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底层“底层文学”创作转向

更新时间:2024-02-22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 要:围绕“底层文学”创作近几年来理论界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总的来说,大部分学者对“底层文学”创作持批评态度。然而遗憾的是,许多论者没有发现“底层写作”正在悄然发生的变化,依然沿着既定的批评惯性对其进行否定。本文通过对《明惠的圣诞》、《国家订单》和《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三部典型的“底层文学”文本进行解读,分析“底层写作”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以改变人们对“底层写作”一贯的偏见和误读。
关键词:“底层文学”;创作;转向;审美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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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底层文学”创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局限,有论者将其概括为三点:“一是讲述‘传奇性’的故事,以满足人们的窥视和猎奇心理。二是简单立足于道德批判,以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构建文本。三是沉迷于‘苦难展览’,走向单一化和极端化的‘苦难书写’,甚至演变为‘叙述’、‘暴力叙述’,变成了比酷比惨的‘苦情戏’。”①这种批评可以说是切中肯綮的,指出了“底层写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②然而遗憾的是,许多论者没有发现“底层写作”正在悄然发生的变化,依然沿着既定的批评惯性从以上几个方面对其进行否定。本文通过对三部“底层文学”文本的解读,旨在分析“底层写作”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以改变人们对“底层写作”一贯的偏见和误读。

一、由追求故事转向追求意蕴

小说对故事的追求本来无可厚非,因为“小说的基本面是故事”③。故事可以说是小说的基本要素,也是小说的灵魂。尤其是在高速的生活条件下,读者或许已经不能接受对生活的慢节奏描摹,而是需要快节奏好看的故事。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作家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市场法则的影响,我们已很难找到不为市场而写作的作家,因此对故事的追求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底层文学”当然也不例外。但现在的问题是作家们普遍陷入了某种追求故事性的误区,把好看视为“底层写作”最高的审美追求和艺术法则。这种片面追求故事好看、为故事而故事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冲淡了小说的内蕴,使“底层文学”显得意蕴薄弱。罗兰·巴尔特指出:“故事有一个名字,它逃脱了一种无限的语言的领域,现实因而贫乏化和熟悉化了。”④作品的故事化,客观上决定了作者在创作时,往往只能将丰富的生活窄化进故事之中,一切都是按照故事发展的内在逻辑来演进,极大地限制了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很难寄托深厚的文化内涵。小说《马嘶岭血案》(陈应松)、《命案高悬》(胡学文)、《神木》(刘庆邦)、《花落水流红》(王祥夫)等一大批作品由于只注意追求精彩的故事,虽然写得曲折好看,但作品的意蕴却显得直白和浅陋,有着“问题小说”的嫌疑,无疑导致小说审美性的严重缺失。
《明惠的圣诞》(《十月》2004年第6期)讲述了一名出身农村名叫肖明惠的女孩高考落榜后进城打工,化名圆圆成为,最后在圣诞夜身亡的故事。从作品的取材内容和表现形式来看,小说带有强烈“底层写作”的痕迹。但在这个看似简单的故事中却包含着深厚的文化意蕴,使小说逃脱了“底层写作”的窠臼。其一,对人性恶的暴露和批判。对于想通过考取大学离开乡村进入城市的明惠来说,高考失利对她的精神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明惠回乡以后,母亲徐二翠给予她的不是安慰,而是整天的咒骂。徐二翠之前之所以把明惠“养得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之所以“让明惠吃最好的粮食穿最好的衣服受最好的教育”,就是为了有一天明惠考上大学嫁到城里去她能跟女儿享福去,当这个梦想破灭后,她也就露出了她真正的面目。“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民族文化心理得到充分展示,人世间母女的亲情完全沦落为的商品交易。村民给予明惠的同样也是冷嘲热讽和恶毒的快意,“明惠的落榜让村里人集体出了一口恶气。他们嬉笑怒骂的声音陡然增加了好几个调门,含沙射影的语言像带了毒刺的钉子”。 明惠的落榜满足了村里人自己孩子无法上大学也不希望别人孩子考上大学的阴暗心理,人性的恶在这里已暴露无遗。《明惠的圣诞》对人性恶的揭示批判不但体现在徐二翠和村民的身上,更体现在主人公明惠自己的身上。对人性恶的暴露和批判,使小说具有了启蒙精神的价值向度,赓续和发展了“五四” 以来新文学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主题。
