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包容性增长；中国模式；科学发展观；制度创新
新中国成立摘自：毕业论文模板www.808so.com
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辉煌成就，形成了独特的变革方式，中国的角色与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近些年来，从“中国奇迹”到“中国经验”，从“中国现象”到“中国精神”，从“中国模式”到“中国道路”，无一不引起世人瞩目。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包容性增长”为主题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变革正使中国驶向改革的深水区，新一轮利益格局调整和制度红利的开启将释放出更大的增长势能。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到“在共建享、在共享建”，中国一直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包容性增长已然成为一个全新的时代命题，是中国模式的一个全新理念与实践。
一、包容性增长：中国模式的全新发展理念
1.中国模式：一个中国发展道路的简要评述2004年5月7日，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伯.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发表《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把中国模式概括为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意义上的“北京共识”，拉开了世界对中国模式高度关注的序幕。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中国模式都提供了一些新的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这正是中国模式备受关注的深层次原因所在。有学者认为不存在中国模式或慎用中国模式这个提法，即“中国模式”还没有形成，提“中国模式”为时过早，提“中国特色”、“中国案例”、“中国经验”较为妥当①。但徐崇温认为，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不能因为中国模式还要发展变化就说中国模式还没有形成。而且对于中国模式中的发展变化，也要进行符合实际的分析。中国模式已经形成是不容否定的，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是不容抹杀的。郑杭生指出“中国模式”可以提而且必须提[3]。关于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的争论，俞可平的分析富有启发性：“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争论‘中国模式’的概念或名称，重要的是深入探究中国模式的要素、特征，分析这一模式的得失之道，尤其是记住我们从这种发展模式中应当吸取哪些教训”[4]。潘维更是一语道破：“问题在于谁归纳的‘模式’更精致，更有解释力”[5]。
中国模式的崛起可以说是21世纪国际发展的一件大事。中国模式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6]。俞可平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7]。徐崇温认为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一再提到中国模式，强调各国都要独立思考，寻找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的提出，着眼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丝毫没有自封样板、示范的意思强调各国都要独立思考，寻找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所体现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无产阶级尊重民族特征、重视民族差别的一贯要求；中国模式可供别国借鉴和参考，但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强加于人；要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顺应人民的新期待，与时俱进地不断完善中国模式[8]。常修泽总结“中国模式”的特点是：紧扣一个核心、整合两种制度、发挥三大优势、实行四轮推动、推进五位一体[9]。潘维提出，中国模式由三个子模式构成：由四个支柱构成的“国民”经济所体现的经济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民本”政治体现的政治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社稷”体制体现的社会模式[10]。辛向阳认为中国模式在道路上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制度上体现为中国基本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在形象上体现为日益成熟定型的“六型中国”，在思想上体现为推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机遇与风险上体现为中国式机遇与风险并存[11]。
我们认为对中国模式概括较为完整的是俞可平所言：“关于中国模式可以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得到一些深刻的认识。概括地说，十七大报告最重要的精神是三个‘一’：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称作‘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系列战略策略”[12]。“总结‘中国模式’是对中国重返世界强国舞台所做呼唤的一次回应。它标志着具有独立性、敢于向西方争取‘话语权’的‘中国学派’正在浮出水面。”[13]同时，在“中国模式”受到广泛关注的背后，反映了国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殷切期待。任何一个大国、任何一个文明的崛起，一定要有一个有吸引力、有辐射力的思想作为基础，一定有一套成熟的制度作为保障。中国模式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提供了这种保障[14]。
2.包容性增长：一个全新的时代命题
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受到舆论的广泛关注，引起了学术界的热议，这主要缘于2009年11月到2012年9月，主席三次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②上强调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按照亚行的解释，所谓“包容性增长”（inclusi vegrowth），指的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它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倡导一种机会平等的增长，其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蔡荣鑫较早地总结了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及其政策内涵[15]。杜志雄等全面总结了增长理论的演进与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与定义，并指出包容性增长实质上就是一种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通过倡导和保证机会平等是增长成果能广泛惠及所有民众的发展理念和理论体系，它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是有机地把增长过程和增长结果统一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16]。在过去30年中，我国贫困人口比例大幅度下降，但基尼系数也显著上升，已经从1981年的0.31上升至2009年的0.47。城乡及地区间收入的不同步增长，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1985年—2005年，城乡人均收入的比例由1.9：1上升至3.2：1，而沿海地区和西部省区的人均收入比例由1.4：1上升至2：1左右。这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需要极大的“包容性”，尤其是分配不公的局面亟待转变[17]。包容性增长就是经济增长、人口发展和制度公平三者之间的有机协同，具有显著的民本主义发展旨向，更关注民权民生，更能满足民众权利发展的制度公平诉求[18]。事实上，“包容性增长”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全面、均衡发展，才能使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改善同步进行。这才是发展的目的，这样的发展才能够可持续[19]。3.包容性增长赋予中国模式新的意义
关于经济发展的“模式”之说早已有之即自由市场经济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社会市场经济的莱茵模式、政府主导型的东亚模式、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拉美模式、经济社会转型失衡的印度模式，而“中国模式”也成为继这些模式之后更具影响力的模式。任何模式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其内部也潜藏着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与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协调性、脆弱性、风险性[20]。而“包容性增长”正是为了这一系列难题打开了一扇大门，为“中国模式”找到了新的道路。我国目前正值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提倡“包容性增长”，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使广大人民群众最大范围地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保持经济社会平稳、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包容性增长”理念既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努力构建和平友好国际关系，积极建设和谐世界的政治诉求，也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模式[21]。
二、包容性增长：中国模式未来实践的基本路径与制度创新
