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比较教学法 中国现当代小说 题材 结构 意象 媒介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随着时代转型，消费快餐文化的出现，对高校现当代文学教学提出了挑战。当前很多高校为适应社会和市场需要提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北有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提出“淡化‘史’的线索，突出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分析”[1]；南有武汉大学陈国恩教授强调“由知识型的教学模式向素质型的教学发生转变”[2]。综观各大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目标，注重文本细读，通过个体阅读的审美体验达到对自身人格和素质的提升，已经成为教学改革中的共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比较教学法对于解决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困境、加强学生的理由意识，提高学生学术深思能力有明显效果。
一、比较教学法的释义与作用
比较教学法是指在教学中运用“比较”解读作家作品、把握文学史发展的策略，包括比较文学课程强调的跨界性比较教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自身发展的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的比较教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从产生之日就是在中西文化与文学碰撞的国际视野下发展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个案。“不用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眼光，没法把中国现当代文学识透。脱离了世界文学的文化背景，孤立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难免偏执一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必定是比较文学的。当代中外文学比较史也必定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最具概括性的、最具有理论深度的形态。”[3]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比较文学密不可分，比较文学课程强调的跨界性比较教学必不可少。此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见范伯群、朱栋霖主编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朱栋霖主编的《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西方文学思潮与20世纪中国文学》等，此系列成果立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考察“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鉴于此类比较研究已形成体系，本文的比较教学法将不再详述。
比较教学法对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自身发展有其适用性。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密不可分的，很多文学传统从新文学初期出现，至今已经延续了百年之久并将继续延续，如乡土文学、城市文学、知识分子题材、妇女写作等等。因而对文学传统的研究离不开比较的思维，而通过比较教学法对文学传统的时代差异讲解既能消除时代隔膜，又能形成鲜明的时代印象，有助于学生形成客观、丰富的文学史认识。
比较教学法有利于解决中国当代文学中最为纠结的建国后30年文学的教学。1949年-1979年中国文学出现了大量的红色经典，造就了一批时代作家，如柳青、郭小川、杨朔等知名作家。从理性上我们知道有时代隔膜的作品将渐行渐远，从情感上我们又难以舍弃他们带给读者的信念，崇高、庄严的情感。在实际教学中发现当下大学生缺少对这段文学史的阅读兴致，无法客观评价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针对这种现象尝试联系比较教学法，既可以提高学生阅读兴趣，同时更直观地感悟时代审美变化在作品中的体现。
如杨沫的《青春之歌》与茅盾的小说《虹》之间的延续性，因为时由，茅盾在20世纪20年代末看不到离家出走的梅行素的人生选择，因而形成一个开放的、未完成的结尾。而杨沫在50年《青春之歌》时，女性寻求自我解放与国家民族独立紧密相连，女性为实现自我价值必须首先要投入时代主潮走向革命，这既是历史发展解决的理由，同时又是50年代的叙事需要。林道静和梅行素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是五四思潮影响下走出家庭的新女性，都具有个性解放、自由恋爱的追求。但是两个女性的结局却引起读者深思：一个在时代面前彷徨无路，一个在革命者引领下成长为革命者，与工农出身的老革命江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人生故事在圆满处结束。90年代王安忆的《长恨歌》中蒋丽莉形象还原了《青春之歌》中革命女性的成长历程：女性在个性解放思潮的鼓舞下离家出走，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而革命成功后的小资女性却抑郁而终。革命叙事被中国传统叙事取代，20世纪90年代人们回归日常后作家王安忆唱出了人生的“长恨之歌”。[4]再如《创业史》与《白鹿原》的比较分析[5]可以让学生抛弃时代偏见细读文本，从而消除时代隔膜，体会到理想、信仰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