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一是其代表作在某些文学流派形成中具有核心作用。如《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大墙下的红玉兰》《绿化树》与反思文学；《爸爸爸》《女女女》《棋王》《小鲍庄》与寻根文学；《灵旗》《红高梁》《妻妾成群》《黑风景》《温故一九四二》与新历史文学；《单位》《风景》《烦恼人生》《一地鸡毛》《瑶沟人的梦》与新写实文学。而新世纪流行的底层叙事中，中篇小说不仅是绝对主力，并且引领着底层叙事潮流。
二是发展比较稳健。新时期前十多年短篇小说最活跃，后来中篇逐渐崛起。如首届鲁迅文学奖（1995—1996）获奖小说中，短篇只六个，中篇有十个。笔者自2000年参加中国小说学会“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评选，多年来有个深刻印象：大家对中篇小说状况较满意，认为相对其创作的步履一直较稳健，短篇小说创作明显滑坡，长篇小说创作则起伏大。
三是保持纯文学风貌。就市场经济时代的媒体关注和经济效应看，中短篇小说都无法与长篇小说比肩。小说畅销榜基本是后者一统天下。如《白鹿原》《尘埃落定》《废都》《国画》《檀香刑》《桃李》《狼图腾》《藏獒》和《兄弟》都是著名畅销书。虹影《阿难》头版十二万册；麦加《暗算》开机五万册一周卖光。而只能在纯文学期刊出现的中篇小说，除改编影视就很难有市场效应。其认可基本来自编辑、评论家和较专业的文学读者。这种限于纯文学环境的生存状况或许有些无可奈何，但也使中篇小说得以保持了纯文学风貌。
新世纪中篇小说生存状况依然如此。不过我这里专门讨论却另有原因。
相对长篇小说（包括严肃作品）走市场路线，报告文学转向颂歌，散文的地老天荒，诗歌抒情日常化，新世纪中篇小说则有不同表现：聚焦社会矛盾，强烈的参与意识，突出的问题意识，几乎成为其时代性的关键词。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至少适于很多代表作。我有时觉得这些可以称为文学“社会档案”的作品被主流允许还不易。可能只有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是个例外。这或许也和纯文学环境有关，缺少媒体关注多少能避免风口浪尖的麻烦。也由于上述表现，新世纪中篇小说就充分体现了文学社会学意义。或者说这些文学“社会档案”给文学社会学提供了典型内容，很适于文学社会学的研究。
“文学社会学”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方法，正如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塔迪埃所指出：在史达尔夫人、泰勒、黑格尔和马克思的19世纪文论中已提出基本原则，至20世纪则发展成为成熟的文学研究方法。塔迪埃认为文学社会学的特点，在于建立并描述社会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作家创作、作品表现、源于：毕业设计论文范文www.808so.com
读者接受等多个互为联系的环节。由此审视新世纪中篇小说（本文涉及作品有些发表在世纪之交）显示的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就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焦点问题的关注。面对弱势群体、权力状况、物质主义和道德走向等重大问题，以及扑朔迷离的社会纠结，作家思考既表现了鲜明立场，价值评判也呈现出矛盾。既有现代意识和传统观念的冲突，现代情感与古典隋怀的徘徊，更有现实经验和理想期待的困惑。
一、弱势群体的描述及问题
