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供给模式；效率
公共服务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既可以由公共部门提供，也可以由营利性部门或非营利部门提供，还可以由多个供给主体联合提供。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虽然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也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是总体来看，国有企、事业单位主导公共服务供给的基本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探讨适用于我国国情的多元化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对于推动市场经济改革、改善国民福利具有重要意义。
一、 相关研究综述
作为供给主体，公共部门、营利性部门及非营利性部门（后两者常被统称为私人部门）这三种组织形式面临不同的约束条件和激励条件，进而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也不同。Ferris和Graddy（1994）指出，没有哪一种组织形式在有效供给公共服务方面是完全占优的，不同的组织形式在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之间存在不同的取舍关系。对比上述组织形式：私人部门在利润激励和投入灵活性方面较易实现，因而具有一定的生产效率优势；公共部门和非营利性部门由于利益动机缺失，其投机行为会减少，因此这两种供给主体通常可以有效降低其交易成本（Ferris & Graddy，1994）；在某种程度上非营利性部门能够解决公共部门垄断时存在的一些效率问题，但由此引发的是使用公共资金的合意性问题（Liebman，1984）。在购买者较难与供给者达成合约的领域或者具有公共产品成分的服务领域（如儿童救助、医疗、教育、养老院等），非营利性部门更能体现出其供给效率性，因为除了金钱激励之外，非营利性企业比营利性企业能够更有效地激励员工（Francois，2003）。鉴于上述三类供给主体各自的局限性，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欧美等国开始积极探讨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并已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公私部门共同供给优于单一的公共供给或者私人供给，且在公私共同供给的情况下，供给规模要高于单一供给机制下的规模（Epple & Romano，1996；Gouveia，1997；Rosenau，2000）。公私合作机制（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s）逐渐在欧美等国得到广泛应用。在该机制下，公私部门共同分担风险，共同生产、共同获益，两类供给主体之间存在两方面的关系：一是财务关系，公共和私人部门作为参与者，其资金是如何进入的；二是公共和私人参与者如何通过这一模式紧密联系并共同发挥作用（Hodge & Greve，2000）。
以探讨组织之间政策协调问题的"网络管理"理论为公私部门之间的深入合作提供了思路。在这一管理模式下，政府部门可以扮演四种不同的角色：第一种是将政府的想法和目标强加给其他社源于：论文写作www.808so.com
会参与者；第二种是和其他的公共、准公共以及私人部门一起合作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和政策制定；第三种是扮演过程管理经理的角色，协调公共服务供给中其他主体的参与，帮助解决问题并且实现目标；第四种，政府是公共服务网络的构建者（Klijn & Koppenjan，2000）。Grout（2003）进一步指出，管理模式的变革，有助于激发参与者的积极性进而提高效率，政府也就能够以低于公共供给的成本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
尽管公私合作机制能够最大化利润和社会收益的线性组合，但这一机制并非完美，可能会抑制降低成本的创新行为而且委托者可能对于降低供给成本、增加社会收益的创新行为并不感兴趣（Bennett & Iossa，2006）。同时，在管理控制公共资金的财政风险方面，仍需强有力的制度支持（Budina，Brixi & Irwin，2007）。
在我国，一方面，处于软预算约束和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是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而其效率低下已是共识（林毅夫、李志赟，2004；刘小玄，2004等）；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在教育、医疗等领域民营企业或非政府机构面临着严格的进入壁垒，公共部门的垄断地位较难动摇（刘小玄、赵农，2007）。刘瑞明、石磊（2010）更是指出国有企业除自身效率缺失之外还存在其他效率缺失，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会对整个经济造成“增长拖累”。由此可见，积极探讨我国公共服务领域的多元供给模式，对于改善单一公共供给的低效率、促进经济效率、改善消费者福利和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率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 创新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管理模式的三种设想
