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历史跨入到了21世纪，化与现代化的强势冲击下，我国各民族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社会文化的转型，就土家族而言也不例外，同其他民族一道实现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文化转型。尤其是当下的土家族地区沿袭了上千年的传统经济结构正在走向消解，农民的谋生手段除了务农之外，还有就是外出打工，甚至外出打工了家庭增收的来源。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大力推行，以及取消了农业税等惠民政策的实施，不仅降低了农民的生产劳动强度，还极大地减轻了农民农业生产的压力。但是不可避开的是，民众无论是在家务农还是选择外出打工，对于宗族和亲族的依赖感会变得慢慢淡化，说是越来越会疏远同宗族和亲族之间的联系。同时，交通条件和通信方式的较大改观和完善，现代传媒的无孔不入，使得传统上的相对封闭的宗族和亲族的居住空间被打破，以及人口的大量流动，还有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增强，这些都使得民众从多方位地脱离宗族和亲族的羁绊和束缚，直接投到非亲属社区的现代社会的怀抱之中。所以说，这种变化导致了土家族文化传统同民众的践行活动、思想观念、信仰基础等之间固有的历史关系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于是，土家族文化传统的当下境遇及再造理由，便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如何积极应对现代社会对土家族文化传统的挑战与考验，以及重塑本民族的文化本位，彰显文化精神等，则了非常又紧迫的时代课题。
由于传统可以使“生活得以沿着既定的方式进行，并根据过去的经验作出预测，从而巧妙地将预测到的事物转变成不可避开的，而将不可避开的事物转变成可以接受的。”因此，传统具有了既定性。不仅如此，对于任何个人来说，还依恋于既定事物；“社会惯例、制度，以及信仰的范型之既定性，即存在于有目共睹的现象之中：对个人所见所闻的言语和行动中的象征范型的使用、依恋和肯定就反映了这种既定性。”所以，经常出现的情况就是人们并不愿意转变迄今为止一直所持的活动范型。对于土家族的文化传统而言，土家民众世代沿袭着传统的既定性，也秉承着所钟爱与倾心的诸种文化活动范型。甚至是在某种程度上，土家民众将最初是外在的既定的文化活动范型转换了个人的理所当然的自觉行为，并且形成该民族成员身份的一个要素。因此，土家族民众始终坚守“习惯性做法”并将传统延续了下来。
无论是傩文化、药师的信仰传统，还是花灯艺术、摆手舞，土家族民众都对这一套“习惯性做法”，乃至于由此所凝聚而成的系统化思想和族群认同的文化记忆等都能做到铭刻于心。虽然这些传统看似彼此间相互独立，但是在土家族民众的思想观念里它们又是祖先记忆和崇祖信仰的逻辑衍生，以及文化传统间持有的一致的道德和审美情调，还有就是长期联系的传统特性，从而彼此间相互联结在一起，并且时时激荡着土家族民众的内心。每逢腊月和正月，正值年末和年首的交替时间，也是直接关涉到人的生命样式的转换的关键时刻，以及农作物和牲畜的自然周期的转换期，于是民众怀着对生的极大热情，对死的恐惧和憎恨，也在交感心理的直接作用下，期盼着庄稼和牲畜的丰产。因此，在土家族的乡土传统里至今仍然延续着傩文化和药师的信仰传统，还有花灯艺术和摆手舞等文化传统，而这一文化传统也正是迎合了土家族民众春季狂欢的迎吉驱邪避讳的文化心理。
指出的是传统的既定性也不是恒常不变的，尤其是当下文化传统在延续和传承中遭遇了现代文明的侵蚀，甚至是面对全球一体化的挑战，民族文化传统该何去何从的现实境遇引发了众人的关注与思索。不管传统的发展会怎样，但是其间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也就是民族文化传统本身会主动地自觉地担负起自我调适与改造这一历史重任。对于土家族文化传统而言，那就是在延续过程中对其进行了再造。甚至是由于土家族文化生命的超越性、生产性、参照性、批判性与创造性的特征，也就决定了土家族文化生命以“自我创造为其基本的表现形态，同时也是靠自我创造作为其存在的基本动力”。正是在此上讲，土家族文化的根本性质同其他民族文化相同，“就是人类精神寻求永不满足的自由的一种表现”。所以说，“文化一旦生产出来，就不可能只满足于自我维持，或不可能只满足于不断地原有的形态”。换言之，“文化的本质决定了文化不可能以‘复制’的模式来发展；文化势必也只能采取文化再生产的模式来维持和更新”。
