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三曹 诗歌 艺术差异
在中国文学史上，“建安风骨”是一座永远的丰碑，“三曹”父子则是这座丰碑的奠基者、建筑师。他们各自从不同方面成就了“建安风骨”。曹操的四言诗对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加以发扬创新，风格深沉慷慨，气势跌宕雄浑；曹丕善于描写男女恋情和游子乡愁，诗风清丽委婉，表达细腻柔和；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其诗既有刚烈之风，又有儒雅之调，文才富艳，且非常讲究艺术表现，开雕琢词藻之风气。“建安风骨”就是这样因差异而丰富，因多样而博大。
一、诗歌风格各具优长
在“三曹”的诗中我们可以体味到浓郁的忧患意识。曹操忧患在家国命运，黎民疾苦；曹丕忧患在时光易逝，繁华不再；曹植忧患在命途多舛，才不见用。因为他们各自忧患的内容不同，创作出的诗歌风格格调也互有差异。曹操忧患在家国命运，黎民疾苦，所以他的诗大气磅礴，写景物则意境恢弘，境界高远：“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观沧海》），可以看出诗人包举宇内、吞吐山河的气魄，有一种雄浑博大、震慑心灵的艺术力量；写战乱中的民生疾苦则倾注真情，痛心疾首：“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抒发个人志向雄心，则慷慨激昂，豪气干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这一切构成了曹操诗慷慨悲壮、沉雄豪迈的总体风格，可谓开中国诗歌豪放阳刚风气之先河。
曹丕忧患在时光易逝，繁华不再，所以他的诗更关注自我敏锐的感受，在众宾欢坐的宴会上，他会突然体会到“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善哉行》）；而琴瑟满堂、女娥长歌时，他又会因“为乐常苦迟”（《大墙上蒿行》）而心悲；同样，日暖花开，谷水潺■的自然景物，给他带来的却是“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凡霞蔽日行》）的忧虑。正如沈德潜评价的那样：“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古诗源》卷五）
曹植忧患在命途多舛，才不见用，所以他的诗有慷慨悲壮、热血中肠、富有气势和力量的一面，故钟嵘《诗品》说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而不群。”曹植前期作品多为歌唱理想与抱负之作，充满浪漫与自信。如《白马篇》盛赞“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幽并游侠儿的高超武艺与爱国精神，寄托了自己渴望建功立业的壮怀与抱负。即使到了晚年亦有“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仆夫早严驾”）的阳刚慷慨之音。曹植诗也有摧刚为柔的一面，带有伤感抑郁、凄婉哀怨的情调，特别是后期诗作，既有“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野田黄雀行》）遭受迫害的悲愤，也有“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杂诗》其五）的才不见用的抑郁。所以我们说曹植的诗兼具父兄之长，既有古直悲凉的一面，又有便娟婉约的一面，达到了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
二、创作形式各有专擅
从艺术形式上看，诚如萧涤非先生说的那样：“曹氏父子之产生，实为吾国文学史上一大伟迹，曹操四言之独超众类，曹丕七言之创为新体，既各擅长千古，五言之集大成，子建尤为百世之宗，以父子三人而擅诗坛之三绝，宁非异事？”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曹操四言诗独超众类，现存诗歌二十余首，全为乐府诗。四言体从《诗经》以后已逐渐衰落，两汉文人的四言诗也鲜有成功的作品，曹操却写出很多四言名篇，如《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都是复兴四言诗的佳作，使古老的四言诗得以重新焕发青春。不仅如此，曹操还突破了音律的限制，根据诗歌的思想内容适当地调整形式，如《薤露行》《蒿里行》本为杂言古代丧歌，但曹操用五言来写，以反映人生短暂而事业无限的矛盾。鲁迅先生说曹操是“改革文章的祖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不仅指他的散文，同样包括他的诗歌创作。
曹丕现存诗约四十首，其中乐府诗占55%，他对中国诗歌史最突出的贡献是写出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他的《燕歌行》二首，开中国诗歌七言诗先河，在这之前，七言形式在汉代民歌中虽已出现，但还没有受到文人的重视，真正完整的七言诗是在曹丕笔下完成的。在七言诗之外，曹丕各种诗歌形式都曾做过大胆尝试，四、五、六、七、杂言无所不能。《杂诗》（其一）是以五言形式描写游子思念故乡的苦闷情绪。《大墙上蒿行》则杂有三言、五言、四言、六言、七言、八言，洋洋洒洒，书写自己“中心独立一何茕”的孤独与彷徨。
曹植五言诗卓绝，多数是抒情诗，现存诗约九十六首，乐府诗占53%。汉乐府首开五言风气，但除《古诗十九首》质量较高外，却罕有成熟的上乘之作。才华横溢的曹植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并且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以前无古人的优势把五言诗推向空前的高峰，奠定了五言诗在诗坛的牢固地位，我们耳熟能详的《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名都篇》《野田黄雀行》等都是五言诗。
三、表现手法同一分殊
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境界是创造出主观与客观、意与境、情与景、物与我高度统一的艺术境界，是所谓意境。从艺术表现上看，“三曹”诗歌在表现手法上都有情景交融的特点，但是在意境创造手法上却互有差异。曹操的诗多“言志”、“讽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之作，所以其造境艺术情胜于景，意胜于境，多抒写胸中之境。他写诗主旨在于宣泄鼓荡于胸臆之中的慷慨悲凉之气，有时索性就直抒胸臆，有着明显的叙事性、政论性。景物在曹操的造境艺术中只是陪衬，是其“言志”、“讽时”的媒介。《蒿里行》几乎不借助任何景物，只以铺陈手法叙述东汉末年关东州郡将领讨伐董卓时的互争权利，导致人民在战乱中遭受到严重灾难。诗的意境只能从作者痛恨战乱、关注民瘼的情感中体悟出来。《短歌行》中的源于：大学生论文网www.808so.com
“朝露”、“鹿鸣”、“明月”、“乌鹊”“山水”等景物，如果单摆复搁，是互不相连的，根本构不成一个完美的意境，只有与作者招贤纳才、建功立业、拯救天下的博大胸怀和悲凉情感相结合，才能形成一个个鲜活的审美意象，构成完美的诗歌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