基于Moos和Miller（1981）对公私两类医疗供给主体之间关系的分类以及网络管理理论中政府的角色定位，这里结合我国的现实制度约束及企业特点，讨论国有企业、私人营利性企业和非营利性企业这三类供给主体间可行的关系模式，进而探讨不同合作关系下的供给效率和社会福利状况。1． 平行关系模式：三类供给主体在市场上独立运行，拥有各自的供给体系，不存在内在联系。基于完全竞争和垄断两种市场状态讨论如下：
（1）完全竞争状态。当企业数量足够多达到完全竞争的市场状态时，企业能够各自实现生产的最优效率，从而达到市场最优供给效率。当产生竞争均衡时，等于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社会总福利实现最大化。当小于其平均可变成本时：私人营利性企业将选择退出市场；国有企业和非营利性企业具有一定的外部制度优势，得以继续维持经营。在相同努力程度和相同产出水平的条件下，私人营利性企业对市场的承受能力更强，能够在更低的水平上维持生产，体现的是私人营利性企业的内部制度优势。
（2）垄断状态。就生产效率而言，与完全竞争的市场均衡相比，垄断状态下的产量水平更低，水平更高。在此重点讨论两种垄断情形：领先和数量领先的寡头垄断状态，这两种情形与我国的现实比较接近，国有企业处于领导者地位。若不考虑企业间的效率差异，基于瓦里安（1997）的推导思路，当企业的反应曲线都向上倾斜时，均衡状态中作为追随者的私人营利性企业和非营利性企业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当反应曲线都向下倾斜时，作为领导者的国有企业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且作为数量领导者的国有企业的利润往往不低于追随者企业的利润。2． 协作型模式。在该模式下，三类供给主体相互合作，存在内在的链接机构和制度，共同保证全面、完整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三家企业之间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竞争关系，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性的供给者来满足市场需求。当某一供给主体提供某种服务无法满足某一消费者的需求时，内在协调机制将发挥作用，将这一消费者转移到能够满足其需求的其他供给主体处，从而有效地减少了消费者的转换成本。这种内在协调机制不仅存在于不同所有制的供给主体间，也存在于同一类型的企业之间，通常由第三方公共部门即政府规制部门来促成实现。三类供给主体以三者共同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不同主体提供同一种公共服务的是相等的。三类供给主体通过相互协作尽量满足消费者需求，可视为市场中只存在一个供给者面向所有消费者。在该模式下：①私人营利性企业的进入成本被弱化；②资源要素在不同企业之间可以自由流通；③除了企业各自需要承担的成本外，还存在一项交易成本，即用于协调三者供给关系的成本，由政府规制部门承担。
当市场上企业数量足够多形成完全竞争环境时，企业为接受者：当三类企业的边际成本都相等时，三者的共同利润得到最大化，社会福利也是最优的；但是由于三类企业总平均成本和平均可变成本不一定相等，各自的利润水平也不一定相同。当市场上的企业数量较少，无法形成有效的竞争环境，那么企业为制定者，三类供给主体之间存在议价机制，类似于形成了卡特尔组织。
协作型模式的显著特点在于，有助于提高国有企业和非营利性企业的生产效率。一方面，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私人营利性企业的内部制度优势传导给国有企业和非营利性企业，从而提高这两类企业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政府规制部门可以根据掌握的信息，对比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之间的生产效率差异，从而通过行政干预、财政干预等手段尽可能地减少国有企业的道德风险，对国有企业进行成本控制，有助于增强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但是，该模式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怎样才能实现有效的内在衔接？关键在于政府规制部门对信息的掌握程度以及有效的协调制度。但是，作为制定者的企业所上报的信息就一定如实吗？因此，不能忽视企业自身的逐利性，营利性企业存在虚报成本信息的动机。
