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民国时期的左翼文学与右翼文学，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在新中国成立后由政治统摄的文学史描述中，左翼文学和右翼文学标准是含混的。例如左翼文学倡导初期，鲁迅是作为被批判的对象，是反革命作家，最右翼的称号法西斯也用在了鲁迅身上。左联解散时，不同意左联草率解散的鲁迅被左联里的党团作家批评为“左倾”关门主义。抗战后和新中国成立后，国统区和沦陷区的作家包括人和左翼作家，都被认为是犯了右倾错误。50年代，胡风等人被视为最右的反革命派，尽管胡风实际上“左的可爱”。再往后，冯雪峰等被视为反党的极右分子受到清算。1958年反右，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开始遭殃。“”期间，之前还是批判别人右的周扬等人，也被批判为在30年代执行右倾投降路线。由此可见，在我们的政治革命史框架中，左和右的标准总是随着政治斗争形势而不断变化，要真正勘察左翼文学和右翼文学的发生、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对抗，就必须在一个大的整体的民国历史框架下展开。
当然，要阐述清楚左翼文学和右翼文学，仅仅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中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回到民国宪政法制框架中去，正视宪政法制的作用。
首先，左翼革命文学的起源和捍卫中华民国的宪政法制相关。有关左翼文学的发生和探源，学界有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革命文学起源于1920年代的大革命，认为邓中夏、沈泽民等人较早开始了革命文学的提倡。把革命文学的提倡追溯到早期人，显然是要构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革命”正统性。但事实上，邓中夏、沈泽民以及后来的茅盾等人倡导革命文学时的“革命”并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而且当时倡导革命和革命文学的不仅有人，还有国民党人和其他派别的作家。很显然，这个时期如火如荼引发社会普遍关注的革命是孙中山和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那么这场“国民革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在中华民国业已成立之后，孙中山仍然不断打出“革命”的旗帜，其目的究竟何为？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来界定这个“革命”的性质和目的，那就是“护法”。所谓护法，就是指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打倒践踏和废止临时约法的袁世凯和其后的北洋军阀。孙中山也把自己南下组织的政府称之为护法军政府。孙中山病逝后，继续进行了“卫法复统”的北伐。护卫临时约法，恢复国民会议，重建共和政府，再行宪政法统，统一中华民国，这就是孙中山的国民革命理念，也是后来北伐战争的目标。
正是在这样的护法的国民革命中，才生发出了革命文学的需求。我们只需翻阅当时的报刊和书籍，就不难发现，护法的革命和革命文学是多么受欢迎和受追捧。1920年代之后，《新青年》季刊，《中国青年》周刊，《洪水》杂志，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广州《民国日报》的副刊《学汇》等，是倡导革命文学的主要阵地。尤其是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大量倡导革命文学，其中就转载或发表了包括邓中夏、沈泽民等人有关革命文学的论述。《民国日报》是国民党的机关报，其创办宗旨是反袁护法，“’护法”也是该报长期宣传的一个目标。广州《民国日报》是国民党在广州的机关报，它所开辟的《学汇》副刊着手建设广州的革命文学，并转载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的一些倡导革命文学的文章，如沈泽民的《文学与革命的文学》在上海发表几天后就被《学汇》转载。在广州《民国日报》的推动下，革命文学得到广州文学界的响应，同时国民党人不断地邀请知名作家来到广州，推动广州革命文学的发展。如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干将以及鲁迅等人就是在“护法”的国民革命理念吸引下，被邀请到广州，并介入到革命文学的积极倡导中。郭沫若、郁达夫和鲁迅等人发表了大量提倡革命文学的文章，作了不少关于革命文学的讲演b在大量倡导革命文学的文章中，其理论资源多种多样。有人从俄苏革命文学寻找理论依据，如瞿秋白的《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也有从法国大革命中找到启示，如郭沫若的《文学与革命》，也有从英国浪漫主义那里发现共鸣，如沈雁冰（茅盾）的《拜伦百周年纪念》。也有从阶级论立场来谈论，如沈泽民的《文学与革命的文学》、郁达夫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等。不论倡导革命文学的理论资源多么迥异，只要一具体到革命文学中的国内“革命”，都无一例外指向“护法”的国民革命，包括早期提倡革命文学的人也认可“革命”就是国民革命。如郭沫若在《文学与革命》中称革命是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是郭沫若这篇文章中一个关键词。早期人沈泽民在《文学与革命的文学》中指出倡导革命文学的“都是承认中国非国民革命不可的人”，陈伯达在《洪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题目就是《努力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郑伯奇在《创造周报》上发表文章题目就是《国民文学论》。
