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问政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的问政现象，它是以电视为传播载体，市民百姓就民生理由向负责的行政官员进行监督质询，并设有点评、打分等反馈环节的一类直播节目。早在2005年6月，兰州电视台就开办了《一把手上电视》栏目，国内电视问政节目的先行者；武汉的电视问政节目自2007年起至今，形成了品牌效应，此类节目的领头羊。全国其他地方的电视问政节目也陆续出现，风生水起。电视问政节目自诞生之日起就引发不少讨论，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角度对其进行剖析。
电视问政是一种典型的政治传播现象。政治传播的定义繁多，从传播学角度来看，英国学者布赖恩·麦克奈尔认为政治传播就是“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①国外不少国家的官员竞选、政策辩论、突发事件通报等也大多这类形式，如早些年BBC的电视节目《问讯时间》和广播节目《有问必答》等。此类节目一方面为民众创造了参政议政、批评监督的平台，另一方面为行政官员提供了直接面对民众的新通道。可以说，电视问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标杆。
电视问政就是一场电视秀，“秀”在这里没有贬义。在西方发达国家，政治秀是政治家和官员们经常做的事情，政治秀无非就是某些政治家和官员特定的政治行为和语言来展示自己优秀的一面，大众媒体向选民显示其自身具有的某种才能和品德，是向国际社会展示自己国家特有的价值观，拓展国家的软实力，等等。②不无遗憾地看到，中国的电视问政节目中更多的是官员的羞愧、道歉和表决心，毫无底气，根本谈不上“秀”。电视问政节目问出了官员政治传播意识与能力等多方面的理由。
理由一：问政节目推动理由解决靠长官意志
电视问政的基本路径是各种手段了解民生领域的理由，理由、质问“一把手”，敦促理由的解决；更说，在解决具体理由的同时，形成了一种约束权力的共识，即百姓在监督官员，官员实干才能服人。于是，从执政客体上看，理由被解决了；从执政主体上看，官员的意识和能力提升了。但这种解决理由的模式通常是“理由质询——承诺‘马上办’”，本质上还是长官意志：官员的权力资源导致理由解决。如果没有被，官员还能不能“马上办”？同时对官员的执政意识与能力的评价，在缺少制度的前提下是进行的，民众困惑的是：为什么质询了、问责了，一切理由都好办了？民众同样有理由质疑：问政之后是否还会回归不作为的状态？长官意志推动只能导致权力再次，这与政治传播的根本目的相左，如此电视问政就容易变味。
理由二：不是一种常态的政治沟通方式
电视问政节目刚一推出，收视率高涨。当然，节目形式新颖、内容有接近性等是一方面理由，而现实生活中政治沟通渠道太少也是的理由。鸣冤和网络求助，民众利益受侵害后的行为，是被动的维权。为什么不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在重大决策之前为何不能听民意得民心？政治沟通是进行有效政治传播的举措，有效的政治沟通可以传播政治信息、塑造、解决大矛盾，同时实现政治社会化。电视问政不是一种常态的政治沟通方式，频次太少、参与度太低、主动性不强，最的是其形式是问责而不是沟通，焦点是具体的理由，不涉及中观和宏观的制度塑造，因而效果也是有限的。
理由三：如何决定什么话题应问政的对象
电视问政的议题选择非常关键，兼顾议题的贴近性、性、新颖性、冲突性等。但作为一种监督服务类的节目，更做好调查，以便决定什么话题应问政的对象。
新闻战线的“走转改”活动获得实效，这一策略也应该辐射到官场，“一把手”常走基层，与民众多接触，才能把握社会的脉搏，发现真正的民生理由。
同时，现实中，不同阶层的人的利益诉求和话语权是不相同的，相关话题的取舍本质上还涉及到话语权的博弈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应当保护，刚性需求应该优先满足，即话题有优先缓急的排序，评价的标准来自基层民众的心声。一个突出的理由是，电子政务尤其是政务微博、微信的普及，似乎官民的沟通渠道畅通了，民众关切的理由网络舆情分析就能全网收集，这样的认识是有失偏颇的。网络舆论是舆论场的组成，但不是全部。
理由四：有些电视问政节目已变味
《新华每日电讯》最近：一些地方的“电视问政”悄然变味，不仅问责和解决理由的作用有所减弱，甚至一些官员“炫绩”的阵地。③从播出方式上看，直播变成了录播，因为怕太尴尬、驳面子；从播出效果上看，强化表扬弱化监督，因为“理性问政”；从播出内容上看，敏感内容被删除，尖锐的内容甚至被“和谐”。这种“变味的问政”，缘于不自信，根本理由在于工作没做好，反而企图信息管理和塑造转移焦点，涂脂抹粉，这样做只能是对问政节目的戕害。这也反映出另一个理由，即官员不愿意上电视、不敢被问政，但又被要求这么做，可见制度的完善何等。
理由五：作为一种评价体系有局限性
武汉的电视问政实践走在了前列，武汉市纪委也表示要将电视问政作为武汉市治庸问责的一个手段和平台，形成长效机制。这似乎回应了关于制度缺失的质疑，但依然存在诸多理由。，从评价的主体上看，由谁来评价？如果由民众评价，则人数和代表性很难保证；其次，仅从一档节目如何对一个官员的能力和水平做出正确判断？更的是，电视善于塑造，立体感强，表演性突出，很容易存在“做得好但说不好演不好”的情况，这样的标准更容易让官员的注意力从实干转向包装；同时存在一些客观情况，与民众利益相关、服务性的领域，如交通、医疗等，是目前状况落后、治理困难，短期内很难逆转，如果仍然一个标准评价工作效果，则又失之公允……类似的理由还有，归根结底是因为这种“评价体系”是在原有制度层面下的再构造，无法冲破传统制度的缺陷，独成体系，因而实践性和现实效果并不被看好。
政治传播的本质是政治信息的交换，一方面实现个人的政治社会化，另一方面实现整个政治系统的延续和进步。电视问政作为一种政治传播现象，在解决具体理由上迈出了一步，在官民互动和沟通上有所改善，但在后续动力和环境塑造方面尚显不足。这种进步应该是双向的，期待在执政治理上真抓实干，民众也要用更开阔的心胸来面对变化，共同推动官民舆论场的重合和政治文明的实现。
注释：
①【英】布赖恩·麦克奈尔著，殷祺译：《政治传播学引论》（第二版）[M]，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②许光建 李天建：《中外政治秀反差揭示什么》[J]，《人民论坛》，2012年第16期
③程子龙等：《沦为官员“炫绩”阵地，“电视问政”悄然变味》，《新华每日电讯》，2013年7月17日，第5版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
关于电视问政中政治传播现象与反思
更新时间：2024-04-14
作者：用户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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