其二,对身份认同艰难的揭示。对农民寻求城市身份认同艰难的揭示,构成了小说另一深层意蕴。明惠走出乡土进入城市成为,表面看是为了挣钱,可实际上是想成为一个彻底的城里人。当圆圆投入离了婚的副局长李羊群的怀抱后,住进豪宅,整天过着奢侈悠闲的生活,自以为就是一个城里人时,一场圣诞节聚会彻底打碎了明惠的梦想。她体会到自己其实并不属于这个城市,并不属于这个文化圈中的人,这个城市从来就没有她的位置,这个城市真正的主人是那些女孩子的:“女士们是那么的优越、放肆而又尊贵。她们有胖有瘦,有高有低,有黑有白。但她们无一例外地充满自信,而自信让她们漂亮和霸道。她们开心恣肆地说笑,她们是在自己的城市里啊!她圆圆哪里能与她们这个圈子里的人交道?圆圆是圆圆,圆圆永远都成不了她们中的任何源于:论文怎么写www.808so.com
一个!” 明惠真正渴望的是拥有一个城里人的身份,但当她发现城市文明对她这个外来者始终是拒绝的,自己在精神上也无法真正融入城市时,她所有的付出和努力都变得毫无意义,死亡只能是她唯一的选择,也就是必然的事情。正如丁帆所说,“导致明惠的根本原因就是她的希望的破灭,这个破灭不是肉体的,而是属于精神的”,“我们在主人公走向死亡的最后时刻,看到的是肉体上已经成为城里人,而精神与灵魂还不能被城市文明所包容的悲剧下场!”⑤在中国这样一个乡土大国中,城乡两种文明的冲突才刚刚开始,农村人要想在精神上真正融入城市还需要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小说对这一点的揭示十分深刻。
《明惠的圣诞》对人性恶的暴露和批判,对乡下人城市身份认同艰难的揭示,构成了小说丰富的意蕴,使作品成为可以从多种角度阐释的富有“艺术生命力”的佳作,超越了“底层文学”创作中纯粹追求故事而导致意蕴薄弱的弊病,显示出作品独特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文学作品的魅力在于阐释,越是提供了多种阐释可能性的作品,就越有艺术生命力。” ⑥小说对意蕴的追求既是作家对当下文学流行叙事模式的超越,更是对“底层文学”创作认识的深化,毕竟故事带来的只是短暂的阅读快感,意蕴才是作品长久艺术生命力的保证。类似这样意蕴丰富而独特的“底层文学”作品还有北北的《寻找妻子古菜花》、方方的《奔跑的火光》、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等小说。

二、由城乡对立转向城乡审视

在当下的底层叙事中,多数作家对底层现象缺少宏观把握和辩证分析,只是秉持着单纯道德主义的观念,站在为底层弱势群体代言的立场,以一种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来建构文本,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城乡二元对立的图景:乡村是美好、宁静的,城市是邪恶、喧嚣的;乡村人纯朴、善良、忠厚、正直,城市人势利、刻薄、无情、冷漠;乡村人即使走向堕落和犯罪,也是由于城市的逼迫使然。尤凤伟的小说《泥鳅》在这方面很有代表性。作品描写了一群像“泥鳅”般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农民工进城后的悲惨遭遇。他们带着美好的愿望走进城市,却遭遇到歧视、侮辱、欺骗、利用和背叛,最后在梦想的破灭中只能走向毁灭。城市仿佛一座人间的地狱,摧残、吞噬着进入其中的每一条鲜活的生命。同样的叙事模式还出现在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吴玄的《发廊》、王手的《乡下姑娘李美凤》、陈应松的《太平狗》等大量“底层写作”的文本中。
《国家订单》(《人民文学》2008年第4期)描写了一个小型服装摘自:写毕业论文经典的网站www.808so.com
厂因资金周转困难无钱购买原材料,无钱给工人发放拖欠的工资,工人纷纷辞职,面临倒闭风险的故事。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由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塑造人物形象、表现劳资矛盾,开始转向在全球化背景下审视城乡关系,表现个人力量在遭遇时代危机时对自己命运无能为力的把握。“可以说,这是第一篇以全球化视野审视珠三角中小企业和工人群体生存状态的小说,也是中国拥抱世界,世界拥抱中国的一个文学注脚。”⑦首先,小说摆脱了“底层写作”中一贯站在道德的立场,对人物表现脸谱化倾向的弊病。在 “底层写作”中,企业老板往往被塑造成冷漠无情、贪婪阴险、残酷榨取员工血汗的压迫者形象,工人则被塑造成愚昧麻木、软弱怕事、饱受欺辱的被压迫者形象。