作为底层叙事主力，弱势群体问题自然成为很多中篇小说的首要题材。相较当年新写实小说平民成分较杂，如《单位》《烦恼人生》《风景》《马车》《纸床》《黑洞》《翅膀硬了》和《瑶沟人的梦》所描述的“小人物”包括了知识分子、小公务员、农民、市民、下岗职工，新世纪中篇小说关注对象更明确，基本为三类：乡村普通农民、进城农民和下岗职工。这当然与阶层状况变化有关。如校园知识分子和普通公务员早已与弱势群体无关。书写对象的变化既反映了现实阶层状况，也使这种书写的民间立场更突出，问题意识更强烈。尽管市场经济时代中国阶层状况出现了复杂化，普通农民属弱势群体则无疑。关注其苦痛也就成为新世纪中篇小说一个聚焦点。陈应松《母亲》堪称代表：五个子女原本孝顺，问题是他们家庭也个个艰难，母亲中风瘫痪无异雪上加霜。缺乏医疗保障和社会福利导致子女只有两种选择：一是让母亲活着，体现孝心，但代价正如二哥说的：“妈不死，青香可能就会拖死，大哥可能就会累死。”二是“搞死妈”，大家都早点解脱。面对两难选择，我们很难指责穷途末路的子女。子女最后都同意“搞死妈”也有强烈负罪感。相比现实中多有发生的子女推诿老人赡养问题，《母亲》的子女不能说没有道德。《母亲》真正传达的并非道德问题，而是普通农民弱势处境。徐锁荣《借种》所写悲剧同样如此：丈夫常年卧病和两个读书孩子的沉重负担，使农家女子阿莲最终接受了替老板（其妻不孕）生子的私下协议。面对阿莲走投无路的选择，同样难以从道德层面谴责，作者意指的同样是农民弱势问题。
农民弱势还涉及农村生存环境。如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所写一家残疾人外部生存环境的恶劣，方方《奔跑的火光》展示的乡村愚昧，葛水平《喊山》所描述哑巴红霞被拐卖和受尽磨难的故事，都说明乡村不良环境对农民生存有严重影响。胡学文《飞翔的女人》中，为寻找被拐卖的四岁女儿，农家妇女荷子历尽艰难，自己也被狡猾人贩子拐骗。虽然神圣母爱使荷子在忧心如焚的寻找中忍受住种种苦难，但也呈现出弱势处境问题，如乡村愚昧和司法人员的冷漠等。拐卖妇女儿童的现实事件中被害人多来自农村，就能说明这个状况。
进城农民弱势处境是中篇小说关注的又一焦点。这种“城市异乡人”书写中，很多作品写到了城市人的优越感以及对进城农民的歧视。如张抗抗《芝麻》中女主人丢了戒指（随意放置而忘记），首先怀疑的就是来自农村的小保姆。这种本能歧视也包含雇佣意识，但主要出于城市优越感。荆永鸣《大声呼吸》更有代表性：农民工王留栓和老婆带弟因为没有个人空间，平时行夫妻事只能到野外。一次打扫别人新旁触发，被房主发现而非常生气，感到新房让别人“苟且”了，告到派出所要求赔偿。让人哭笑不得的遭遇背后却是尴尬生存处境。作品中刘民夫妇下岗后在城里开小餐馆，情况不差，但还是被城里人视为没有自尊的“异乡人”。“大声呼吸”形象道出了“异乡人”一切都得小心翼翼的活得憋气的尴尬。陈应松《太平狗》中进城农民程大种的悲惨命运，同样和城市人的歧视有关。无论进城还是在乡，普通农民社会弱势处境确实是种客观的社会现象。
当年《翅膀硬了》《钳工王》《孔雀绿》等都描述了下岗职工困难。由于社保制度建立，或许农民问题更突出，新世纪这类作品明显减少，不过仍有关注。被称为“工人阶级新伤痕文学”的曹征路的《那儿》和《霓虹》即是。《霓虹》中下岗女工倪红梅的遭遇确实不幸：曾是优秀纺织女工的她也是个善良女子。如丈夫因工死去，她考虑到厂里困难而放弃经济赔偿。工厂破产后她只能自谋生路，为抚养读初中的女儿和瘫痪的婆婆，万般无奈中沦为暗娼。作者主要是反思“国家历史债务”和下岗职工权益问题。这也是作品思考的醒目所在。
关于弱势群体的描述无疑有现实证明，思考也充满人文关怀。但也存在问题。如由于同情弱势群体而表现的“底层道德优胜”倾向，就存在简单化和道德本位意识。将“城市异乡人”生存艰难归咎城市也显然偏颇。这方面罗伟章《我们的路》倒显示了客观。也写了进城农民艰难，但没有忽视乡村问题。小说中春妹遭遇最可怜：进城时还未成年便做，又被人欺骗当了单身妈妈。孤独无靠的她对父母还只能报喜不报忧。可村人谈起春妹时不仅不同情甚至幸灾乐祸。正如小说议论的：“乡里人总是对别人的故事那么感兴趣，特别当他们碰上一个可以糟蹋的人，不是抚慰别人的痛处，而是揪住不放”；“我”由此感叹：“城市挂着一把刀子，乡村同样挂着一把刀子，一个硬，一个软。”这种感受完全可以得到经验证实。