因此，我们说左翼革命文学的发生正是基于对民国法制尤其是宪法的维护，是对民国宪政法统的恢复。
其次，1928年后，左翼革命文学取得迅猛发展，仍和民国法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左翼革命文学的发生，不少研究者和文学史把上线定在1928年。的确，在革命文学的历史谱系中，1928年是个很特别的年份，这一年被认为是正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兴起。一些源于：论文集www.808so.com
后期创造社成员如李初梨、成仿吾等人强调1928年后的革命性质应该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革命的目标是推翻刚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当创造社成员在不断推演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话语时，却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悖论。这就是近些年来不少学者所注意到的，1928年革命文学兴起时，中国革命恰恰处在低谷。“‘革命文学’的争论，呼吁‘文学’转向‘革命’，但事实上作为‘大革命’失败的产物，却是‘革命’转向‘文学’的一种形式。”
无产阶级革命现实和革命文学的理论话语之间反决定的悖论关系，用革命文学倡导者的话语很难阐述清楚。然而，如果从民国法制和言论出版保障的角度出发，也许会对革命文学在革命低谷时期的爆发有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
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建立后，宣布结束军政，进入国民党托管的训政时期。不论是“以党建国”的军政，还是“以党治国”的训政，所透射出国民党集权专制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但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派系分裂以及一些信奉宪政理念的革命先贤的存在，更由于秉承民国共和法统原则的广大知识分子群体的存在，国民党政府不断被督促着向宪政的方向前行。在国民党宣布进入训政的同时，国民党内部也有对专制的警惕。为了限制党治和集权，1928年，在孙科、胡汉民等人的建议下，国民党实施“五权制”。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这是孙中山宪政的制度设计，也是他“护法”革命的主要目标。原本在宪政时期实施的五权宪法制度在训政时期启动，这说明国民党至少考虑到的分权和制衡原则。20世纪30年代，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在知识界还发生了“和”之争。关于这场论争，学界已有较多关注，本文无意在此细谈，但是这场论争可有助于我们洞悉民国宪政和言论出版自由的命题。参加论争的有主张的蒋廷黻、钱端升、丁文江等人和反、主张的胡适、张熙若等人。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当时社会上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不是著名教授就是资深编辑，或者是著名社会活动家。这些人大都留学欧美，受过法制的长期熏陶，因此他们提出的主张我们不能简单归因于素养的匮乏。在自由主义的丁文江等人看来，中国政府应像德意那样实行专制加强国力，这就说明之前中华民国并非是完全的政体。在胡适等派看来，国民政府不够，有倾向。如果说训政时期的国民政府是，却允许人们有反对这种专制的自由，这也不正说明了中华民国宪政机制的有效。总之，和可以自由讨论，“独立评论”，这本身就是宪政的体现。
正如和讨论折射出民国宪政和法律机制的有效性，30年代前后左翼文学和右翼文学的兴起和相互交锋同样得益于民国宪政和法制。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方面的压制，武装革命陷入低谷这是不争的事实。革命文学的提出正是由于革命之路被堵死，从而转向文学。大革命期间，火热的革命已经彻底点燃，青年们向往革命、追随革命成为潮流和风尚。在真正的革命期间，用鲁迅的话来说，“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由于国共的分裂和国民党日趋保守，革命运动戛然而止。革命的行动比较艰难，革命文学就成为革命青年们仅有的慰藉和选择。而事实上，正由于革命先贤和广大知识分子所争取到的民国宪政机制的存在，革命文学的倡导也获得较大的自由。并且在广大革命青年的期待下，在民国宪政和法律的保障下，人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蓬勃兴起。除了革命文学的口号引发巨大关注之外，左翼作家实际上控制了大量的刊物，较为著名的有创造社的《洪水》《创造月刊》《新思潮》《文化批判》，太阳社的《太阳月刊》《我们月刊》《引擎》《拓荒者》，左联成立后创办的《萌芽》《前哨》《文学导报》《文学》《十字街头》《光明》《文学界》等。这些刊物吸引了大量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的投稿，如夏志清所说：“一如所料，当时有一大批态度左倾，渴望发表作品的青年作家，他们除了投靠左联出版的这许多杂志之外，别无他途，因此左联就能够驾驭他们。一九三二年以后，左倾思想更为盛行。”
