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一、记录时代特征
对于纪实摄影，曾有人过说：“纪实摄影家的社会使命，是做时代之眼，历史之眼，人民之眼”。每个时代的气质都有各自的特点，纪实摄影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记录时代特征。从80年代末开始的规模渐大的纪实摄影实践，几乎涉及到了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这种被媒体称作“纪实摄影热”的现象，虽然由于具体操作者知识准备和领悟力的不同而表现得良莠不齐，但基本的价值却都是指向中国人的生存环境的。李晓斌于1977年11月拍摄的《者》是反映新时期遗留影响的无可争议的经典性作品。作品表现的是一位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者肖像。他在街头寻找信访接待组的情景。画面中者胸前挂了大小数枚像章，一方面表现了他对党和寄予信任和希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给他带来悲惨的命运和心灵创伤，是对十年“”控诉与否定。者这一典型人物的悲剧命运是由当时特定社会环境造成的，离开了那个时代背景，也就不可能产生者这样的悲剧人物。
另外，记录时代特征的作品还有王文澜的《自行车王国》、王福春的《火车上的中国人》、王征的《西海固的回民》和肖全的《我们这一代》，等等。这类作品都是以记录具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的人物装束、行为、生活方式为特点。
二、追寻正在消失的历史文化影像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有一个产生、发展、丰富、融合、分化、变异直至消亡的动态过程。纪实摄影在与时代同步的同时也是一种追怀过去、保存历史的工具。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商业化、多元化，纪实摄影的一个重要功用就是以影像的方式记录正在消失的历史文化。这类具有浓厚的怀旧意识的纪实摄影有些是出于个人的文化嗜好，有些是出于一种文化使命而拍摄的。最早出现的以历史文化为题材的作品是徐勇的《胡同101像》，他花了一年的时间拍摄北京的老胡同，用平扑而诚实的手法表现出对于胡同这种文化符号象征的视觉关注与纪录。而摄影师李楠则是在一千多年的习俗，二十亿妇女的宿命即将终结之时，历经24年时间，足迹遍及山东、云南、北京、陕西、山西等众多省份和地区，义不容辞地将镜头对准最后一代小脚女人。关注小脚，关注中国女人缠足的历程，关注小脚女人现在的生活，关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这样一群带有时代烙印的特殊人群，记录下这漫长而苦难的缠足史的最后几页。
另外还有张新民《流坑—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最后的标本》、姜健的《场景》、王东风的《山西古戏台》、王毅的《中国民间建筑》等。这些纪实摄影作品试图在时间流向上探讨存在与消亡的意义、或者在空间坐标上探讨文化的异质性。
三、表达人文主义思想
新时期中国纪实摄影家的人文思考肇始于1979年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以王志平、王苗为代表的新一代文化代言人以不同于政府的眼光记录着人与事，这次摄影人大胆见证的最重要意义不在于他们拍摄的照片的好与坏，而在于他们是对纪实摄影形式与观念的一次革命。这是对粉饰、摆布与虚假的第一次自觉否定，使中国的纪实摄影逐渐向普通、真实的生活靠拢，向人性自身的价值回归。台湾阮义忠著述的《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新锐——17位影像新生代》两本书将“人文关怀”思想传进大陆，让中国摄影师进一步坚信，人文关怀是纪实摄影最有价值的思想，人道主义精神是纪实摄影必须始终秉承的精神。纪实摄影最本质的东西，那就是对人，对社会的一种终级价值的关怀。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大力弘扬，对社会中的弱者关注也成为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纪实摄影的一个突出倾向。许多摄影人以怜悯的眼光，居高临下的姿态，用纪实摄影作品替"弱势群体"说话，于是天灾人祸、疾病、贫穷、吸毒、、者、乞丐、环境污染等被当作“社会阴暗面”题材的照片层出不穷。
