制定的国家最重要的九项支出,除了第九项是供王玩好之用,其余八项都是为满足各种礼仪所需的支出。《晋书》里记载着大臣索的话:“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说法虽然夸张,但礼仪支出无疑是非常巨大的。这种理念从君主、贵戚、官吏逐步向民间弥散,民间婚丧嫁娶、岁时节庆无不大事铺张,以显其“礼”。
在实际操作中,礼对财政的约束更让位于尊卑秩序的限定。清乾隆帝想起《周礼》中有养老之礼,曾一度心血来潮,想着手实施,马上就有臣子劝止,说“臣下谁敢受之”。乾隆很快就接纳意见,将“养老之礼”置而不用,还得出结论,古礼“于可复古者复之,其不可复者,断不可泥古而复之”。既得利益阶层更想以礼来固化等级分配格局,司马光称“贵贱贫富,天之分也”,“天使汝穷而汝强通之,天使汝愚而汝强智之,若是者必得天刑”。苏东坡也说决不能让“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
礼,耗费的不仅是金钱,还有无数人的精力和生命。为了设计出服饰、车辆等用品的等级序列,很多聪明人绞尽脑汁。谁说中国人不善数字化管理?看看中国古代礼制的规定,尺寸、质料、色泽、图样、饰物无不有精确的数字,这就是所谓的“礼数”,出不得半点差错。这些智慧,本来是可以用于物质生产和发明创造的。
反思今天
“礼制财政”不仅包含了中华先民的政治智慧,也蕴含古代先民的财政理想。尽管中国传统礼制的整体架构已经随着帝制解体而崩解,但经三千多年运转,它早已内化成中华民族性格的有机组成部分,深植于民族心理之中,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直到今天还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行为。如果对礼运用得当,可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成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支持。
在继承礼文化的同时,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礼文化的多重性,挖掘沉淀在礼文化中的精髓,剔除夹杂其中的一些不好因素。就财政而言,传统的礼制财政包含着天下为公的理想追求,对轻税、节用、重民生有直接要求,但也包含着极为繁复的礼节以及为之耗费钱财的现象。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讲究面子,今天高居不下的三公经费,不能说其中没有这一文化的影响。
去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取其精髓。今天我们构建现代财政制度,需要多方面吸收人类文明的各种资源,既要构筑现代财政的法治基石,也需要汲取传统礼文化中还有生命力的有益因素,来推动制度创新,推动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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