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 社会资源配置；农民工人；社会保险；目前状况；策略
社会资源也称为社会关系网络，这种资源直接嵌入个人社会网络中，是个人无法直接占有，而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所获取的资源，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结构性与功能性等特征。凡是有人互动的地方就存在社会关系网络，但不同地域和组织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与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如果一个人接近或使用较好的社会资源（介绍人地位高）会有较多机会取得较高地位的职业。社会关系网络对资源分配的作用在人类社会广泛存在，但在东亚社会及其儒家文化圈的国家与地区，它的作用尤其明显。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国人在社会互动中存在差距格局的特点。现阶段，社会关系在资源领域所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我国在保障农民工权益的过程中，以建立政府、企业、工会和社区等正式社会网络为主，同时加强以业缘、血缘关系为主的非正式社会网络的建立。
一、以企业为代表的正式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获得社会支持方面的作用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过多的干预经济发展，同时企业包揽了所有的社会应对员工承担的责任，如对员工及家属提供优厚的教育、就业、医疗、住房补贴等福利，这给企业自身的发展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使企业得到了解脱，带来生机与活力。但企业仍作为工人们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源，企业在为工人提供货币工资的同时，也使工人在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和健康照顾等社会需求方面得到了满足，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在发挥社会功能的方面逐渐退出，社会支持结构从正式的一元化结构到社会资源分布的多样化和社会支持的多元化结构的转变，企业对工人的保障逐渐减少，而企业外可替代的资源逐渐增加。农民工会通过劳动力市场外获得部分资源，因此农民工人可能会降低个人对单位和政府的依靠而选择企业。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东部沿海城市很多企业受到影响，中西部城市出现农民工返潮现象，在国家出台各种法律法规的同时，各地政府转变思路，加大了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提供相关实现再就业和技术培训机会，制定农民工创业扶持政策，为农民工返乡创业贷款、返乡创业培训和补贴，提供职业介绍和社会救助，以便在农民工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或发生劳动纠纷时可以充分保障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和权利。因此，国家在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方面应提供法律和法规方面的保障。
由企业、国家、劳动者三方组成的工会（劳工总会或工人联合会），可以与雇主谈判工资薪水、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等。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赖以为生的农业涌入城市，为城市的工厂雇主打工，但工资低廉且工作环境极为恶劣，在这种环境下，单个的被雇佣者无能为力对付强有力的雇主，从而诱发工潮的产生，这就需要工会充分发挥其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调动广大职工积极性的职能，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农民工人社会支持网络中的作用。
社区[1]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综合基础的群众基础单元，它把固定居住在这个区域的居民和社会连接起来，具有媒介桥梁的作用，它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如社区卫生、社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社区医疗，社区养老，社区矫正等等，为解决社区贫困户提供了有利的、直接的社会支持和帮助。为解决流动人口和“城中村”理由，社区基层组织如居民委员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落实、贯彻和执行及地方对贫困者的扶持政策。
二、农民工人在参加社会保险时，借助于血缘关系、亲情关系和其它社会关系为主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意识在不断提高
血缘关系、业缘关系在社会网络关系建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农民工在获得社会支持方面，对家庭有着特殊的偏好，许多福利国家产生在欧洲，在“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保障下，政府在个人基本生活得到保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家庭对个人保障重要性相对降低。但近年来，受人口老龄化、经济周期及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家财政收不抵支，出现福利支付危机，因此，国家职能通过提高缴费率或减少福利支付标准来化解危机，这样，人们又不得不重视家庭保障的作用，回归家庭的趋势成为必定选择。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瓦解的同时，导致了“社会保障”与“家庭保障”相结合的新型社会保障模式的出现，但受家庭结构“核心化”的变化，家庭对社会劳动者提供的保障是有限的，农民工从家庭中主要获得短暂的经济帮助和精神支柱。
另外，家庭结构对农民工获得教育机会及教育程度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老百姓来说，教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个人的职业生涯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一个人所受的教育总量和类型对职业选择和职业成就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教育是一种过滤器，它能有效地将一些人摈弃于某些职业的大门之外，也能有效使一些人获得某种职业机会。在封建社会的中国，通过科举制形式的教育，使少数出身地位不高的人可以实现仕途，一次转变自己的职业地位。根据一些学者对考中功名者背景的分析，确实有不少平民子弟借科举而向上流动。在现代，教育对个人职业选择的影响依然十分巨大。特别是，假如我们把教育看作社会结构的一个因素时，教育就成了获得较高地位和较高酬劳工作的手段。对部分农村青年而言，教育还是个人“脱离农民”的最有效、最公平的通道。社会学家们的研究表明，影响职业成就的决定性因素是劳动者本人所受的教育。据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于1967年的研究发现，教育与其个人第一个职业的路径系数达到了0.44，与当前的职业路径系数达到0.394，[2]是所有路径系数中最高的。在影响个人职业选择的诸多因素中，教育起着一种非常独特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还将随着一个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强。从我们国家的情况来看，教育对劳动者职业选择的影响是通过其他因素而实现的，如教育的结构、教育的类型、教育者的内容、教育的方式等。教育不仅影响着个人职业流动的机会和方向，同时还影响着个人职业流动的愿望。随着义务教育的实施，特别是近些年来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普及，较低层次的职业地位和流动与教育间的相关性降低，而较高层次的职业仍然受教育的深刻影响，在我国各大院校，重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往往要高于普通院校，更容易进入高层次的职业，收入可观。这是因为通过接受教育，不仅拓宽了知识面、增强了能力，更重要的是在农民工精神世界得到充实的同时，人们更愿意在工作、生活、性格等方面自我实现，减少了在职业流动时的阻力，从而导致了较高文化程度者的易流动性。此外，教育制度、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等也会对个人的职业流动产生影响。
农民工接受教育不仅需要国家对其重视和资金投入，更重要的是能得到家长们的支持和认同。家庭对农民工接受教育方面主要体现在资金、精神方面的支持。受传统观念和思想的束缚，大多数农民并不支持女孩接受教育，“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女性劳动者接受教育的机会，更多农民认为孩子出去打工是解决家庭眼前沉重经济负担的有效途径，因此很多农村的孩子只能选择外出打工，对于有机会和有条件接受教育的农村孩子，只能读到高中，大学昂贵的学费对他们来讲可遇不可求，因此，农民工人接受的教育不完整，直接导致难以找到收入较高的职业和福利。
社会资源是个人在社会网中可以运用的其他人的资源，是个人的社会网络和他通过直接与间接接触能动员的资源的总体。社会资源理论认为，一个人的社会资源越多，越能从他的亲朋好友中得到帮助，职业成功的机会越大。社会支持的获得不仅来自家庭内外的供养与维系，还来自正式与非正式组织的帮助与支持，包括提供金钱、实物等物质形式帮助，还有提供劳务等行为方面支持，还包括尊重、关怀、理解、信息、指导等内容的社会互动内容。因此，加强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整合和合理配置资源，这些都有助于解决农民工人生活困难理由和参加社会保险的障碍。
【注 释】
[1] 是指固定的地理区域范围内的社会成员以居住环境为主体，行使社会功能、创造社会规范物，与行政村同一等级的行政区域.
[2] Blau.P.and Duncsn，O.D.1967：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John Wiley：New York，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