《国家订单》中的小老板善良、忠厚、仁义,时刻替员工着想,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老板。在企业面临倒闭的风险时,他给每一个工人说好话,承诺即使卖掉厂里的机器设备也要发给他们工资;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他自己也是打工者出身,知道打工的不容易。因此他当了老板后决定要善待打工者,使他们衣食无忧。“他是这样说的,也当真是这样想的。”他以此嬴得了工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同样身为老板的港商赖查理除了有“爱吹牛”的毛病外,也是一个“人不坏,也有信誉”的人。小说中的工人也一改以往软弱的艺术形象,反而显得很强势,甚至很狡猾。他们知道利用劳动站为自己维权,知道什么时候向老板要求涨工资。“现在的工人,对付起老板来,办法一套一套的,又是眼泪又是劳动站,软硬兼施。”小说超越了“底层写作”中人物形象塑造脸谱化倾向的弊端,站在现实不偏不倚的立场,客观地书写劳资双方,因而塑造出一个个真实可信的艺术形象。
其次,小说摆脱了大多数“底层文学”创作中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一种现代性的眼光来审视城乡关系。在以往的“底层写作”中,城市和乡村总是处于绝然对立的地位,悲剧的发生也是由于具体的人事压迫。《国家订单》中的那个小老板为了完成20万面星条旗的加工任务,五天之内只让工人们休息了四个小时,结果使张怀恩累死在车间里面,在这个看似劳资矛盾对立的故事里,却有着复杂的全球化背景。“9·11”事件后,美国人表达民族情感的“国旗”,却需要中国人来生产;那个为打工者维权的律师周城背后有美国基金会的资助,也有着国际性视野;主人公小老板也是全球产业链中的一个链条:“小老板”港商赖查理美国订单;港商赖查理的出现与否,决定着小老板企业的生死存亡。小说中悲剧的发生看似是超时加班直接引起的,其实最本质深层的原因是中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产业链末端造成的。小说中城市不再是压迫乡村的对象,城里人也不再是乡下人苦难的制造者,城乡的矛盾冲突不再源于具体的事件和个人,而是源于某种不可抗拒的因素,即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处于末端的中国制造业。
王十月的叙述坚持了一个客观的中立者的立场,没有当下一些作家在描写劳资关系时,先入为主地站在弱势群体的一边批评资本怜悯底层,来为自己博取道德制高点,而是在全球化的视野中客观地为我们呈现了处于全球产业链末端,以廉价劳动力为最大特点的中国制造业的生存困境。这不仅是个人之痛,更是时代之殇。“作者有意识地将眼光放向全球的空间,开始来探索全球语境下打工者乃至国家的发展可能性。”⑧对城乡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超越折射出作家对现代性的深刻认识。经过多年的现代化实践,作家普遍认识到城市化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例如一直作为乡土文明代言人的贾平凹就深刻认识道:“农村城市化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现象,牺牲有两辈人的利益也是必然的。”⑨像《国家订单》这样超越了城乡二元对立,对城乡关系进行理性审视的作品还有杨静龙的《遍地青菜》、巴乔的《阿瑶》、贾平凹的《高兴》等小说。

三、由苦难叙事转向心灵叙事

对苦难的大肆渲染是近年来“底层写作”的一个重要趋向,许多作品陷入了苦难叙事而不可自拔,甚至将苦难叙事当做作品的看点和评判作家道德高下的标准。作家们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总是忽略了底层的丰富和复杂,底层生活的喜、怒、哀、乐经过作家的过虑化处理,只剩下了苦难。苦难成了底层生活的标签。而且作家对苦难的理解,更多地是停留在物质的外部层面。这种纯粹为了苦难而书写苦难的姿态,让我们不得不对作家们所标榜的为“底层”代言的价值立场产生怀疑,同时也使“底层文学”的写作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对此有论者批评说:“作家有必要将‘农民问题’或者别的具有现实性的紧迫性的问题转换成‘人的问题’。作家既要关注他的主人公的外在遭遇,更应当关注他们的精神和灵魂。”⑩文学和现实世界本来有着许多复杂的联系,“底层文学”的这种单纯苦难叙事明显窄化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文学和现实之间的许多通道被关闭,仅留下了一道苦难之门。孙惠芬的《民工》、荆永鸣的《北京候鸟》、曹征路的《那儿》、罗伟章的《我们的路》等作品都存在这种过度苦难叙事的倾向。
