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 传统思想文化 农村纠纷 纠纷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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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原统统思想文化概述
目前学术界通常根据文化的存在形态和层次将文化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其中思想文化主要是指处在最高层次、以精神形态存在的文化，即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文化。人们也把这种对“知”和“行”的本质及其规律认识的文化，叫做哲学。历史上，道家、儒家、墨家、名家、兵家、法家、纵横家等活跃于中原地区，他们的学说与著作常被作为作为东方文明的轴心标志，被奉为中华文化的元典，而其创始人或集大成者多为河南人。长期以来，中原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集中体现，中原思想文化在中国历史中也长期扮演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角色，她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化成作用是任何其他地域文化不能比拟的。无数中原的思想家，用自己的思考深刻地影响着历史的进程。他们的思想所闪现的光辉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星空中最耀眼的区域，而他们的学说经过漫长岁月的积淀，熔铸成华夏文明的思想精髓，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干，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和民族精神的塑造。中原文化的核心思想，如“大同”、“和合”，都成为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中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如礼义廉耻、仁爱忠信，都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中原思想文化传达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中庸尚和的生活哲学，不仅隐含着“日新”的变革进取精神，而且也体现了友好共处、向往和平的精神境界。这些思想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形态和性格，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宝库，并对世界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历史不能割断，文化与日俱新，新文化建设，必须以传统的优秀精神文化为资源。我们要运用各种形式和手段，全面提升中原文化的引领能力、服务能力和创新能力，为实现中原崛起及国家的全面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智力支持和不竭动力。
二、我国农村纠纷产生的基本原因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方面改革步伐加快，村民内部的利益关系的调整也随之加快，各种矛盾纠纷也必然显现出来。从现实来看，我国农村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很多农村地区的普法宣传教育不到位，导致一些村民的法制观念相对淡薄。由于村民素质不一，加上普法教育程度不平衡，遇到纠纷问题时导致村民常常不能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按照农村旧风俗旧习惯来解决处理，势必造成矛盾纠纷的进一步激化。比如，在农村中，特别是边远地区，实行联产承包后，由于承包的范围扩大，为争水、争地、争承包权发生矛盾后，不是自觉运用法律武器进行维权，而是采取轻则骂、重则打、急则杀等暴力手段，强行占有。
其次，基层组织建设薄弱，一些部门的工作方式有待进一步转变。由于受一些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一旦发生矛盾纠纷，不是按照正常的程序要求处理，而是争相找关系、找路子、找后台，双方都有相关人员出面打招呼、写条子，致使小纠纷变成大纠纷，互不相让，越闹越大，无法处理。有的部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闻不问，视而不见或互相推诿、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难，最终演变成老大难问题。
第三，一些村组干部对解决纠纷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时常存在着违法侵犯村民利益的事情。由于很多村组干部参加政策理论学习不够，对法律知识掌握得不多，处理问题时主观因素大，方法方式简单粗暴，甚至滥用职权，以权代法，以情代法，欺压百姓，从而造成干群关系紧张。
三、中原传统文化对我国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影响分析
首先，有利于预防农村基层纠纷的产生。中原的传统思想文化有利于世人培养高尚的道德，有利于世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儒家思想所提倡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等在人的道德修养方面培养具有积极作用的言论与思想显然有利于世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墨家则主张“天下兼相爱则治”，认为“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都是互不相爱的结果，如果天下人能“兼相爱”，那就天下太平了。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利都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而人与人之间的互怨互损将激发矛盾引发祸乱。秩序良好的社会之所以能够受到社会公正观念的有效调节，是由于“公民具有一种通常情况下起作用的正义感”。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种正义感和道德动机，在公共生活中，公民们不仅行为符合公正原则，而且能够按照公正原则来行动。思想意识领域的积极引导和相关宣传制度的完善显然是建立群众性事件处置预警机制的重要方面。将思想意识的建设纳入到群体性纠纷处置的预警机制及具体的预警方案之中，并切实从人力、财力机制上给予保障，可以有效从意识层面上消除可能引发群众性事件的问题和隐患。其次，有利于对基层已经出现纠纷的调处。