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论技术风险传播社会放大机制

更新时间:2024-01-24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 要 本文运用文献分析策略,以信息传播的系统理论为基础较深入分析了现代社会的技术风险与公众认知、技术风险传播的信号放大机制,社会结构放大机制、媒介放大机制等理论和实践理由。认为技术风险传播的社会放大是信息传播系统与社会文化和心理系统互动的结果,技术风险传播的社会放大后的社会行为反映,是上述三大系统耦合作用的直接后果。
关键词 技术风险;技术风险传播;社会放大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25-0090-03
技术风险的评估是技术灾害管理的重要环节,它一般展示的是事件或人类活动在直接伤害方面的影响,包括死亡、伤害、疾病和环境损害。长期以来,用损害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来描述技术风险特征的实践做法遭到了攻击,因为这样忽略了与时间、空间或社会团体有关的公平理由。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技术风险事件的后果远远不止其造成的直接伤害,还包括一些严重的间接影响(如责任、保险花费、对机构信心的丧失、对社区事务的排斥)。所以,当技术风险分析面对决策和技术风险管理过程的时候,情况将变得更为复杂。间接影响往往对技术风险事件的直接后果(如死亡或伤害)依附性较弱,更多地依赖于对制约或管理技术风险制度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公正。由于传统的成本效益和技术风险分析忽略了这些高层次影响,这样就极大地低估了随特定技术风险事件而来的多种负面作用,从而低估了整个事件带来的总体技术风险。在这种作用上,社会放大提供了一个纠正的机制,通过它,社会将技术风险的技术评估更加贴近对技术风险的完整测定。另一方面,公众对记载翔实且举足轻重的危险,如室内氡、吸烟、不系安全带驾驶或花生酱中含有高致癌的黄曲霉素等却没什么兴趣,这些都可以视为技术风险的社会弱化。尽管技术风险弱化是不可缺少的,它促使个体得以处理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大量技术风险和技术风险事件,但它也可能因低估技术风险和对技术风险反应不足而导致潜在的严重不利后果。这样,由于专家和公众技术风险评估的严重分歧,以及不同公众对技术风险评估做出的不同反应,技术风险的社会强化和弱化都使得传统的技术风险分析变得困惑。为此,本文将对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结构、放大的过程以及技术风险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运转机制和社会反应进行探讨。有关技术风险的信号被个体和社会如何放大,被放大了的技术风险如何导致公众行为上的反应,这种反应又如何反过来导致次级社会效应,也是本文分析的主要内容。
1 现代社会的技术风险与公众认知
现代科学技术对工业社会产生巨大财富的同时,也由于人们在应用科学技术中出现的不当行为和管理失误所引发的技术性灾害 (Technological Disaster),同样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全球每年发生的各类伤亡事故约为2.5亿起,这意味着每天发生68.5万起。全球每年约有320万人死于技术失控或失策导致的灾难,占各类死亡人数的5.2%。我国的技术灾害状况同样十分严重,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供的资料,目前我国由于技术理由引发的灾害(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技术事故”),每年都要夺走十多万人的生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仅2011年一年,在各类技术灾害中,共死亡75572人(2011,国家统计局)。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提出的最
新测算策略,我国技术灾害造成的损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左右,远远超过了各类自然灾害的损失。据此推算,中国目前每年各类技术灾害的经济损失至少应在6000亿元以上。现代科学技术的这种“双刃剑作用”,使技术灾害的管理和防治理由成为亟待人们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
过去,对于技术风险的研究有所涉及,主要体现在“科技异化”、“科技负效应”等研究中,技术风险研究并未引起学者的太多关注。风险社会理论诞生以后,特别是风险社会理论将风险的根源归之于技术发展的独特见解,引起了社会学者的关注。从技术风险的主观建构层面来理解当代技术风险,可以克服传统的技术学、经济学的视角,侧重于分析风险客观层面的局限性,完整、准确地理解现代技术风险的内涵、特点与本质。技术风险己成为当今风险社会的重要特征和主要成因,对现代技术风险的准确把握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风险社会的时代特征。并且,对现代技术风险进行跨学科研究,可以整合社会学、制度学、文化学、心理学以及认知科学等学科的力量,有利于学科融合。因此,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进行技术风险研究,了解现代技术风险的形成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技术风险的规避机制,可以提前采取措施,防范技术风险演变为技术负效应和技术灾难,减少技术发展可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降低公众的技术忧患与技术恐惧意识,提升公众发展技术的信心。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还远不充分,但科学技术发展暴露的理由却越来越严重,生态危机、核安全、食品安全、转基因技术风险以及化学技术风险等已引起公众的高度重视。因此,研究、探讨一条“自主创新与生态文明并举”的技术风险规避道路,对于以较低的技术风险代价来换取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有一定的现实作用。
然而,人们对技术风险的认知,既是一项科学行为,又是一个文化表达的过程。虽然,人们在保证健康、安全和长寿上投入了巨资并取得了稳步的进展,但人们在技术灾害面前却变得更加脆弱。特别令人费解的是,甚至连只有很小物理后果的技术风险事件都往往引发强烈的公众关注,并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这在传统技术风险分析层面是不曾料到的。公众认知是直观的偏见和经济利益的产物,更普遍地反应了文化价值。因此,社会最大的困境在于,一方面需要用技术风险的分析来设计公共政策,另一方面,目前的技术风险概念不足以预测和解释公众对技术风险的反应类型。西方国家的学者在对公众技术风险体验进行了长达10年的研究之后(罗杰.E.卡斯帕尔,1988),仍没有一个综合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被技术专家评估为很微小的技术风险或技术风险事件有时会造成巨大的公众反应,并会伴随以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有时甚至会出现后继的物理技术风险。解释这种现象并使得技术风险分析的实践对其更加敏感,是技术风险社会管理面对的最具挑战性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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