《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人民文学》2008年第2期)没有坠入时下这种流行的叙事模式,而是用细腻的笔触深入到人物内心,关注农民工在城市的精神遭遇,为“底层文学”创作开创了新的书写路径。小说也写了农民工的苦难(如在维权节目录制现场许多农民工的苦难倾诉),但作品的关注点显然不在苦难,而是底层人物的心灵。作为一个外来务工者,作为一个城市的“他者”,朱大琴本来是默默无闻,微不足道的,是引不起城市注意的,但一档农民工维权节目让她走进观众的视野,成为一个“新闻人物”,由此我们也得以进入她的内心世界。楚丹彤应在电视台工作的老同学翁小淳“救场”的请求,答应给翁小淳的节目写一首带点“暖色”的诗。她在与家庭清洁工朱大琴的闲聊中获得了灵感,写了一首以农民工生活为题材的儿童朗诵诗《在爱的阳光下长大》,没想到在电视台的播出中引起了轰动,成为本次节目的一个亮点。如果说这还只是现代传媒对农民工资源的一次无意利用,那么下面所发生的一切就是一场别有用心的策划。翁小淳为了做成一笔“更大的买卖”,不惜制的“观众来信”,于是朱大琴成为“观众来信”的“执笔者”,再一次成为媒体获得收视率的工具。为了继续扩大轰动效应,电视台播出寻人启事,于是就有了“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的故事。但正如翁小淳所说:“不是目的,扩大宣传呗!”接下来的事态发展愈发不可收拾,在明明知道朱大琴就是楚丹彤家清洁工的情况下,电视台却派玲珑娃娃到处,并许诺给朱大琴一台电视机。当然,最后朱大琴并没有拿到电视机,理由是节目“一期一结算,……那期节目早就封账了”。或许这只是一种搪塞的托辞和借口,给一台电视机本就是一件子虚乌有的事情,是电视台的一个空头承诺,提高收视率和装点城市“人性化”才是整个事件的根本目的。故事发展到这里,朱大琴已经被反复利用,她什么也没有得到,得到的只是被欺骗的泪水。小说逼真地刻画出农民工在城市饱受欺骗,心灵受到极大伤害的过程。正如孟繁华所说:小说“将朱大琴在城市遭遇的精神盘剥和尊严践踏淋漓尽致地书写了出来……开辟了‘底层写作’新的思路,它的深刻性将这一题材的创作提到了新的高度”B11。另一方面,小说还真实地展示了底层人物人性的美好,对人格尊严的维护以及为了寻求美好生活而坚持不懈的努力。朱大琴虽然身处底层社会,但她对生活始终充满了热爱和梦想。楚丹彤的那首《在爱的阳光下长大》的诗用夸张的笔法美化了农民工子女们的生活,但朱大琴还是流下了感动的泪水;朱大琴在“编观众来信”时,她的“心里充满着空洞的快乐”,而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被利用;甚至朱大琴对那台电视机所表现出的激动与欢喜也并非只源于对物质的冲动,更多的是来自精神的追求她也可以像城里人一样享受现代化的生活了,这是城市对她的“认同”。虽然最后朱大琴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但透过这些描写我们还是看到了底层人物人性的光辉和执著。长期以来,“底层写作”虽然叙写了大量的苦难,但这种停留在对表层生活复制层面上的苦难书写只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没有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反映出人物在历史转折时期心灵搏击和蜕变的过程。因此,这种缺少形而上学哲学层面上的苦难书写,使许多悲剧缺少悲剧精神,而沦落为单纯的苦难展览,明显削弱了文学作品穿透生活的力量。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一面毁灭给人看,“美学意义上的悲剧应有它的深刻性和价值追求,而不仅是渲染悲惨现象”B12。因此“底层写作”虽然描写了众多的苦难现象,但这些苦难却难以打动读者的心灵。马秋芬凭借着对人物心灵和精神的独特书写,使朱大琴成为文学史上的“这一个”,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马秋芬的叙述平静从容不动声色,且富有节制,同时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她没有简单地站在“代言者”的立场对农民工进行想象性书写专事苦难叙事,而是力图揭示农民工在城市的精神遭遇,努力挖掘这些底层人物人性的光芒,这就和当下“底层文学”的灰色叙事形成了鲜明对比和巨大反差。经过十几年的艺术实践,“底层文学”已不满足于单纯的苦难叙事,希望寻求新的叙事资源和写作路径,由关注苦难转向关注心灵就是最佳的选择。毕竟相对于苦难和身体的有限性,人类的心灵和精神要丰富或复杂得多,它们才是文学创作资源无穷的宝藏,才是文学表现的真正对象。“作为农业大国的主体农民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进入城市的行动选择及心路历程 ,是当下小说与现代化关联的最有价值的所在。”B13此外,作品中大量东北方言土语的运用还为小说增添了一丝亮色和轻松愉悦的氛围,缺少了“底层文学”应有的沉重和辛酸,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表达,而是更加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于是朱大琴们所经历的城市生活就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精神事件,小说见证了一个民族心灵裂变的历史,将为我们保存一个民族心灵的档案。迟子建的《踏着月光的行板》、田耳的《一个人张灯结彩》、葛亮的《阿霞》等小说在关注人物心灵方面也有着很好的艺术实践。