《那儿》和《霓虹》具有“新左派”意味的思考也值得分析。就“国家历史债务”而言，必须看到计划经济时代工人群体还是享受了“铁饭碗”好处。知识分子靠边站时期，“响当当”的工人阶级也获益颇多，其权力人物更是计划经济的真正主人。应该承认下岗职工困难，但也要历史看待工人阶级状况。
弱势群体问题确实有多种原因。王十月《国家订单》就揭示了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隐含的风险。小说中加工厂小老板对工人有情有义，拖欠工资是实在拿不出钱。赶制二十万面美国国旗的过程中，工人虽然累得疲惫不堪，小老板夫妇也是拼命干。张怀恩累死的赔偿导致工厂破产，绝望的小老板爬上了高压线架。这种思考就注意到了时代新情况。弱势群体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原因，涉及历史与现实的方方面面。
二、直面权力问题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是部影响深远的西方现代学术经典。其讨论极权社会权力问题的第十章用了个很没有“学术味”的题目：“为什么最坏的人当政。”然而这个口语化题目却形象道出了极权社会的权力状况。哈耶克认为：极权社会的很多权力位置和权力使用，往往与通常的向善道义和人道意识相克，这使得所有受到传统道德教育的人或者说心地善良者，难以或不愿意进入这种权力秩序，而“愿意做坏事就成为升官得势的门径”，结果就导致坏人当政。以好人坏人界定极权社会的权力者似乎简单，其实这种形象说法一针见血。该章题记引用了阿克顿名言“所有权力都易腐败，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会腐败”，也是为了强调极权主义最易产生的问题。任何社会任何体制，权力运用是否公平公正，权力人物是否廉洁守职，都是最重要的社会公共问题。公器滥用必然导致社会腐败。直面权力腐败，不仅是新世纪中篇小说又一聚焦，而且特别注意了中国市场经济时代的现代权力运用问题。当人们对司空见惯的权力腐败见怪不怪甚至有些麻木时，这种追踪和拷问是有特别警醒意义的。如这些年农村有个新事物：直选村干部。这照说是件好事，但问题在于农村政治环境并不理想。梁晓声《民选》就揭示了这种新问题：作品中已是县政协副主席和县委委员的老村长韩彪，豢养打手，精心营造权力网，完全像个恶霸。其在直选村官的“民选”中，仗势欺人、操纵选民、打击异己。虽说最终在上级干预下正义压倒邪恶，但翟村农民也受够了韩彪们的欺压。如老实巴交的翟福平被逼；六旬老汉翟老栓竟然被二十多岁的韩彪侄子吓得战战兢兢。梁晓声同类题材的《沉默权》中，为被遭到的女儿讨个公道，那对老实巴交的农民夫妇因为悲苦无告，竟然只能以引爆的方式来引起上级重视。这种令人惊心的中国现代乡村悲剧，不仅呈现了中国现代乡村的权力腐败和权力荒唐，而且揭示了官官相护和暗等发人深省的严重问题。
这种对农村权力新问题的揭示体现在多种角度。如周文《太阳黑子》经由贫苦农民马从德申请贷款的故事，揭示了“扶富不扶贫”的权力游戏：权钱交换者成了“先富起来”的典型，贫苦农民却被剥夺公平竞争权力。孙春平《鹏翼徘徊》中农村干部不法行为的胆大妄为，毕飞宇《玉米》中村支书王连方利用职权的欺男霸女，同样令人震惊。
中国现代乡村出现的权力问题，除明目张胆的权力腐败，还与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有密切关系。“红色权力”掩盖下的封建权力意识，往往导致权力与法律严重冲突，导致权力秩序的荒唐与“现代法盲”的不觉。胡学文《命案高悬》描述的乡村悲剧，正是因为权力者毫无法律意识的无法无天：农家女子尹小梅违反乡里政策牵牛进草场吃草，乡长毛文明要没收牛，耕牛是庄稼人性命，外表柔弱而性情刚烈的尹小梅就和毛文明顶撞起来。问题不在于乡里政策如何，而是尹小梅竟然被毛文明和乡派出所长活活整死。小说没有正面描述死亡，但可以想到一个活生生女子被害死的悲惨。害人者还以拙劣借口和卑劣手段掩盖真相。成天喝酒的毛乡长对群众最具威慑力的口头禅就是“别和政策对抗”，正如他威胁尹小梅：“想搞对抗，没门儿！”尽管人命关天，毛乡长在官官相护的权力结构中最终无事。小说题目“命案高悬”本身就是一摘自：学报论文格式www.808so.com