中国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实践者。在中国的发展既面临许多机遇又凸现种种矛盾的新世纪新阶段，在创造性地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的时候，中国模式又进一步展开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模式。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包容性增长的实践在促进中国模式发展的同时，也必将推动制度创新，推动中国模式进一步丰富和完善。1.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包容性增长，进一步完善中国的经济模式。中国经济模式可以概括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扬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和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实行“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持以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道路[22]。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坚持不懈地继续推进各项体制创新与改革步伐。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扭住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努力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改变增长方式，提学位论文www.808so.com
高增长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改变只追求速度不讲究效率、质量与可持续性的思维方式。进行战略调整，确立内需替代和就业导向的共享型发展战略；以充分就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着力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2.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政治模式，为包容性增长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证。坚持中国的领导，坚持人民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政治路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领导下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区域民族自治制、基层群众自治制。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对外坚持和平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约束自己永不称霸，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方式，使地方政府在关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能更多、更好地关注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关注生态的保护和资源的节约，关注如何让百姓均衡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加大败的力度，消除社会不公，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建立一个规范、透明、公平和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
3.构建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包容性的文化，建设中国特色文化模式。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前提和基础，由文化形成的价值观、世界观、民族认同感及其影响力构成了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抵制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侵袭和腐蚀。坚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借鉴和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深入文化体制改革，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建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要，同时健全文化市场监管机制，努力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国文化既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又要不断地吸收先进文化，保持中国文化时时刻刻充满着活力是中国模式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选择[23]。
4.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实现包容性增长，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模式。建立和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优先发展教育，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和国家安全体系，促进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政府要加大对民生事业的投入，充分供应包括教育、卫生、电力、水利、交通基础设施、住房、人身安全等在内的公共产品，尽可能地使全社会所有成员能够平等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完善我国的二次分配机制，逐步解决贫富不均衡的矛盾，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公平和正义。唯有如此，人们才能认同经济发展，并把自身置身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4]。5.要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努力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模式。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自然环境和人口是人类历史的自然前提，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环境、人口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包容性增长不仅强调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包容，而且强调人要包容自然，要尊重其他生物，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工业化和现代化，人类创造文明的新路的决心和信心。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广低碳技术，发展绿色经济，倡导绿色生活。建设和形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节约的发展，清洁的发展，安全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与和谐的发展。“中国模式”能够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开辟出新型工业化之路，走出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化之路，这不仅是理性的，而且更符合时代的要求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三、结语
“中国模式”不是完成的、封闭的模式，而是不断丰富、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25]，“中国模式”的未来取决于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包容性增长与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科学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在当代中国，只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毫不动摇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在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中国模式的内容，创新其形式，使中国模式不断完善、不断巩固，才能不断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使中国模式成为后发展国家创建和谐发展的现代化模式的成功典范！
注释：
①李君如、赵启正、施雪华、邱耕田2009年12月7日在《学习时报》上发表《慎提“中国模式”》、《中国无意输出“中国模式”》、《提“中国模式”为时尚早》、《当务之急是注重科学发展》的文章，认为慎用中国模式这个提法，即“中国模式”还没有形成，提“中国模式”为时过早，提“中国特色”、“中国案例”、“中国经验”较为妥当。包心鉴2010年10月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学报》上撰文指出“少谈、慎谈中国模式，总结我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才是进一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明智选择。”
②2009年11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在APEC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回忆上发表了《合力应对挑战，推动持续发展》的讲话，首次提出主张“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2010年9月16日，在第五届APEC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主席发表了《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再次强调包容性增长；2010年11月13日，在APEC第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主席再次提出“倡导包容性增长，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并深刻地阐发了中国对包容性增长的认识和实现包容性增长的主要政策建议。2011年11月13日，出席APEC第19次领导人会议并发表讲话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努力推动经济平衡、包容、可持续、创新、安全增长，实现亚太地区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2012年9月9日，在APEC第二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提出：“秉承包容、透明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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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莲香（1968—），女，河南漯河人，会计师，现供职于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研究方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杨琳瑜（1981—），女，河南漯河人，讲师，现供职于漯河市委党校，研究方向：电子政务，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