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基于道德假设主义政治悖论及其消解

更新时间:2024-02-03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要]在传统道德假设主义政治模式下,民之“人格”与君之“天格”的对峙,演绎为“群体主义”、“德治主义”和“民本主义”三种上的政治悖论。唯有弱化道德理性在政治领域的地位和作用,强化规则或制度建设。才能最终消解政治领域的诸多悖论。
[关键词]道德假设主义 政治 政治悖论
[]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3-0112-05
道德假设主义是学领域里的一个范畴。所谓道德假设即道德的假设文明,“它是一定社会假设文明体系的组成,反映一定社会引导和推动道德进步的社会理想”。道德假设是同自发形成的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直接相连的“道德经验”相对的,在阶级社会表现为统治阶级提倡的道德话语。道德假设主义“夸大道德假设的精神引导作用,不仅无视道德经验的基础价值,而且也无视假设道德在价值实现过程中实际存在的诸多矛盾”,它分别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假说作为思想体系之逻辑起点的道德本体,二是预设作为行为规范体系之核心的主导价值”。
道德假设主义一般是“政教合一”的基础及其产物,是“道德”说教为政治服务的文明模态。这种文明模态的显著特征之一便是政治的化,即政治。传统儒学的道德理性及道德理想就是这样一种道德假设主义,“内圣”和“外王”是其主要内涵,所关注的重心主要体现在“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方面。

一、道德假设主义的实践开展:政治的悖论

儒学道德假设主义在“假说的道德本体”(内圣)方向上的展开,以“天”或“天理”的形式赋予了儒家道德理性预设(人性善)以某种神秘主义的权威性和“真理”的魅力;其“预设的主导价值”则是儒家的“外王”理想,主要体现为“群体主义”、“德治主义”和“民本主义”的政治理念。作为“内圣”的前者是后者的逻辑基础,而作为“外王”的后者则是前者的演绎方式。然而,儒家“外王”式的政治理想在其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演绎出其特有的政治悖论。

(一)“群体主义”价值语境下的悖论

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建构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在孔、孟之原始儒学所设置的政治系统里,孔子以“正名”的话语方式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之类“尽职尽伦”上的责任和义务,以实现“天下有道”这一理想状态的“社会和谐”;孟子则把“仁”化为“性善”,强调君王的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追求“仁政”的理想政治模型。孔、孟虽然亦关切个体对社会、国家的道德责任,但还是比较关注作为个体之“民”的主体地位的。然而,儒学经过汉儒董仲舒的改造,一方面,把孟子的“性善”限制在“圣人之性”的范围内,并从经验层面用荀子的人性观综合了有善有恶的“中民之性”和有恶无善的“斗筲之性”,从而弱化了个体存在的价值和地位;另一方面,又以“三纲五常”之类意识形态的形式强化了作为“整体”和代表“大一统”之王权的价值。在宋明理学阶段,儒学以“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话语,把本来代表皇权意志和利益的集权制抬高到“天理”的位置,把整体本位观推至极致。至此,个体的存在及其价值就被完全淹没于“整体”的秩序之中了。
人类为了存活的不得不建构某种共同体。然而,共同体在理性预设上为着某种善或秩序而建立的。然而,如果这个共同体仅仅作为凌驾于其个体意志与利益之上的存在,而不能反映和表达个体的意志与利益,仅是反映和表达了其中少数成员的意志和利益,那么,这个共同体便是一种“虚假共同体”。中国传统“大一统”之王权就是这样一种“虚假共同体”。在这里,“群体主义”变成了“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个体的意志及利益诉求完全被“群体主义”价值语境下的王权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所遮蔽。

(二)“德治主义”治国理念下的悖论

儒家的政治理念是,只要为政者兴礼乐、行仁政,则天下大治。“德”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体系的核心;“以德治国”也是两千多年来历代治国者奉如主要的政治原则。
“以德治国”有三个层面的基本含义:一是强调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和道德水平,即统治者自身应注重自己的“德性”修养,行为举止要符合“德”的要求,这样才具备治理国家的资格,取得治国的成功。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乃为首位和起点。二是要求统治者推行“仁政”、“德治”。治国行政需心系天下,以德为本,对所治之民要宽厚仁慈,如此才能赢得百姓的信任和拥戴,才能平治国家天下(从这个上说,“以德为本”就是“以民为本”的民本主义)。三是对人民要实行道德教化-让人民按照“德”的要求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人人都做谦谦君子,这样就能君民一体、各安本分、天下和谐。
其中第一、第二含义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实践的最直接的思想基础,也是儒家最为、强调得最多的政治话语。所谓“内圣外王”之“内圣”的意旨也正是表现于此,体现的是对“为政”者之严格的道德要求。然而,吊诡的是,这种德治主义在支配着人们关涉政治的语境和思维方式时,在“为政以德”的政治理念发挥着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时,却是自相矛盾地“一方面造就了一代代以国家民族大业为重的仁人君子和文化精英;另一方面又培育了一批批善于以假仁义道德话语讨好卖乖、投机钻营的伪善君子和势利小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式的“贤人”吏治虽亦有之,然而更多的却是伪善式的贪戾腐败的暴政和虐政。
清代乾嘉时期著名思想家戴震就曾明确批判过此种德治主义高调的虚伪性。在戴震看来,宋儒论“理”说“气”,其目的就是把基于宗法血缘的关系与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结合起来,使“以理杀人”的专制统治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道德的面纱。

(三)“民本主义”政治理想下的悖论

“民本主义”是德治主义的前提和目标;德治主义是民本主义的题中之义和要求。两者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模式的基本观念格局。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就是民本主义思想的经典表述。在这种民本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比较注重民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爱民、保民,给老百姓基本的生活保障是统治者的基本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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