种意味深长的喻示，喻示了公共权力的滥用与权力监督的缺席。
陈世旭《救灾记》与《命案高悬》可谓异曲同工。作品通过对比结构，即形式主义的“救灾”与权势人物无视群众痛苦而依然寻欢作乐，同样揭示了权力者官本位意识。镇长宋财火是个典型的权力欲形象。作为农村基层干部，“媳妇熬成婆”当上镇长的宋财火，对权力的理解就是享受权力快感和满足私欲。“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实用心理完全控制了他。更可怕的是他运用权力炉火纯青，言谈冠冕堂皇，贪婪不露声色。相对飞扬跋扈的毛乡长，宋财火的官本位意识及其权力欲无疑具有隐蔽性。这种隐蔽性有时对公共权力危害更大。陈昌平反思“”权力状况的《国家机密》也值得注意。作者以经验性描述让我们回到当年那个红色世界。作品中无论掌控权力的大人物还是被权力驱赶的小人物，都成为权力秩序的奴隶。虽然大家都感受到了权力的压力，但又无法认识和把握这种神龙不见首尾般的“国家机密”。这种历史反思具有相当的思想穿透力，同时也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新世纪中篇小说聚焦社会问题的思考中，对权力的审视与批判，可以说是最明晰也深刻。这显然与权力问题的明显和集中有关。而这种文学“社会档案”提供的描述与思考，比我们某些经验认识和话语宣传还更能说明问题。
如关于权力不公与官员腐败，人们常怪罪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确实给官员腐败提供了空间与诱惑，但根本还是体制问题。吴敬琏反思中国经济改革与制度关系时就特别强调这点，指出：权力求租不在市场经济本身而在实现过源于：论文格式字体www.808so.com
程。权力控制的市场经济和机制的市场经济有根本差异。前者会导致大量权力求租，这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是“坏”的市场经济。机制和法律健全的市场经济则坚决反抗权力滥用，权力求租就是犯法。中国经济改革成就很大，但问题也有目共睹，如贫富差距就超越了国际警戒线。世界银行《2006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数据告诉我们：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超过了国际公布的0.40的警戒线。在公布的127个国家中，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而这29个国家中有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高于中国。贫富差距如此严重，与官员腐败、权力求租等都有直接关系。而缺乏机制的市场经济最易导致权力监督缺席。
针对官员腐败，我们总是从道德出发而强调素质问题。素质当然重要，但素质是个难以确认的“软性”存在，不仅复杂而且会随着环境而改变。如曹征路《贪污指南》中的那位市长，工作有魄力，为城市发展也作出了贡献，但这并不影响他隐秘的摄取财物，还处处显示“公正廉洁”。这种具有两面性和多面性的官员（包括普通人），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正如原重庆局长曾是“英雄”，后来成为重庆人谈虎色变的“黑老大”。即使成为“黑老大”期间，表面同样在显示“公正廉洁”。关键还是要建立权力机制。如香港廉政公署处理贪污受贿，办案独立，惩罚严重。由于犯罪成本高，官员即使心怀不轨也不敢轻举妄动。日本“黑金政治”问题多，因此设置了一个专门针对重要经济案件（包括政治黑金、贪污受贿、偷税漏税等）的“特别搜查部”。它隶属检察厅，但有独立侦查权力。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的被捕就是特搜部的功劳。特搜部的存在同样让日本高官巨贾不敢轻举妄动。
