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不得不说艺术的创造性正越来越乏力，策展话语中所谓的那些语言突破、社会介入、哲学深思，在上世纪纷纭的艺术现象中都能找到模板。艺术家的工作已经用“创造性”来衡量了，艺术作品如设计一样在创造力上皆均质化、范式化，此时作品的凸显就只能靠感人的情怀、政治倾向、艺术家的身份与故事—就像一位策展人对年轻艺术家开玩笑说的：你又不是同性恋，又不是黑人，搞什么当代艺术。
当回顾欧陆先锋艺术运动与更晚些兴起的英美当代艺术时，可以明显地看到两者之间的区别；前者更强调深思，强调作品的普遍真理性与艺术家作为某种精神领袖的使命感，后者更强调感受，也就是作品的特殊气质与艺术家个人身份的差异性。想象毕加索或博伊斯时期的欧陆会有南格尔丁式的艺术家获得承认，也在英美发现能够与其思想界发生互动，建立尼采-瓦格纳式关系的艺术案例。
这种区别并非在不同文化圈天然形成，而是英美文艺家们确立自身主体性的区别化运动所致。苏珊桑塔格在其1965年的批评作品《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中反复把具有欧洲古典精神的英国评论家马修·阿诺德作为靶子，试图借“新感受力”之名与一种她所描述的文学中心性的欧洲旧文化断裂：
“马修·阿诺德的文化观念把艺术定义为对生活的一种批评—这被理解为提出道德、社会和政治诸方面的思想来进行深思。新感受力却把艺术理解为对生活的一种拓展—这被理解为（新的）活力形式的再现。”
而对艺术定义的冲突也必将引出“何为伟大的艺术作品”的冲突：
“而在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从来就不只是（或甚至主要不是）某些思想或道德情感的表达。它首要地是一个更新的意识和感受力、转变（不论这种转变如何轻微〕滋养一切特定的思想和情感的那种腐殖质的构成的物品。”
桑塔格的意图很明显，即用不论如何轻微的“感受力”之转变，令“思想与道德情感”退场出局。只要仅仅做出了轻微的感受更新，就能滋养植物般的思想或情感，也就生成了伟大的艺术作品。
这种批评进路对中国人并不陌生，在南朝评论家钟嵘的《诗品》中，也魏晋永嘉朝的“理过其辞”、“似道德论”、“风力尽矣”做出了批判：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而这里所指的“建安风力”是：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钟嵘认为，建安诗风共同体与曹氏政治共同体的兴起几乎是同一的。一个“笃好斯文”的政治中心引起了一场“彬彬之盛”的文化运动。
而在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分析了魏晋的政治斗争与朝代更替是以两个核心为主线的；即信仰儒家的地方豪族司马氏与非儒家而出身寒族的曹氏。而司马氏服膺儒教有两个表现，一是文化上“博学好古”，二是上严守名教与孝道；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本好老庄，后来为投靠司马氏而改宗信了儒家，导致嵇康与其绝交。
而曹氏代表的寒族为了确立自身政治主体性，也对儒家豪门势力采取了差异化、区别化的文化战略，广发求才令，掀起德才之争—“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当对比钟嵘与桑塔格的文化批判，可以看到其结构上的相似性。钟批判“理过其辞”、“似道德论”，桑则说“伟大的艺术作品从来就不只是（或甚至主要不是）某些思想或道德情感的表达”；钟力倡“建安风力”，桑则言“首要地是一个更新的意识和感受力”。而牵扯到其后的政治背景，曹氏代表的寒族与儒家豪门的斗争，则类似于美国与老欧洲的文化政治矛盾。
魏晋时儒家尚德，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学，一个是孝，皆为后天养成，在知识上践行博雅修身，在上定位君臣父子，充满上行下效的使命感。而曹氏尚才，也有两个层面，一是个人特殊天才在诗作与政治上的无碍实现，二是反对道德教养，放任天生个性的观，两者皆着意先天气质。桑塔格也有两部作品，《反对阐释》可谓反对老欧洲之“学”，反对以文学性的解读在艺术作品中追求普遍真理的努力，《论同》可谓反对旧西方之“孝”，挑战基督教文化的律法教化传统。
亚里士多德在《尼格马可学》中对德性、至善、幸福以及人灵魂的各个做了极为复杂的讨论。其一开篇就抛出其影响着西方整个古代世界的目的论，言人与万事万物都有其最终目的，而人的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人生在世，最大的目的与最大的善就是幸福。幸福要合于德行，但德行是可赞美与夸奖的，幸福却不可赞美，是毫无匮乏与妄念的完满。
柏拉图对于幸福论目的论时刻保持着警惕，这体现在《理想国》中对目的论式的完美政体的反讽。既然人的最高目的是幸福，而人又是政治动物，那么用逻辑设计出一套能让人幸福的完美政体，然后把该政体作为人类终极目的实践出来不就解决理由了吗？目的论式的论证方式如果脱离具体的德行生活，与逻各斯配合就会产生虚高的乌托邦主义，而柏拉图早就洞察到这一思想方式的理由，在作品中让一群自作聪明者论证出一个貌似合乎逻辑，内容却残忍诡异的乌托邦。而如果柏拉图知道今天巴迪欧把这个用来反讽的噩梦仍然读成正命题，并要坚决捍卫这个“希腊梦”，恐怕会非常无语。
之所以从德才之争转而谈起学目的论，是因为德才理由的背后与最高生活和理想政治有着更深远的关系。汉语中“才”的复杂涵义很难与西方词汇转译，晚清外交家陈季同曾在巴黎用法语写作向西方人解释什么是“才子”。他写道：“才子从自然中获取灵感，听任情感的宣泄......每个作家都有个性，一种源于自然的性格、一种天赋、一种才具，所以才称他们为才子......他们具有高贵的精神，他们的感受正是这种高贵加给他们的......他们也一直在试图实现一个目标，那才是他们的光荣所在......如果寻找许多元朝作者试图达到的目标，马上就会发现他们出版作品的唯一目的就是快乐场面愉悦大众，悲伤场面感动大众......”
试议德与才精神战争：现代艺术与政治目化陷阱
更新时间：2024-04-14
作者：用户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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