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清时期由于漕运的刺激与影响，山东运河沿线出现了许多经济与商业较为发达的小城镇，其中阿城与七级是其典型代表，二镇虽然无法与临清、济宁、聊城、张秋等著名的商业城市相提并论，但仍然是周边州县盐业、粮食、杂货的转销枢纽与集散地，其经济地位非常。除此之外，二镇境内有诸多的水利设施以及管理河工、水利、漕运事务的人员，这种因漕运而带动地域经济发展，因经济发展又提高了城镇政治地位的模式在山东运河流域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
关键词：运河；城镇；阿城；七级
1674-4144（2013）-09-38（6）
阿城、七级二镇位于鲁西平原，是明清时期山东运河沿线的漕运与盐业枢纽，虽然二者的行政建制仅为镇，并且在经济地位上无法与张秋、颜神、景芝等“山东三大镇”相媲美，但是在国家漕运的刺激下，政府不但在此兴修了大量水利枢纽以调节运河水源，而且利用便利的水陆交通将山东各地粮食与食盐调运到此进行转发，从而使二者沿运的物流与商业基地，号称“金七级，银阿城”。目前学术界对天津、德州、临清、济宁、淮安等沿运大城市的研究较多，并且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而对诸如七级、阿城等小城镇着墨不多，因此有深化与扩展研究的必要。
1 河工水利设施与国家管理
明清两代倚漕为命，所以对保障运河畅通的水利与河工设施异常，山东闸河作为京杭大运河中最为关键的一段，不但汇聚泰沂诸泉、汶泗等水、南旺之湖来保障与调节水源，而且沿线的闸、坝等河工设施对于运河畅通的更加。为了使每年数百万石漕粮顺利入京，明清政府一方面在阿城、七级等沿运城镇兴修河工、筑闸置坝、积蓄物料，一方面设管河官员严密监控这些区域运河的日常状况，以便在发生紧急事务时作出及时的应对。同时河工与水利设施是否完备也反映了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现实，在政治清明、国库充裕、社会稳定的环境下，政府一般会投入巨资，大规模的整顿与兴修运河，反之则几乎置之不问。
阿城与七级二镇明初属东平府，后属东平州、兖州府，清代属兖州府，是阳谷县下辖的两个运河城镇，二地“实为输挽咽喉，此固南北之要地也”[1]，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早在元代，封建政府就在此设阿城上下闸、荆门上下闸、七级上下闸等的水利枢纽以节制运河水源，其中“荆门上闸去镇北十里，元大德六年建，永乐九年重修；荆门下闸，南距荆门上闸二里，元大德三年建，永乐九年重修；阿城上闸南距荆门下闸十里，元大德二年建，永乐、隆庆中重修；阿城下闸南距阿城上闸二里，元大德三年建，永乐九年重修；七级上闸南距阿城下闸十二里，元元贞二年建，永乐、成化间重修；七级下闸南距七级上闸二里，元大德元年建，永乐、嘉靖间重修，以上并属阳谷县”[2]，荆门、阿城、七级三对复合闸均属漕河正闸，都修于会通河开挖后十年左右，属元政府完善漕河水利设施的阶段。当时之所以在阿城、七级修造如此众多的闸座，是由三个方面的理由造成的。，阿城、七级二镇处于会通河的咽喉位置，距漕运枢纽聊城、临清、济宁距离适中，每年漕船到此保障船只的平稳航行，因此设置闸座不但可以调节不同区域之间水源的分布，而且对于漕粮顺利入京也重大。其次，山东闸河段本来就水源匮乏，而张秋、阿城、七级作为的漕运码头需水更甚，平时不但漕船汇聚，而且周边的运粮船、盐船、杂货船纷纷于此，所以置闸可以防止因频繁的航运造成水源的过多流失。最后，在运河考察中，发现阳谷县境内运河不但闸座较多，而且运河路线非常弯曲，境内叫作湾、皋、海的村子极其常见，这同样是为了节约水源而人为制造的河流弯曲，其目的就是利用闸座与弯曲减小水的奔流速度，使水源保持足够长的利用时间。虽然元代创立了会通河，但因当时分水口设置不合理，导致“河漕繁费，遂开海运”[1]，由此“终元之世，海运不废”[3]，所以会通河利用的效率并不高，相关的水利设施也没有很好的管理与维护，于是在元末时不但运道淤塞，而且闸坝也基本坍塌废毁。
明清两朝建立后，对于江南漕粮的需求更甚于元，于是对七级、阿城段的水利建设更加，会通河“自荆门上闸达七级下闸三十八里属阳谷县界，其镇（张秋镇，与阿城、七级同属阳谷）有工部都水分司，兖州府捕河厅通判，本县主簿厅并东阿、寿张二厅，各岁拨本县夫役供焉”[1]，仅仅以镇建制的张秋、七级、阿城，竟然有正五品的工部郎中、正六品的通判管理，其理由就因为漕河在此经过，是国家每年数百万漕粮的必经之路。据《行水金鉴》载，七级、阿城、荆门三闸尺寸为“头闸长一百尺，阔八十尺，两直身各长四十尺，两雁翅各斜长三十尺，高二尺，闸空阔二丈”[4]，每闸由闸官一人负责日常的启闭，“三闸共闸夫一百五十名，每名十两八钱，共银一千六百二十两，俱本县（阳谷）支领，内七级闸夫二十名寿张县支领”[5]，除此之外，三闸附近还有负责修河、捞浅、筑坝等夫役数百名，由老人十二人率领，入清后三闸虽仍由闸官、主簿、县丞管理，而且增加了沿河巡视的千总、百总与把总，但夫役人数呈下降趋势，从明代的数百名减少为一百余名，其工食银两依然从阳谷、寿张两县支取，总额数在三百余两左右。明清两代之所以用如此众多的人员，耗费如此大量的财力维护三闸，就是因为三闸放水行船之法关系漕运，其运用方式为“按分汶入北塘河当要之闸曰荆门、曰阿城、曰七级，所以束水不使之下泄者也。北河引汶行运，惜水如金，自分水北流至戴庙而下，荆门闸先受之，为水门一大关键，与砖板、天井、在城诸闸等重。次则阿城受荆门之水积蓄而节宣之，其在荆门下犹天井、在城之有赵村、石佛也。又次则七级承阿城、荆门顺下之水，渐落渐低，若七级不束，下源告涸矣”[6]，各闸之间密切配合，一般为启下闸即闭上闸，闭下闸即启上闸，以减少水源的过多流失。尽管规则详细，并且有专人管理这些水利设施，但如果在实际运作中毫无章法，也会对国家漕运造成很大的危害，如诗《行路难》记“猬毛鼠目锐头卒，闭闸索钱何咆勃。弯弓射舟口护漕，书生辟易群咄咄。持将漫剌干河官，官差放闸卒盘跚。阿城买路聊城始（自东昌至阿城索钱放闸），三日才行六十里”[7]，这首诗不但体现了闸河段行舟的艰难，更将管闸胥吏的贪婪与盛气凌人刻画的栩栩如生，真实的反映了明清时期运河航道管理的目前状况。
探索明清山东运河城镇历史变迁
更新时间：2024-03-22
作者：用户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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