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马克思；人权教育思想；批判；建构；雇佣劳动
1002—7408（2012）010—0047—04
随着近代启蒙运动的肇始，追求个体自由的“引擎”便源于：论文参考文献格式www.808so.com
被发动。受卢梭及其思想支配下的法国大革命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青年马克思对自由的崇拜近乎痴狂，其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就是一部“自由哲学的宣言”。禀承这种自由之精神，初涉世事的马克思对普鲁士专制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以期唤醒人们对自由向往的自尊心。但是，当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使得关于这种“消极自由”的思想出丑时，青年马克思敏锐地窥见到它的实现所赖以存在的私有制基础，于是，对这种“消极自由”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以激起无产阶级反对这种“消极自由”的阶级意识，实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自身的解放，就成为马克思人权思想的重中之重。由此观之，马克思的人权思想实质上是人权教育思想。
一、 马克思人权教育思想的缘起
人权作为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政治词藻，最初是由被恩格斯誉为“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269的标志人物——意大利诗人但丁·阿里盖利（1265—1321）在《论世界帝国》中首次提出的。后经17、18世纪欧洲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启蒙思想家反对神权和封建等级特权过程得到广泛使用。美国学者卡尔·贝克尔在论及启蒙运动时指出：“启蒙运动的宗教，其根本信条可以这样表述：（1）人并不是天生就腐化了的；（2）人生的目的就是生命本身，是在大地上的美好生活而不是死后的赐福生活；（3）人惟有受到理性和经验的光明所引导，才能够完善大地上的美好生活；（4）大地上美好生活的首要条件就是从愚昧和迷信的枷锁之下解放人们的心灵，从既定的社会权威的专横压迫之下，解放他们的人身。”[3]康德认为，把人们从愚昧和迷信的枷锁之下解放出来，使之获得自由的心灵，并过上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就在于“实践教育”。“实践教育”即“道德教育”，“是指那种把人塑造成生活中的自由行动者的教育（‘实践性的’指教育中所有关于自由的东西）。这是一种导向人格性的教育，是自由行动者的教育，这样的自由行动者能够自立，并构成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又意识到其自身的内在价值。”[4]自由行动者自身的内在价值就是意志自由，而实践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指导人如何去良好地运用其自由并尊重他人的自由以期达到社会和谐。那么，人在实践教育领域内怎样行动呢？康德指出：“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看作是手段。”[5]在他看来，“人是目的”的道德教育就是要求尊重人的自由意志——权利，不能处心积虑地践踏别人的权利，把别人的人格看作为我所用的工具。这样，在经历了启蒙运动的理性之光的照射之后，在人的世界里，“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6]然而，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天赋人权”，在经历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洗礼”之后，黑格尔便窥见到其中蕴藏的弊病，即对“绝对自由”的追求存在着变成“绝对恐怖”的危险性，在造成国家威信扫地的同时，也使得个体的自由丧失殆尽。黑格尔明确反对启蒙思想家的“自然法”理论，主张自由要靠后天的教育才能实现。“‘自由’如果当作原始的和天然的‘观念’，并不存在。相反地，‘自由’要靠知识和意志无穷的训练，才可以找出和获得。”[7]38但是，在黑格尔看来，教育不能看成是实现私人生活上的需要的满足、享受、舒适等自然目的的手段，相反，教育应看成是人从自然的需要中解放出来以及达到更高解放的工作。而“正是通过这种教育工作，主观意志才在它自身中获得客观性，只有在这种客观性中它才有价值和能力成为理念的现实性。”[7]203可见，黑格尔自由教育的归宿是使人达到主观意志与客观性的统一。那么，何为客观性？黑格尔指出：“在国家里，‘自由’获得了客观性，而且生活在这种客观性的享受之中。因为‘法律’是‘精神’的客观性，乃是精神真正的意志。只有服从法律，意志才有自由。”[7]36因此，黑格尔强调，为了反对单个人意志的原则，必须教育人们，使之在理性国家内过着一种生活，而作为个体的主观意志与作为国家的客观意志的统一就是生活，而个人的主观自由的权利，只有在个人成为具有良好法律的国家的公民，过一种国家生活的时候才能得到实现。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借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话回答了一个父亲的提出的“要在上教育儿子，用什么方法最好”的提问，即“使他成为一个具有良好法律的国家的公民”。[8]所以，在黑格尔那里，教育本质上是国家围绕着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谐共生这一生活所进行的对个体的人权教育。
黑格尔的人权教育思想对青年马克思有着深刻的影响。对此，青年马克思针对德国《科伦日报》第179号社论认为国家作为法的组织与真正的教育机关，其“整个公共教育”是以基督教为基础的说法，曾有过神似于黑格尔的论述：“实际上，国家的真正的‘公共教育’就在于国家的合乎理性的公共的存在。国家本身教育自己成员的办法是：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成员，把个人的目的变成普遍的目的，把粗野的本能变成合乎道德的意向，把天然的独立性变成精神的自由；使个人以整体的生活为乐事，整体则以个人的信念为乐事”，一句话，“把国家看作是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9]当然，二者之间有着质的不同。黑格尔的人权教育观是以承认人权的私人财产权为基础的，而马克思的人权教育观则是站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在承认人的政治自由权利的同时，反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对劳动占有与剥夺这一特殊的、但又不平等的人权，强调个体只有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才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马克思批判性人权教育思想
毋庸置疑，批判性是马克思哲学的显著特征之一。马克思曾说：“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构想未来并使它适合于任何时候，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10]64这种批判性，也鲜明地体现在马克思人权教育思想当中，具体地讲，一是对德国专制制度不尊重人权的现状的辛辣批判；二是对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权现状的现实批判。受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马克思首先对当时普鲁士专制制度不尊重人权和不保障人权的现实进行了辛辣的批判，以唤醒人们的自信心及其对自由的渴望。青年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借助于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理论，表达了对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及其所蕴涵的自由的推崇。博士毕业后进入《莱茵报》工作，初涉政治生活的马克思便遇到了普鲁士政府颁布的名为自由、实为专制的新的书报检查令。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马克思从黑格尔所强调的国家应该是政治理性和法的理性的实现原则出发，来评判源于：论文格式排版www.808so.com