革命文学的兴盛，不仅仅是因为革命行动受挫后革命者们无奈的选择，也渐渐成为左翼作家们主动认可的抗争手段。创造社被公认为是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正统，他们也曾主动利用资产阶级的民国法律为自己保驾护航。1928年6月15日上海刘世芳律师代表创造社及创造社出版部在上海《新闻报》上刊出启事：“本社纯系新文艺的集合，本出版部亦纯系发行文艺书报的机关；与任何政治团体从未发生任何关系……在此青天白日旗下，文艺团体当无触法之虞，此吾人从事文艺事业之同志所极端相信者……此后如有诬毁本社及本出版部者，决依法起诉，以受法律之正当保障……此后如有毁坏该社名誉者，本律师当依法尽保障之责。”这种利用资产阶级法律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张目的做法虽多次受到鲁迅讥讽，但其策略无疑是成功的。这也说明了，民国的宪政和法律机制为左翼革命文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事实上，常常讥讽创造社聘请律师的鲁迅也曾利用法律和北洋军阀时期的教育部打官司，并获胜。后来，鲁迅也运用法律武器状告书店老板李小峰，讨要稿费。
利用民国法律对言论和出版摘自：毕业论文提纲范文www.808so.com
自由的保障，左翼作家和左联党团也常常有意把政治斗争转向文艺斗争，“左联五烈士”就是最典型的事例。今天，越来越多的材料和研究证明，“左联五烈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事件，而是一个复杂的政治事件。包括左联五烈士在内的一些党内同志，是因为反对米夫和王明路线而被扣上右倾帽子，并被王明等人出卖给国民党，由此惨遭杀害。无论是“东方旅社事件”还是“龙华屠杀”，其主要针对对象并不是左翼文艺界人士，而是党内当时的主要反对派领袖何孟雄等人。②屠杀发生后，为了揭露国民党的凶残，也为了扭转形势，振奋士气，冯雪峰等人多方奔走，以左联文艺界人士身份作为突破口，揭露国民党屠杀的罪行，悼念被屠杀的烈士。冯雪峰通过《文艺新闻》报道了左联成员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被杀的事实，并强调了他们因文学而牺牲。此后，由于鲁迅和国际上知名作家高尔基、法捷耶夫、巴比塞等介入，成为世界文学领域中一个重大文艺事件。国民党遭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陷入前所未有的舆论被动。事实上，以文艺作为突破口纪念“左联五烈士”和国民党人的屠杀几乎没有遭到太多限制，不仅有《前哨》的公开专号，鲁迅也在此之后写下一系列大家都熟识的文章，就连沈从文也曾写了《记胡也频》，并公开在《上海时报》连载。一如他后来在《国闻周报》公开发表的《记丁玲女士》一样，《记胡也频》也由光华书局在1932年公开出版。此外，自由主义文人萧乾在他主编的《英文简报》中也作了胡也频专号。由此可见，“左联五烈士”原本这一内的政治斗争，被公开定位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前驱者，而民国的宪政和法律机制也为此提供了可能。此外，在左联作家们因政治身份而身陷囹圄时，强调其文艺家的身份，并利用法律武器往往会转危为安。例如史良为艾芜和任白戈辩护并保释成功，策略就是一口咬定当事人只是文艺家。著名领导人陈独秀被捕后，检察官以“危害民国”及“叛国罪”向法院控告，章士钊的公开辩护书也是强调其思想宣传和言论出版自由的无罪。章士钊更是声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都不能等同于国家，民国非国民党之国，“本国某派推翻某派的政权取而代之，不得谓之‘亡国’”。章士钊这样阐述他和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民国：“民国者何？共和国之谓也，亦别于君主专制国之称，……其内容无他，即力争宪法上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之自由权利。”
在民国的宪政和法律机制中，左翼文学成为主潮，倒是站在政府立场的右翼文学反而理不直气不壮。“一些心悬党国利益，积极鼓吹三义文学的党内人士更是满腹辛酸，倍感委屈。曾在‘大道’上发表长篇大文《何谓三义文学》的周佛吸，在给王平陵的信中大吐口水，说自己‘曾以研究之所得，商之于研究文艺的朋友们，收获到的却是些讥笑和轻侮’，自研究三义文学以来，所收到的这种讥笑和轻侮，‘真是不能以车载斗量’。”文艺界对三义的反感，源于他们思想自由的要求。不仅左翼人士反对以三义作思想钳制，中间派文人同样反应强烈。在三义文学出炉后，梁实秋、胡适等人都给予了辛辣的嘲讽和抨击。而这背后，同样有一个宪政和法律的背景。1933年，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会长孙科的授意下，副委员长、著名法律家吴经熊以个人名义发表了《吴经熊氏宪法草案初稿拟稿》，因其第一条明令“中华民国为三义共和国”，引发强烈争议。大家都反对以三义这一国民党的主义作为共和国的限制，因而之声强烈，孙科和吴经熊不得不著文答辩解释。1936年“五五宪草”公布后，因第一条仍未改动，再次引发各方强烈批评和反对，最后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三义在宪政和法律上都很难被通过，我们就不难理解三义的文艺为何受到各界抵触。在抗战时期，当张道藩提出以三义文艺作为“我们需要的文艺政策”时，又再一次遭到梁实秋等人的激烈批驳，而张道藩则是小心翼翼的解释，含糊其辞的转折退让，这再次证明了文学民国机制的有效性。
谈述左翼民国语境下左翼文学
更新时间：2024-02-07
作者：用户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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