认为土家族文化传统的再生产场域中的地方政府、神性人员（药师、傩掌坛师）与信仰民众，以及文化精英等行为主体，他们都明显地拥有不同的资本形式，并且从各自的“存活心态”对土家族文化传统进行再生产，同时也在文化生产场域中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质的以执事者和阐释者的一方同信仰者和接受者的另一方的二元关系，而其中资本则是了各方权力争夺的焦点。“现代社会中主要的资本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而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并经一定斗争之后，统统转换成可以显现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力量的象征资本，因此，人们手中掌握的象征资本的总数，最终衡量各个社会阶级或个人的斗争力量总汇集的根据”。对上述的文化再生产的实施者、参与者与行动者加以通观即可见一斑。
是地方政府。在土家族文化再生产场域中，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权力与意志的者与实施者，也在一定上体现国家元场域的资本，因此，对文化再生产发挥着的调节规范功能。认为自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为了大力发展社会文化事业，揭批“”的罪行，正本清源，以及继承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地方政府一直主导着土家族审美文化传统的发展，可以说这一时期被赋予了浓烈的政治和文化色彩。譬如以贵州省为例，1979年8月在铜仁大兴召开的全省文化馆工作会议，决定在全省试办60个区文化站，提出“转思想、转作风、转工作、转策略”的要求，制定与实施《县文化馆工作条例》（省革委会办公室黔发（1979）32号函），明确了“在当地党委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下，积极地为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服务”，以及“辅导与开展群众业余文艺活动：搜集整理民族民间文艺遗产”。以及对“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民间艺人，各地给予落实政策，恢复名誉，同时各地还不时召开座谈会，请民间艺人们献艺。雷山县著名的民间艺人唐德海被省有关部门请到北京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之后，贵州省遵循提出的“加强领导，积极发展，因地制宜，量力而行，讲求实效，稳步前进”的农村文化建设方针和社会文化工作的三项任务，起草《关于贯彻（11981）31号文件精神，切实加强农村文化工作的报告》（贵州省委（11982）30号文），其中谈道：“在公社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加强社办电影队的建设，实行‘以电补文’的办法，使文化站得以巩固和发展，并使之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阵地。”尤其是“遵义县三岔公社实行‘以电补文’办法，将电影收入除去基本费用之外的剩余主要用于文化站的建设。文化站经常开展多种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吸引着广大社员，从而使农村中的、迷信活动大大减少，有些从以前经常的人变成文化站活动的积极分子”。报告中还强调“省、地、县有关业务部门和专业文艺团体要注意面向农村”；“要坚持有计划地经常上山下乡为农民演出，并辅导农村的群众文化活动，尽量满足农民看戏的要求”；“加强领导，保证农村文化工作的健康发展”；“要充分运用民族民间的各种节日和各种文艺形式开展活动，要允许开展那些没有害处而为农民喜闻乐见的娱乐性活动”。为了给民间文艺正名，更好地搜集民间文艺作品，于1981年7月和9月分别在惠水举办了“上月六”歌节和在黄平举办了“九月芦笙回，借此扩大影响，推动民族节日集会活动的广泛开展。还在1983年7月举办乌兰牧骑式演出队文艺调研，参加调研的有雷山、独山、黎平、水城、大方等县文工队，同年9月赴京参加全国调研，有5个节目获奖。1980年代兴起的文化户，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文化战线上出现的新事物，于1986年12月召开了全省文化户代表会议，会议上发出“倡议书”并获得。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还采取下基层与办培训相结合的策略，培训辅导了大量的基层群众文化艺术工作者和业余文艺爱好者。甚至是在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地方政府采取了“积极走出去”的策略，分别于1986年10月和1989年1月前往法国巴黎和美国旧金山等地演出傩戏、地戏与花灯戏和展出民间工艺，从而开启了地方政府外向型文化交流的新视野。
论土家族文化传统再生产及其资本转化
更新时间：2024-03-07
作者：用户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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