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教授发表新著《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称其为自己在世界银行工作四年的“毕业论文”。这本书显然颇具雄心，旨在建立替代第一代结构主义与第二代“华盛顿共识”的第三展经济学，以帮助世界各国找到通往繁荣富强的“秘方”。林教授身份、经历特殊，多年前曾成功预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其理论自然地也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中国经验之上。本书可视为将中国实践理论化并加以推广的最新尝试。
林毅夫教授以要素禀赋概念开始其理论建构之旅，“一国禀赋结构升级的最佳策略是在任一特定时刻根据它当时给定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业”，如此，微观方面，企业将具有自生能力；宏观方面，“经济将最富竞争力，经济剩余将最大，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将是最快的”。换言之，林毅夫教授承认并强调了市场应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制度，但指出市场“无法解决基础设施、金融、法制等影响交易费用的企业外部环境的改善，因此，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协调解决这些理由”，遵循“增长识别与协调”六步骤，引导具有比较优势行业的发展，取得最快的升级换代与经济增速。如此，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既“超越凯恩斯主义”，也不追随“华盛顿共识”。
听起来，这一提法是对旧理论的超越，也很符合亚洲“四小龙”及近年来中国经济起飞实践，方方面面都很完美。可惜，完美之中有缺陷。这一假说在理论上可能存在盲区，而其允诺的以投资为基础的8%增长前景，也可能导出误导性的政策倡议。事实上，从各个方面分析，中国经济潜在增速轴心很可能已经出现了台阶式下滑；更加严重的是，这种下滑不仅反映了经济环境与经济结构方面的变化，更反映了经济体制对中国经济潜力的实质性约束。30年改革开放，低垂之果已经摘尽，剩下来的体制改革任务繁琐艰巨、阻力巨大、见效缓慢，强化政府权力、扩张政府边界不仅无助于解决理由，反而正是理由本身。
增长：依靠政府还是市场
一个完整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回答如下四个理由：发展是如何取得的？某些国家为什么取得经济发展？为什么另外一些国家失败了？基于以上分析应提出怎样的政策倡议？
可惜，在第一个理由上，也就是对发展的发生机制的解释上，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回答存在逻辑漏洞，相应地，后面三个理由的解答也都出现了偏差。
这一理论之所以是错误的，在于林毅夫教授为政府假设了过分强大、过分理想化的角色。但事实上政府本身并不存在于理论的真空中。公共选择学派、新政治经济学等新兴学科对政府进行了广泛研究，指出政府及其人拥有自身的利益考量；如果不存在一种制度安排让政府在更大的程度上民众的一致人，政府可能会实施并不一定最有利于民众福利、却最有利于政府及其人自身利益的政策。
更的是，即使假设政府是所谓的中性政府，林毅夫理论仍然赋予了政府过强的能力要求。林毅夫教授似乎认为，结构主义经济学推荐的政策违背比较优势的干预政策，因此失败，如果各国政府在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采取符合比较优势的干预政策，就可以成功。
但是，比较优势不是一个单数词，而是一个复数词。一个国家不会只有一个由资本/人力密度比所决定的最优比较优势行业，而是有无数个行业，每个行业中有无数个企业。在汪洋大海般的市场中，这些行业、企业可以选择自身的资源配置方案，即使面对该国特定的要素禀赋约束，仍旧享有相当大的决策自由度，使用不同的劳动力与资本组合、不同的技术与流程来追求自己个别化的、动态演进的比较优势。每个存活下来的企业都有自己特异独立的比较优势，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不过是这些企业、行业的比较优势的加总。所谓的比较优势不是一个单一的加总值可以送到政府面前据以决定哪些行业应该，哪些不应该。
中国既有许多制鞋厂，也有高端设备制造、生物医药这样的高资本密度公司。在每个行业中、在每个企业面前，哪些机会是应该去冒险尝试的、哪些不应该，所涉及到的选择有无限多方案与组合，所涉及到的决定成功与失败的碎片化知识只有当事人本人能够掌握。这方面，当事人本人拥有政府无可比拟的信息优势与技能优势—政府机关及其人只有在如何最大化自身利益（不管这种利益是不是寻租）方面拥有最大的信息与技巧集合。相比较于政府而言，企业才是探索自身最佳比较优势组合、推动最佳产业升级路线的合适主体。
更加的是，探索未来成功机会涉及到极大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意味着对未来进行概率计算，尤其是涉及到产业升级之时，本质上行为人面对的是对非各态历经世界的估算理由。试错几乎是唯一的计算手段。当私人、企业进行这种探索时，他们以其自身资源为自己的决策负责。如果对了，一个行业就发展起来，吸附更多的资源，资源就按照事后证明的比较优势进行了调动与配置；如果错了，他们主动被动地认错出场，资源撤出这个方向的配置。换言之，一个个微渺的个体以其琐碎的、每时每刻的试错来探索，并在“败就亡”制约下迅速改正错误。如果不存在制度与政策制造的扭曲，存活下来的企业自然是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每个瞬间的经济也是当时所能够达到的最佳比较优势状态。
相反，当政府主动进行行业选择的时候，为其错误卖单的是普罗大众，它不会对失败有那样的戒惧忐忑，还会在自己权力范围之内试图投入更多资源、更改游戏规则等手段来挽救自己的判断。相关的利益团体也会政府机关在错误的方向上继续投放资源，以维护自己的团体利益。游戏规则可能被建立起来并出现寻租路径锁定，错误经年难改，僵尸企业横行。
这个过程之中，林毅夫教授深恶痛绝的、对比较劣势行业的保护会发展起来。国外而言，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对落后的、缺乏竞争能力的国营企业的保护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国内而言，地方政府对光伏产业、钢铁产业等行业的保护也正在的身边活生生上演。
也就是说，的不是政府个体对行业发展前景的一次性判断是否正确，而在于谁有信息优势以及判断错误的代价由谁来负（决定成功概率），在于判断出错之后的损失大小（企业的个体判断错误代价更小），在于判断出错之后的纠错速度与机制。由于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资源配置调整是实时无限次发生的，判断对错并不要紧，但不能退出错误就会导致对比较劣势行业的保护—而这恰恰是林毅夫教授希望避开的。
试述“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盲区
更新时间：2024-04-17
作者：用户投稿
本站原创
本站原创
点赞:33305 浏览:155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