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对此，有医学专家表示：对于同一病种，不同时间段、不同医院收治的病人轻重程度不同，死亡率不宜被强制限定。卫计委官员辩解说，上述数据“只是对
二、医院基线调查获得的客观情况、行业平均水平的实际表述，并非要求达到的目标”。
笔者认真拜读了《二级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标准（综合医院）》，但读后感觉该文件就是一个“标准”（虽属“征求意见稿”），文件中提出的就该是“要求达到的目标”。医院的标准虽没有读，似应大同小异。凭心而论，这场医院“死亡率”争论反映的理由，是管理者正在拟定的公共政策遭到了被管理者及其他利益攸关者的质疑。更应重视的是隐藏在这些政策措施背后的管理理念，即在国际上反对声浪日益高涨的“管理主义”。
管理主义源自“科学管理”。科学管理之父泰勒将科学化、标准化引入企业的生产管理，归纳、提炼出了工作定额原理、标准化原理等企业生产管理的基本理论。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科学管理”无疑是有效的。
后来，“科学管理”理论被移用到公司的经营管理中，在效率和效果上亦属上佳。但是，当“科学管理”的理念被移植到社会服务领域时，理由产生了。因为社会服务大都是人对人的服务，服务结果不再是服务者单方面努力就可以决定的，而常常是人与人互动的结果。
假如两个患者被诊断出罹患同样的疾病，需要动手术，医生也按照业内具有共识性的手术方案为他们做了手术。但手术的预后却可能出现很大差别——一个患者很快就恢复健康，而另一患者却迟迟不能康复。
造成这种结果的理由可能很复杂，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可控，譬如，两个患者在体质上可能有较大的差异。如果都按一个既定的量化指标体系，单纯从术后结果来对两位医生的“业绩”进行考核，其实并不公平。
有人可能会说：现在都是大数据时代了，数字说明一切。其实，这是对量化研究和评估的一种误解甚至曲解。在社会服务领域，完全可以也应该用量化指标体系对服务的效率和效果进行评估，但对于最后考核结果而言，却不能作为唯一的依据。对于数据，需要进行进一步解读，只有读懂了数据背后蕴藏的真实含义，这些数据才是可信和有效的。
所以，既要用数据来说话，但又不能偏信乃至迷信数据。尤其是在社会服务领域，必须借助定性研究和评估的策略进一步求证，否则很容易出偏差。就此次“死亡率”标准而言，笔者的意见是“可参考但不应限定”。
无论是医生还是公众，都对“死亡率”成为强制性指标会带来的后果表示担忧。有医生吐槽：各级医院只要把快死的病人赶出院，或对危急重症患者采取拒诊、不入院措施，又或玩数字游戏，患者死亡率都可降为零。
说到底，在管理过程中要善用数据考核，但切忌滥用数据，否则易给人留下“懒政思维”的印象。 WWw.808so.com 808论文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