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第一本《中国文学史》出现到今天已经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了，在这一百多年间，中国文学史的著述方式，编排体例，作者的文学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选取文学史学科最初诞生的二十世纪上半叶为对象，从体例、文学观等方面对于这一时期内的文学史从初生到初步繁荣的变化进行探索。在文学史研究进入瓶颈时期的今天，对于文学史发展变化的回顾与探索在为我们揭示文学史演变历程的同时也给我们以启发，帮助我们对文学史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关键词：中国文学史；演变；研究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115-02
1904年，任职于京师大讲堂的林传甲写出了第一部中国人自己的文学史著作——《中国文学史》，虽是为了讲课而急就的讲义，但在中国文学史的学科历史上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早在十九世纪末期已有多部《中国文学史》面市，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英国人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日本人古城贞吉的《中国文学史》等。相对于海外学者在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已经取得的大量成果，中国的文学史研究仍未起步。林本《中国文学史》的出现，正式揭开了中国人写本民族的文学史的序幕。在其之后的几十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变，政权更迭，政体频换，外族侵略，思潮涌动。也正是在这变幻莫测的几十年间，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工作日渐繁荣，无数文人学者投身其中，出版了各种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等著作，洋洋洒洒千余册，蔚为大观。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新材料的不断发现，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学者认知的不断深化，文学史研究不断呈现出新的面貌。今以时间为序，就近代文学史研究的演变历程做一次初步探索。
二十世纪上半叶，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而具体到中国文学史研究来说，应以二十世纪初期为开端，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左右，也就是建国前夕。这一阶段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初兴期。从无到有，再到初步繁荣，早期学者特别是五四时期的一批文学健将，披荆斩棘，在荒芜中走出一条大道，为后世的文学史研究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调。
这一阶段的前半期，也就是二十世纪初到二十年代，文学史研究还处于发轫期。虽是新生事物，仍饱受旧思想的束缚。虽是新生儿，却长着旧模样。说是“中国文学史”，而其“文学”的范畴却局限于老一套的诗、文、词，就连体例也是仿着最常见的经、史、子、集的分类法来作的。别说乐府、戏曲这些在文学史上占据一方天地且自成一家的体裁，便是近世文坛中大放异彩，占据半壁江山的小说也被视为小道而摈弃在外了，猛一看去，不禁叫人疑心是看到了《四库》的翻版。这是旧式文人的思维，是传统儒家教育理论重政治道德的旧式文学观的体现。这是新事物发展的初期阶段必然要面临也必须要打破的困境。在这之后，便有人对文学史的体例进行了调整，不再按照我国传统的“四分法”或者“六分法”根据体裁内容进行编排，而是尝试着以时代来安排内容，这无疑是一次大胆且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尝试。它从另一个角度将中国文学史串联起来，让人们看到了文学内部的另一种关联，加强了文学的前后相继性。但是，这种分类标准不同于后来的分期法，他没有将文学史按照朝代或者文学思潮的演进进行编排，对于人们进行文体流变的研究推动力量不足，但是这是对于文学史编排体例的一次勇敢尝试，成为后来出现的分期法的先驱。这一时期的文学史研究还是新生儿，难以脱掉旧式思想的痕迹，它有着无数的缺点和不足，甚至错误，但它在诗、文、词领域对旧学的整理为后来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也为后来文学史研究的初步繁荣作了准备。
在这一阶段的后半期，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西方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以及接受西方思想的五四学者的活跃，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史研究呈现出近代化、学术化的特点，初步具有了严谨的学术著作的面貌。
从体例上来说，它一改以往单一的以文体为依据的分类方法，已经出现了以时间为序的分期法。在每一时期中分述各类文体的发展嬗变以及各种文学现象，让人们能够从一个怎么写论文www.808so.com