3． 扶助型模式。三类供给主体具有不同的功能区域，在必要时扶助其他供给主体。三个供给主体独立存在，但是区别于完全竞争市场环境，该模式中的三家企业存在联合供给的领域。为了鼓励供给主体间的自发扶助关系，财政部门可以对联合供给行为给予一定的财政拨款或税收优惠。在各自的功能区域内，三类供给主体提供的是独立的同质或异质产品；另外存在一类服务，仅由某一供给主体提供时，效率太低或者无法保证供给，因此就需要其他供给主体给予扶助，进行联合供给，以尽量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在独立功能区域，企业行为与平行关系模式下的行为相似，不再赘述。在联合供给区域，企业行为与协作源于：论文范文网www.808so.com
型模式的情形略有不同。在扶助型模式的联合供给区域，是由企业自发建立的内在联系机制，那么企业只有从联合供给中有所获利，才会具有供给动机。因此，企业更倾向于成为制定者，形成寡头垄断地位进而限制新企业的加入。
对于企业来说，可能面临以下情形：①其一部分生产处于完全竞争环境中，另一部分生产处于扶助型模式的垄断环境中；②其全部生产都处于垄断环境中；③其全部生产处于完全竞争环境中，被限制进入联合供给区域。对比可知：①情形下的消费者剩余是最多的，总体生产效率也是最高的；②情形对于消费者福利和供给效率都是最为糟糕的。
三、 不同模式的适用性分析
在平行关系模式下，私人营利性企业的进入成本是影响其效率优势的重要因素。基于效率性的考虑，如果市场上存在的企业以及潜在进入者数量较多，具备形成竞争环境的条件，那么政府规制部门应该创造更为便捷的进入机制，尽可能减少企业进入成本，放开准入限制；如果现有企业和潜在进入者数量不多，处于寡头垄断供给状态，那么政府规制部门应该有意限制国有企业的垄断利润，同时通过财政部门的补贴及税收优惠等方式，吸引更多潜在进入者。在协作型模式下，消费者受益于较低的消费成本。实施该模式的前提是放开进入限制。政府规制部门获取所有企业的生产经营信息，通过信息处理，进行信息比对，能够对国有企业进行成本监管，对垄断利润进行限制。同时，还应该放开要素资源在企业间的自由流动，促进效率传导效应。但是在该模式下，一旦形成卡特尔垄断，政府规制部门进行成本管理和垄断限制的作用就很有限，需要建立起有效监督企业上报真实成本的信息机制。
在扶助型模式下，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在联合供给区域，垄断利润不可避免，一方面应该实施更严格的监管，另一方面可以运用财政激励手段，鼓励形成竞争性的扶助供给机制。
就效率而言，不管在哪种模式下，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下的公共服务产出水平都是最高的，消费者福利得到最大化。对于消费者福利，协作型和扶助型这两种模式能够较好地解决平行关系模式中可能出现的供给不足问题，进一步对比这两种模式，协作型模式下消费者的获取成本更低，并且有助于政府规制部门对国有企业的成本管理，加强对财政资金的监管与约束。因此，在协作型模式下充分放开市场准入以实现完全竞争状态，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基于生产效率、消费者福利以及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考虑的最优均衡状态。在协作型和扶助型模式下，政府规制部门不仅承担市场准入的决策，而且扮演着信息中枢的角色，因而能够在控制国有企业成本、抑制垄断利润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综上，三种模式各有优势与不足，其制度优势的发挥取决于现实的市场环境状态，以及政府规制部门的行为能力，因此应因地制宜地实施模式改革。
四、 优化我国公共服务多元供给管理的政策建议
在我国公共服务领域采用多元化的供给管理模式，是提高供给效率、改善消费者福利的一项重要改革。本文依据我国的现实情况，为改善当前公共服务供给现况提出以下四方面的政策建议：1． 创造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市场环境。在我国，要素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并未实现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自由流动，当前稳固的国有经济垄断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促进我国公共服务领域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是改善国有垄断的可行方式之一。首先应逐步取消制度及政策上的区别对待，尤其是在进入门槛方面，尽量给予不同所有制企业同等的竞争机会，并且增强竞标透明度以减少交易成本。在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域，虽然仍应以国有经济为主，但是可以适量引入私营经济，通过第三方部门的信息控制，从而起到一定的效率传导和成本控制作用，这一作用在上述三种供给模式中都可以实现，在协作型模式中的作用更为显著。要求国有企业领导进民企，逐渐取消国有企业在资源获得方面的特权地位，国有企业进行民间融资等方式，都是打破要素资源流动限制的可行之举。源于：论文网站大全www.808s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