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论当代河南文学权力叙事

更新时间:2024-01-19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当代河南作家沿着乡村泥泞小路走出来的,乡村不仅是他们人生的起点也是创作的源泉。无论是阎连科的“耙耧世界”,还是刘震云的“延津故乡”里,抑或李佩甫的“绵羊地”,“村庄”既是河南文学里的一个地理单元,彰显着作家“地之子”的文化身份,也是一个多维性的社会空间,小说人物的权力舞蹈之地。梁鸿分析当代河南文学时认为:“作家尤其热衷于对乡村权力关系的描述,它既是作家作品通向‘村庄’和中国历史、中国存活的唯一途径,也展示了作家主体隐秘的内心,即对现实权力的一种渴望的情结。‘权力’是河南作家的兴奋点。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灵感、思维和对生活的观察都被充分调动起来,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作家是在文学的手段达到自我的宣泄和权欲的实现。”剖析当代河南作家的村庄权力书写,既表现出中原地域的文化共相,同时也交织着个人独特的想象图景,颇具个人地理学的色彩。

乡村权力是阎连科小说的崇拜对象,也是疼痛所在。他说:“那时候,每天上学或星期天出门打工干活,都能看见村党支部书记家的女儿站在马路边上吃馍。她不是吃馍,她是向世界展示她手里的馍,展示她爹手里的权力。因此,我就崇拜权力,想长大了当村支部书记。”怀着这样刻骨铭心的童年权力记忆而在成年后的某一天踏上文学的怀乡之旅,作家发现血亲权力象幽灵一般飘荡在乡村。“支书家大姑女是村长的大儿媳,支书家的二姑女是副支书家大儿媳,支书家大孩娃又娶了经联主任的大妹子。接续起来……红红绿绿,上上下下,扎扎实实亲戚。”(《乡间故事》)在这里,“大小乡村一方世界一方天”,整个乡村社会就编织在这纵横交错、密不透风的血亲权力网络之中,整个乡村就是一个靠裙带关系连接在一起的群落,不但凡有点权力捞点好处的各色人等亲戚,而且亲戚的远近又直接反映出权力的大小和好处的多少。由于乡村的当权者们结成一个稳固的政治经济共同体,组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姻亲关系的利益集团,这使村干部拥有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村落的最高主宰者,他们可以明目张胆地根据亲疏关系决定和实施着利益分配。于是,虽然《瑶沟人的梦》里的村民穷得连过年也吃不上白面饺子、哪一年不吃返销粮那年就会饿死人,但村长却住着瓦屋、烤着炭火、吃着细白的鸡蛋汤面条。《坟地》里队长在分地时利用职权强行将好地分给了自己,《最后一场冬雪》里张伯生意兴隆的饭铺硬是让队长挤兑的关门熄火。身处血亲权力关系之内的人可以尽情享受诸多特权,那些不在或远离这种体系中的人则不可避开地受到排斥与剥夺,甚至无法获得与保护自己应有的利益。
血亲权力笼罩着耙耧乡土世界。如果说乡土社会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安土重迁的社会,由于乡民不愿背井离乡并且赖以谋生的土地极少变动,而使血缘和地缘凝聚村民的手段,那么,到了20世纪下半叶的现代,耙耧人仍然摆脱这种封建的畸形的乡村权力的奴役,的确令人悲愤和心酸。阎连科在《大校》里说:“农村的亲缘关系永远是一张网,这网包罗着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和历史”,“任何一户农民不在这网里纽个结,栓个扣,他就别想在农村活下去”。《乡间故事》里的“连科”和支书女儿不惜一切手段要和即将提升为乡长的副乡长结亲,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借用这种裙带关系获得权力,爬上支书的宝座。而《坚硬如水》中的高爱军则明确表示“因为他是村支书我才娶他闺女桂枝的”,文本里促使他最后下决心的是支书岳父答应把他培养成村干部。正是血亲权力的行使带有极强的的私利目的,血亲权力关系网内群体利益的获取和维护,以为数众多的另一人的牺牲为代价和保障,而另一被牺牲利益的人,只能无奈地沉默地承受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迫与掠夺,由此制造了《黑猪毛,白猪毛》里镇长开车轧死了人,村民们争相替镇长顶罪,根宝甚至不惜跪地乞求的荒诞场面。然而,如果承认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如果设身处地于耙耧社会空间,这也许是乡民攀附权力、转变困境的最难逢最难得的机遇和最直接最有效的捷径,毕竟在存活遭受严重挤压的状态之下,生活逻辑也许比人性启蒙更为紧要与迫切。
与阎连科沉醉于血亲权力不同,李佩甫更善于刻画基层政权。如果说血亲权力的核心是家族观念,它以家族血缘为中心划出一个个由近及远的同心圆,以此形成一个或吸纳或排斥的封闭结构,并确保权力主要在亲缘关系内部继承,那么,李佩甫小说里乡村权力则有了现代性的进步,它已经打破了无可选择的家族式垄断,为乡土成长起来的政治精英提供了一个施展抱负的空间,无论出身贵贱如何,他们不是靠先天的血缘家族,而是主要凭借自己苦心经营的“人场”,最终踏平坎坷成大道。《金屋》里的杨书印,几乎每一任支书他推上去的,虽然他是可以当支书的,但他从来没有当过支书,也就从来没有垮过台,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扁担杨的权力,这不仅因为扁担杨的优秀年轻人全是他一手培养出来又一手送出去的,还因为他既没在最高处站过也没在最低处站过,总是立在最平静的地方用智慧去赢人。《李氏家族》里的李大有,善于把乡村道德舆论和集体意识的力量化为己用,先是在麦收农忙季节买来打麦机供村民使用,后又巧妙处理李麦囤的老婆与情夫私奔事件,采取各种方式收揽民心来瓦解村长五叔的道统基础,最后在建房造物中忍受损失使村长遭受乡民唾弃。他自我总结的斗争胜利经验有三条,即“买路”、“经营和上头的关系”、对待百姓“以恶制恶”。《羊的门》里的呼天成,深谙人情世故和官场潜规则。在那饿死人的年月里他对省委副书记老秋有五个鸡蛋的馈赠,中又冒险藏匿被打断腰的老秋。随后,诸多成名人物如常务副市长孙全林、省委组织部干部处处长邱建伟、省报副主编冯云山等在其年轻默默无闻时被他或解救、或提拔、或举荐,他们都欠着他的人情,却不到关键时刻轻易不给他们“回报”的机会。呼天成认为有些人情账让它欠着,欠着很好,这是一个人生的“制高点”,他一直牢牢地掌握着这个“制高点”,为自己和呼家堡寻求权力背景支持。纵观李佩甫的小说,他善于驾轻就熟地描绘乡村基层政权的经营状况,善于浓墨重彩地展示乡村精英人物的权力获取与运作,如果消除对村庄政治惯常的居高临下的不屑与傲慢,则对作家描摹的基层权力之争有可能理解与会心,其波诡云谲不亚于高层的朝堂重地,其通权达变足与政治领袖媲美。也许村庄政治并不只是通向一个村庄的政治,它蕴含着中国权力场的思想精髓,浓缩着整个国家的、时代的风云变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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