四 结语
作家们出于人道主义关怀和现实主义立场,展示底层弱势群体的悲惨遭遇,分享其生存的苦难和不幸,对现实中的黑暗予以揭露,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只有把源于:论文范文网www.808so.com
底层问题变为文学问题,对之进行审美观照,“底层文学”才会有更加长久的艺术生命力。正如著名学者陈晓明所指出的:“我以为,在文学的层面上,更重要的在于,作家们开始给予‘审美期望’。这些苦难兮兮的生活状态,这些艰辛的生存事相,并不只是作为控诉社会,作为批判的意识形态的佐证,而是在文学上真正写出底层人的生活的整体性状况。也就是说,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和呼吁,不是‘通过’对他们的生活的表现而阐明某些知识分子的立场,而是把文学性的表现真正落实在底层民众的人物形象上面,在美学的意义上面重建他们的生活。在苦难中写出他们的崛强,写出他们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给予他们的存在以完整性的审美特质。”B14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欣喜地看到以《明惠的圣诞》、《国家订单》和《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为代表的一大批“底层文学”作品对上述理论的探索和实践所取得的成绩。“底层文学”的这种转向从外在看是和理论界的批评紧密相连的,但这不是偶然的结果,而是体现了“底层文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作家的艺术自觉之间张力的一致,是“底层文学”发展的自我成熟和自我完善的内在吁求。三部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为“底层写作”提供了另一种经验或道路,将“底层写作”从传奇故事里解放出来,超越了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由苦难叙事转向精神描摹,将这一题材的创作提高到了新的艺术高度。
注释:
①史竟男:《“底层文学”:乡土叙事新景观》,《人民日报》2009年9月1日。
②持同样批评观点的还有洪治纲的《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周保欣的《底层写作:左翼美学的诗学正义与困境》,《文艺研究》2009年第8期;李运抟的《中国新世纪底层叙事的意义与问题》,《广西文学》2010年第1期等文章。
③[英]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苏炳文译,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页。
④[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79页。
⑤丁帆:《“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关于文明冲突中乡土描写的转型》,《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⑥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⑦吕雷:《王十月长篇小说〈大哥〉序言》,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⑧张光明:《同是打工苦命人,脉脉心随情相依──简评王十月中篇〈国家订单〉》,《北大评刊》2008年第2期。
⑨徐春萍、丁丽洁:《贾平凹答复旦学子问》,《文学报》2005年3月31日。
⑩参见曹文轩、邵燕君主编《2006年中国小说》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B11孟繁华:《比苦难严酷的是精神遭遇》,《文艺报》2008年4月1日。
B12吴秉杰:《新农村,对作家与文学倾情呼唤》,《文学报》2006年5月25日。
B13徐德明:《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
B14陈晓明:《在“底层”眺望纯文学》,《长城》2004年第1期。
(作者单位:铜陵学院文学与艺术传媒系。本文系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新时期以来乡村题材小说中城市意象的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08SK277)
责任编辑 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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