国家、法的合理性，抨击专制法律对人的出版自由权利的剥夺。马克思指出，书报检查令不是对公民自由权的肯定，而是对公民自由权的否定。之后，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中，马克思继续坚持理性批判主义的法哲学立场，极力抨击专制法律，阐明法是自由的实现思想。马克思指出，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没有一种动物，尤其是有思想的人，是戴着镣铐出世的，我们应当用内在观念的本质的尺度——自由理性来衡量事物的存在。
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因把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生活的异常贫困归咎为政府官僚机构的管理工作的贫困而触怒了普鲁士当局，导致《莱茵报》被查封。之后，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对封建专制制度再一次作了极其深刻尖锐的剖析。他说：“专制制度的惟一思想就是轻视人，使人非人化，而这一思想比其他许多思想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也是事实。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低贱。”[10]58马克思指出，专制制度把人们变成了没有思想的庸人，变成了头垂向地、只顾着肚子的默默无声的牲口，像癞蛤蟆那样沉沦于庸碌生活的泥沼里。因此，马克思疾呼：“首先必须重新唤醒这些人心中的人的自信心，即自由。这种自信心已经和希腊人一同离开了世界，并同基督教一起消失在天国的苍茫云雾之中。只有这种自信心才能使社会重新成为一个人们为了达到自己的崇高目的而结成的共同体，成为一个的国家。”[10]57
当德国专制制度不尊重人权的“乌云”遮蔽了马克思所信奉的黑格尔的理性国家原则，同时，当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与黑格尔的理性国家原则发生冲突时，弄清楚政治国家、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这一“苦恼的疑问”，就成为马克思从事人权批判理论活动的关键所在。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把被黑格尔的思辨思维所颠倒了的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重新校正过来，把家庭和市民社会看作是国家的前提与原动力，而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这一发现使得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开始从人的利己主义的活动出发来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人权宣言”中所讲的自由、平等、财产和安全等人权的利己主义本质，以此来说明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不彻底性及其向人类解放发展的必要性。马克思指出：“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作为退居于自身，退居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与共同体分割开来的个体的人。在这些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把他们连接起来的惟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11]因而，政治解放还不是人类的解放，它只是有产者的解放。
正是窥见到了资产阶级人权所赖以建立的私有制基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表达了如下立场：“至于谈到权利，我们和其他许多人都曾强调指出了共产主义对政治权利、私人权利以及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即人权所采取的反对立场。请看一下‘德法年鉴’，那里指出特权、优先权符合于与等级相联系的私有制，而权利符合于竞争、自由私有制的状态；指出人权本身就是特权，而私有制就是垄断。”[12]228这种立场的确立预示着马克思对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权现状进行彻底批判的“风暴”的来临，其主旨在于唤醒无产阶级反抗资本奴役劳动的这一资产阶级的特权的阶级意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自身必须形成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意识到自身“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种阶级形成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现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90具体地说，共产主义的意识，就是无产阶级必须意识到：“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121而“消灭劳动”，不是不劳动，而是要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能不能形成这种彻底的革命的共产主义意识，对于实现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至关重要。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雇佣劳动是生产资本的活劳动，“它不但把它作为活动来实现时所需要的那些物的条件，而且还把它作为劳动能力存在时所需要的那些客观要素，都作为同它自己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生产出来，作为自为存在的、不以它为转移的价值生产出来。”[13]455—456从人权的角度讲，这意味着，雇佣劳动是劳动者丧失自身劳动自由的活劳动。马克思指出，自由工人的存在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前提，当他在流通领域内被货币的所有者买到的时候，也就成了资本本身的附庸，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就变得不自由了。“劳动力的不断买卖是形式。其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的已经物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别人的活劳动。……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或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14]673—674这样，所谓的自由和平等的神话就破灭了，取而代之的是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压榨，体现在无产阶级身上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因此，马克思指出，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人权的批判，旨在教育无产阶级，使其认清资产阶级人权不过是资产阶级对私有财产的占有权和对劳动者的奴役权。