中原的传统思想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组织部门的职能完善，提高基层干部解决农村基层民事纠纷的重要性认识并转变有效的工作方式。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这种观念对于社会的管理者加强服务政府的观念具有积极意义。另外，道家从维护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在经济理论、社会实践方面创立了“人本”的思想观点，主张通过维护每个人的个人利益来达到社会的和谐繁荣；主张不损害个人利益，也不能侵犯个人利益，只要每一个人的利益得到应有保障及不受到侵犯，整个国家才能是真正的繁荣。同时，墨子也主张“兼爱”，强调“爱无差等”。几千年来，农民一直是个被忽视的人群，其根本利益很少被关注，而墨子提倡的“爱无差等”，正是给当代加强对普通老百姓的关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很好的借鉴意义。显然，中原传统文化的这些思想对今天的政治经济发展起到了卓越的作用，对于基层管理部门的职能与行政工作方式向便民、利民转变，从权力政府向阳光政府与服务政府转变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随之对于基层农村出现的纠纷解决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还要看到，法家认为国家的基本治理方式就是依法治国，社会应当用统一的法律和制度去进行管理，通过激赏让他们为国家贡献力量，通过惩罚让他们不敢枉法，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今天的社会基层领域，针对法制观念相对较弱的现状，对纠纷的解决更应该注重制度和规范的管理，而中原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播显然有利于基层纠纷问题的处理。最后，有利于纠纷解决之后的和谐共处。一个成熟的社会发展模式，如果想要保持其模式运行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持续性，不仅仅需要有完善的制度保障、充足的资源供应机制等客观因素，而且还应当具有良好的自我评价、自我约束、自我反省、自我规范的机制，中原传统思想文化显然具有这样的功能。儒家的合谐思想重视人的身心和谐发展，追求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的统一；它告诉人们要学会善待自己，既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又要保持健康的身心，体现了对生命的重视和对人的关怀；它要求人们重内轻外、重身而轻物，看淡生死富贵破除官场名利，着重于道德修养和内心自敛，保持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它提倡“内省”、“自讼”、“克己”和“反求诸己”、“养浩然之气”的身、心修养方法，倡导人们求真、行善、崇美，脱离片而追求物欲满足的低级趣味。所有这些思想为我们现代人拓宽胸襟、扩大眼界、跳出俗见摆脱物欲困扰，确立起健康的人生态度实现身心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上述儒家的人际和谐思想对于如何处理好社会主义现时代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也是有启迪的，和谐社会的核心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关系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根本。儒家以“仁爱”调节人际关系，主张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互相帮助，提出了以家为中心，视人若己、由家及国，把自我的道德自觉和对父母兄弟姐妹的血缘亲缘推及到他人的“仁爱”途径，最终通过“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泛爱思想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序。在具体的基层纠纷解决中，儒家的这种人际和谐思想在人类社会生活实践中具有求同存异、化解敌意、合众为一的功能，它有利于人与人的友好交往、平等相待；有利于群体间的和平共处、精诚团结；有利于各民族互相交流源于：大专毕业论文www.808so.com
、和睦融通；有利于社会稳步前进、和谐发展。同时，儒家还主张社会管理中的“德治”主义，也即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解决人与人之间纠纷的办法。另外，儒家具有的天下大同的文化气概，天人合一的高远境界，尊道贵德的理性品质，大德曰生的人文情怀，中庸辩证的思维理念，在环境恶化、能源危机、人为灾难频繁发生的今天，不仅是引导人类社会现代化建设的美好理想，而且对于我们进行思想道德建设、理想人格完善、民族素质提升，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都具有积极的引领作用。墨子在阐述其“兼爱”学说时，提出了“为彼犹为己”，即为别人就像为自己的道德原则，主张事事处处为别人着想，急人所急，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并认为“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这种对等互报，强调相互间义务的道德原则在今天仍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如果一个经营者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缺斤短两、欺行霸市，那么他就破坏了市场正常的经营秩序，这种风气蔓延开来，他自己也将成为受害者。对等互报的原则告诉市场上的每一个经营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在我们今天社会基层纠纷解决之后的纠纷双方的自省与随后彼此之间的人际交往也具有一定的普遍启发意义。
四、结语
中原传统思想文化的体系内包含着对社会治理方式和人际交往、处世方式的积极总结，如果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机构的大力推广、宣传，使中原传统思想文化观念深入人心，成为全民的自觉行为规范，就会改变社会各阶层主体思想之间的异质性，形成我们所需要的在构建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的社会整体合力， 最终对农村纠纷的预防、调处及纠纷解决之后的人际之间的和谐交往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注释：
[美]罗尔斯著.姚大志译.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4页.
[美]唐·布莱克著，郭星华等译. 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