整体的层面更好地认识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状况，有更强的历史感。这一分期法，不仅在当时，便是在当下也为许多文学史作者广泛采用。分期法的出现就涉及到一个划分时期标准的问题。有的作者依照政治领域的王朝更替来划分，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就以“唐以前”和“唐朝”为上下两编的编目，而将这部文学史一分为二。而在稍晚于《白话文学史》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郑振铎对此分期法提出了异议：“他书大抵抄袭日人的旧著，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及近代的四期，又每期皆以易代换姓的表面上的政变为划界。例如，中古期皆开始于隋，近古期皆终止于明。却不知隋与唐初的文学史很难分别得开的；明末的文坛上的风尚到了清初的几十年间也尚相承未变。如何可以硬生生的将一个相同的时代劈开为两呢？”①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郑振铎在这本书中采用了新的分期法，将文学史分成了三段：以西晋以前为古代，晋南渡到明正德间为中世，明世宗嘉靖元年到“五四”运动前为近代。前者以政治朝代为单位，有利于揭示政治朝代、社会制度等外部环境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后者则代表了当时的一种新思想：它将被禁锢在各个朝代中的文学串联起来组成一个前后相继的历史线索，表现出一种由产生到繁荣再到衰败甚至消亡的运动性的历史进程，为我们展示出一段具有生命力的活的历史，为文学史研究迈向“史”的方向跨出了重要一步。为后世学者研究文体流变开启了一扇大门。
随着西方文明的输入，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一向被中国学者所轻视的小说与戏剧在先进的西方文明中占据着主流位置，再加上西方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中小说戏剧等章节占据了大量的篇幅，在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心理驱动下，人们开始纷纷将目光投向了小说与戏剧领域。梁启超甚至掀起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小说界革命，以大力提高小说的地位。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等人推行的“文言一致”的白话文运动，也在客观上提高了“俗文学”、“平民文学”的地位。“我们要知道，这几百年来，中国社会里行销最广、势力最大的书籍，并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程、朱语录，也不是韩、柳文章，乃是那些‘言之不文，行之最远’的白话小说！”②“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③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还提出“活的文学”与“死的文学”两个概念，以古文作对比处处抬高民间文学的地位。还特别为“民歌”、“故事诗”列出专门的章节。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当属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以“昆曲”、“变文”等俗文学作为标题的在“中世文学”中就有十三章，占总共四十三章的三分之一，而在只有六章的“近代文学”中俗文学所占的比例更是高达三分之二，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创举。几年之后他的一本俗文学专著《中国俗文学史》的出版，更是将俗文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也如历史不再以英雄豪杰为中心一样，文学史早已不是‘文学巨人’的传记的集合体了。”④在一批学者的推动下，小说、戏剧、变文等开始从边缘走向文坛的中心，彻底改变了以诗、文、词为正统的文学史的格局。而支持胡、郑二人完成这一改变的便是大量新史料的发现。如，唐人小说《游仙窟》从日本传入国内，元人曲子总集《太平乐府》与《阳春白雪》在国内的流通，特别是敦煌石窟一大批卷子的问世。这些材料的出现解开了许多悬而未解的谜题，保存了大量文本资料，生动地还原了当时民间文学发展的真实面貌，也成为促使胡适六年后重写《白话文学史》的直接推动力量。
近代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经历了一个由产生到初步繁荣的过程，虽然它还存在着文学范畴过于狭窄盲目排斥新兴俗文学，编排体例不科学分期标准混乱以及缺乏独立性思考过分依赖现有的结论等等缺点，但是这都不能掩盖一个新兴学科如朝日般冉冉升起的光芒。在这群星璀璨的数十年间，无数文学的巨人在这里交汇，他们用手中的笔绘出一幅美妙的蓝图，指引着中国文学史研究向更加灿烂的明天行去。
注释：
①④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2.
②③胡适.白话文学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1；17.
参考文献：
［1］胡适.白话文学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章培恒.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106.
［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5］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16］章培恒，骆玉明.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思考［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3）.第2卷第3期Vol.2,No.3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史研究初探
更新时间：2024-02-05
作者：用户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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