在关注弱势族群成为一种传媒时尚话语的时候，中国著名纪实摄影家侯登科的自省显得非常重要。侯登科一直关注农民，关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他的镜头对准的大都是受苦的人，底层的、穷困的。但是画面和构图很安静，他说，“我对摄影画面有选择，我不拍残忍的，不拍的，不拍肮脏的、丑恶的画面，只选择日常的生活的形态，构图要和谐的安静的”。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照相机，一个侵犯人的刀具，在他面前，又如何解释人格的位置和尊严？”他花费了10年呕心力作的《麦客》把摄影当成参与社会变革的工具。李媚曾在对侯登科《麦客》的评论中写道：“一个真正的摄影者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必须具有一种精神上的平等，即便是落后的地区，充满灾难的地区”。一个摄影家不论你爱自己还是爱民族、爱人民、爱生活，最终都要体现在爱你的拍摄对象的心态上。
四、拓展个体展现空间
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中国纪实摄影家面临了新的挑战：即纪实摄影作品作为一种见证源于：论文的标准格式www.808so.com或纪录中的同时，如何在表现的维度上做出及时的回应。如陆元敏在真实中营造的诡秘、张海儿在黑夜中的超现实意味、刘铮在幽默与揶揄并举中道出历史的冷峻。他们的作品使新时期纪实摄影作品第一次具有后现代意味。他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纪实摄影开始进入了一个多元并进的时代。
以影像处理技术、远程数据通讯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电子与网络时代的迅速来临不但动摇了传统摄影的两大基础--光学和化学，也动摇了传统摄影价值的取向。正如曾璜所言，特别是西方传播摄影、视觉观念和结构主义的传入；中国摄影人已开始提出了对摄影进行重新定位的问题，特别是在摄影创作和审美方面。“新纪实摄影”的出现，更是开始质疑中国传统摄影评判标准。“新纪实摄影”不要审美判断，不带价值取向，不需道德判断。他们试图挣脱以往的纪实观念和标准，用自己的观察与述说确立一种民间的、自给自足和多姿多彩的视觉立场。
自由摄影投稿者赵铁林的《另类人生——一个摄影师眼中的真实世界》是一个在价值观念取向上最为偏离传统价值观的作品，其中有部分作品是对海南卖春女子生活的拍摄。与以往纪实摄影的拍摄不同，他的镜头已经把视线伸进了隐秘的私人生活空间。作品是在他与对象建立了一定的信赖关系的基础上拍摄的，所以这些女性在他的镜头前显得相当放松。这些反应“另类人生”、“边缘”人群生活状态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窥探心理，因此也受到许多媒体的欢迎。
在陆元敏的上海纪实摄影作品中，1990年代中国纪实摄影的个人化视角得到充分体现。上海在以飞快的步伐前进，很多事物都换了新颜，但是，在巨大的变动里很多上海人仍然按照自己的逻辑生活着，陆元敏也是其中一员。他的《旧洋房里的上海人》的主角是一群面对外部世界的激变依然故我的上海市民。陆元敏的拍摄始终与他自身的状态、心态保持一致。他带着一种强烈的认同感来拍他们，以关注自己的同类或者说关注自己的势态来凝视这一群在精神上自立、自足的人们。在他的影像里，价值判断已经变化，摄影家的社会使命感已经消失。他无意于通过摄影来揭发社会弊端更不奢望以此改变现实。这就是以陆元敏为代表的中国新一代纪实摄影家们的一个重要特点，欠缺使命感，不为崇高所动。
五、中国纪实摄影前景展望
纪实摄影与生俱来的环境的关怀，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性的追求，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无疑为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拍摄资源。信息的数字化也为中国纪实摄影的传播带来了更多的途径与空间。然而，由于纪实摄影在中国并没有形成稳定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在社会日益商业化的今天，避免不了遭受商业意识形态下的挤压与侵蚀。以市场为导向、以追求轰动效应为目标的媒体对摄影人才的掠夺和禁锢，以及对读者阅读口味潜移默化的诱导，人们的视觉趋向已发生了重大转移，追求短暂的视觉爆炸性和猎奇的膨胀，这些中国纪实摄影的发展存在着诸多的变数。
面对中国纪实摄影即将面临的困境，我认为中国的纪实摄影观念只有与时俱进，以新的社会观念与社会建立稳固的互助，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才能不被社会所冷落。做为纪实摄影家应深入到社会中去，认真的观察和思考当今社会现状，对于社会上面临的一些问题明确自己的观点，立足个人、服务社会。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纪实摄影，将进入一个多元并进的发展时期，摄影师立足个人、面向公众的自觉意识将日益加强，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建设的贡献，将是实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