三、马克思建构性人权教育思想
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视域中，以人权为旨归的政治解放还不是彻底的人类解放，它必然要被无产阶级争取自身以及人类的解放所超越。在《导言》中，马克思把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所衍生出来的自由、平等与财产等人权称作为“特殊的权利”或“历史的权利”。启蒙思想家所推崇的人权只是一种以资本为基础的偶然性的、历史性的权利，还不是真正的人的权利，鉴于此，马克思不断提醒人们，无产阶级争取自身以及劳动人民的解放运动就不能受到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由、平等和人权等口号的迷惑，并把这些口号作为奋斗的目标，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实现人们自由基础上的平等，从而使人类获得真正的解放。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雇佣劳动制度条件下资本与劳动的各自运动及其关系的全面分析，在揭露雇佣劳动异化的同时，指出资本的运动最终会突破自身狭隘的生产方式，使得雇佣劳动这一强制劳动，成为积极的、创造性的真正的自由活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就雇佣劳动的异化而言，马克思指出，雇佣劳动制度使得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劳动，而工人则一无所有，他不得不终生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这是劳动异化。在雇佣劳动制度条件下，“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是这样起作用的：它把它在客观条件中的实现同时当作他人的实在从自身中排斥出来，因而把自身变成失去实体的、完全贫穷的劳动能力而同与劳动相异化的、不属于劳动而属于他人的这种实在相对立；劳动不是把它本身的现实性变成自为的存在，而是把它变成单纯为他的存在，因而也是变成单纯的他在，或同自身相对立的他物的存在。劳动的这种变为现实性的过程，也是丧失现实性的过程。劳动把自己变成客观的东西，但是它把它的这种客体性变为它自己的非存在，或它的非存在——资本——的存在。”[13]445这种客体化的东西对活劳动来说是统治它的权力，它迫使活劳动不得不一再地去创造新的剩余价值，如此反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把创造资本的劳动称为雇佣劳动。
就资本本身运动而言，马克思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本身是矛盾存在着的，一方面，资本具有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这为新的生产方式产生创造了物质前提；另一方面，这种趋势同时又是同资本这种狭隘的生产形式相矛盾的，表现为资本本身的限制，即生产力、财富和知识等等的创造，在表现为从事劳动的个人本身力量的外化的同时，从事劳动的个人不是把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身贫穷的条件。马克思认为，这种对立的形式本身是暂时的，它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
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建立就是在废除资本狭隘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使人的劳动得到解放，就是从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向人的自由联合劳动发展的过程，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马克思指出：“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的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14]511—512这就是说，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是历史上奴役形式的最高峰，它由于自身的发展必然会走向它的对立面。已成为桎梏的旧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会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的生产方式，即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所代替。只有在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下，才能实现个人的自主活动，才能使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发展。从人权的角度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所造成的劳动异化的批判，目的就是要克服和扬弃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所确立的资产者的自由和平等的人权，代之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正如科斯塔斯·杜兹纳所言：“马克思及其马克思主义的人权的批判和理论贡献已成为一种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后期政治著作中，尽管还是站在批判的立场上，马克思对政治权和经济权的潜在性表现了极大的兴趣。”[15]就政治权而言，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虽然明确反对鲍威尔把“国家和人类、人权和人本身、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混为一谈”的做法，[16]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针对施蒂那的“公民权对无产者来说是无所谓的”观点，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公民权即积极的公民权对于工人是如此的重要，凡是在工人享有公民权的地方，如在美国，他们都从中‘取得利益’，而凡是在工人没有公民权的地方，他们都力求取得公民权。”[12]237—238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曾在高度称赞巴黎公社确立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人权原则的同时，对巴黎公社所实行的普选权、监督权等政治权利作了充分肯定。因此，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词典中，作为政治解放意义上的人权不是被马克思简单否定的，他们只是在否定资产阶级对私有财产的占有权和对劳动者的奴役权这一特殊人权意义上，来建构包括政治权利在内的、以公有制基础上劳动者自主性劳动自由实现，并使劳动摘自：毕业论文任务书www.808so.com
者得到全面发展的经济权利与社会权利为根本内容的一种新的权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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