三、反思国民精神
无论哪个时代，国民精神总是能够反映社会状况和价值取向。如伴随思想解放，新时期文学曾极力肯定人之的合理，包括职业选择、财富梦想、追求等等。不过这些追求有特定历史背景，主要针对思潮和禁欲主义。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生存状况与价值观念发生新变，权力腐败与贫富悬殊也导致了新矛盾时，新的困惑又开始产生。国民精神也由此呈现出一种多元与纷乱的状况。新世纪中篇小说“社会档案”中，国民精神问题自然也成为重要书写内容。其思考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批判物欲主义的流行。改革开放初期国民脱贫致富标准很低，主要解决民以食为天的温饱问题，“万元户”就是富人。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虽然“奔小康”对很多国民还属不易，但物质要求却水涨船高。“先富”者的更是与时俱进，声色犬马都来了。看看的不可收拾，富豪的一掷千金，就知物欲横流程度。北京高档所“天上人间”消费之昂贵，就曾在民间传得沸沸扬扬。不说官员贪婪和富豪奢侈，很多平民百姓也同样是“唯物主义”。
李唯妙趣横生的《坏分子张守信和李朴》写的是化初期阶段故事：张守信和李朴是两个长期生活在禁欲主义时代的中年人，两个传统小人物好不容易有个外地公差机会，却被火眼金睛的发廊小姐拉去，稀里糊涂“被”一回。连肌肤之亲都没有的“被”，阴差阳错被单位得知，回去后就成了单位人眼中的“坏分子”。作品虽然借此反思禁欲主义时代的道德禁锢，但同时也展示了一种时代信息：国民压抑已久的物欲已开始萌动。
所谓欲壑难填，物欲一旦放开就难以收拾。久而久之“唯物主义”也会成为生存习惯和常态价值。李肇正《傻女香香》中小报编辑刘德民和乡下姑娘李来香的结合，就让我们看到了一场“小人物”的物质婚姻：收卖废品为生的香香想方设法要嫁给刘德民，图的就是城市身份和三室一厅。刘德民蔑视香香身份，但贪恋她年轻健康的肉体。可笑的是当年老力衰的刘德民不能满足其性欲时，香香就去找原来的“相好”。不过当“包二奶”已成为社会现象，并且成为处罚官员的一种原因时，平民们的这类物质化婚姻就不足为奇了。
相较刘庆邦《神木》的故事，平民的交换婚姻就更加不足为奇：农民宋金明等人为了钱，竟然设圈套将打工兄弟消灭窑下，再以“事故”要挟窑主以获取“私了”的赔偿暴利。其物欲的极端表现令人匪夷所思，但小说的“虚构”并非空穴来风，现实中完全可能存在。
陈应松《马斯岭血案》更令人震惊，而小说血案却是作者从一个真实旧案得到启发的思考结果。作品中九财和治安两个挑夫，荒山野外竟然制造了砍死七人（六个勘探队员和一个伙夫）的重大血案。血案发生虽然涉及多种因素，九财心中的魔鬼也是逐步诱发出来，如伙夫老麻的挑衅和祝队长缺乏耐心的处罚等，但物欲显然是个根本。九财最后消灭自己表侄治安，虽然是对这个“无用的卵货”“没杀人却发财了”的生气，但根本是为了独吞财产。
关于知识分子的物欲化，长篇小说如《废都》《的旗帜》《桃李》《之路》《所谓先生》等都有揭示。格非中篇小说《不过是垃圾》则更为尖锐：李家杰和苏眉是大学同学。大学时代的苏眉气质脱俗，包括李家杰在内的倾慕者不少。多年后同学聚会，已是企业家的李家杰和小学教师苏眉之间却发生了彻底颠覆同窗情谊的故事。李家杰“搞定”苏眉不是旧情复发，而是三百万人民币与肉体的交换。最令人尴尬的不是结果，而是二十万到三百万的讨价还价过程。这种设置虽然有些戏剧化，但确实揭示了知识分子的物欲化问题。源于：毕业论文致谢范文www.808s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