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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至今，敦煌文学研究经几代学人的努力，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而“敦煌文”的概念，也经历从无到有，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
一、“敦煌文”概念的提出及质疑
“敦煌文”概念的出现，与“敦煌文学”概念的出现密不可分。1920年，王国维先生《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的发表，拉开了敦煌文学研究的序幕。其后郑振铎先生等提出“敦煌俗文学”的概念，一直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敦煌学界。虽然在50年代中期王利器先生就提出过“敦煌文学”的概念，但一直到80代以后才在敦煌学界普遍流行。此后，尽管有少数学者仍对“敦煌文学”的提法持质疑态度，但它已为敦煌学界大多数学者所采用。1988年，周绍良先生《敦煌文学刍议》的发表，进一步深化了“敦煌文学”的概念。他仿照《文选》的文体分类法，将敦煌文学作品按照文体分成三十大类，首次提出了应当打破过去对于“敦煌文学”的狭隘认识，重视对表、疏、书、启等诸多“敦煌文”作品的研究。稍后，颜廷亮先生在1989年主编《敦煌文学》及1993年主编《敦煌文学概论》两书中，将周先生的分类稍作调整，归纳为二十七类，进一步丰富了“敦煌文”研究的范围。颜先生等指出：“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没有人认可‘敦煌文’这一概念，更未见有人将其同敦煌文学直接地联系起来。其实，这是并不怎么妥当的。”颜先生等认为奏议、论、录、状牒、书启、碑铭、诔祭等，都属于敦煌文研究的范畴。他们在《敦煌文学概论》中专设“敦煌文”一章，并且指出：“从数量上说，敦煌文远远超过敦煌说唱、歌辞、诗赋等类，要占敦煌遗书中非宗教性文字的绝大部分；从质量上说，敦煌文中有许多作品都具有文学色彩，相当生动、深刻地反映了当年瓜沙地区乃至整个河西的社会生活面貌和人民群众具有特色的精神生活。”所有这些，不仅再次确认了敦煌文在敦煌文学中的重要地位，而且为敦煌文的系统研究指明了方向。
遗憾的是，“敦煌文”的提法仍然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和异议。敦煌文概念及其相关内容，敦煌学界还存在不同的看法。颜廷亮先生等在周绍良先生的基础上，多次修正“敦煌文”的涵义。1992年颜先生撰文指出，敦煌文类“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散文的一类作品，泛指敦煌文学中一切具有文学色彩的说理、叙事、抒情、述意文章，如论、说、文、录、书、启、碑、铭、表、疏、状、牒、帖、传记、杂记、题跋、祭文等体的文学作品”。到1993年《敦煌文学概论》中，颜先生对上述“敦煌文”的概念，不仅作了润色修改，而且阐述更为细致。相较于1992年，仅一年之差，但颜先生对“敦煌文”概念的论述修正了不少，主要体现在两处：一是将“泛指”“一切”等词，修改为“仅指”“其中”等，措辞更为严谨；二是将“敦煌文”所包源于：论文格式怎么写www.808so.com
含的文类数量大为减少，从十七种变为主要的七种(细分应为十一种)，其中杂记、题跋、帖等文体不再提起。到2000年颜先生在与张彦珍合著的《西陲文学遗珍——敦煌文学通俗谈》一书中，其“关于敦煌文的概念”说：“散见于敦煌遗书中的表、疏、书、启、状、牒、传记、祭文、碑铭、论、录等，有许多都具有文学色彩。……这些具有文学色彩的文字，便是敦煌文。也可以称之为敦煌散文。”此处的表述，虽然在文体的种类上仍然沿袭了1993年《敦煌文学概论》第十三章《敦煌文》中的说法，其他内容却有了较大的更新，整个表述更为严谨、到位，并提出了敦煌文“大多是治实之作”的概念。颜先生几经润色、修改，使“敦煌文”的概念不断得到完善、清晰。
1993年3月《敦煌文学概论》公开出版之后，国内有学者很快提出异议。先是王小盾发表《敦煌文学与唐代讲唱艺术》一文，文中认为敦煌文学是“口头文学”，并以此试图彻底否定敦煌文在敦煌文学中的分类存在。紧接着，《敦煌学辑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劲草”的《证误纠谬》文章，对《敦煌文学概论》以及敦煌文的研究提出了不少质疑。稍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上也发表了一篇署名为“稚苗”的《证误纠谬之纠谬》文章，对劲草的质疑提出商榷。针对这些情况，《敦煌文学概论》第十三章《敦煌文》的撰写者李明伟先生发表《敦煌文学中“敦煌文”的研究和分类评价》一文，作为对上述文章的回应。在这篇文章中，李明伟先生先是简要地梳理了“敦煌文”概念提出的背景，继而对敦煌文的概念、分类范畴及其依据等，又进行了深入阐述。在此前基础上，李明伟先生提出了更为严密的“敦煌文”概念。他说：“敦煌文学中的敦煌文主要是指敦煌遗书非佛藏杂著文字中那些具有文学色彩的散文。这些散文或文章主要来源于官私文书中的表、疏、状、牒、帖、书、启、契约；敦煌遗书中或敦煌地区留存的碑文、传记、祭悼文；遗书中难以归类的论、录、杂记、游记；敦煌遗书里的书仪或其他时文轨范；敦煌遗书里带有故事性的小说等。”在这里，李先生又首次引入了“杂著文字”的概念，李先生强调“将敦煌遗书中的杂著文字列入敦煌文学中敦煌文的分类依据，首先是考虑到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及其在中古时期的演变现状”。其次是“根据敦煌遗书中这类作品的实际情况来确定敦煌文的性质、范畴和分类”。在该文的最后，李先生表示：“当然，对这些问题还会有许多不同意见，应该继续讨论下去。”所有这些，都体现出李明伟先生对“敦煌文”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深思熟虑。同时，也体现出在对“敦煌文”的概念及其相关问题上，还存着一些不同的看法。
在百年来的敦煌文学研究中，先后有敦煌变文、敦煌曲子词、敦煌诗歌、敦煌赋、敦煌小说等文体受到学人的关注，并且作为敦煌文学的一个分支被认可、确定下来。遗憾的是，“敦煌文”这一概念，虽然经周绍良、颜廷亮、李明伟先生的几番努力，但一直没有得到广泛的接受。众所周知，在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学中，诗、文一直在各种文体中居于重要位置，备受重视。难道在敦煌文学中就不一样了吗?为什么“敦煌诗”很早即受重视，而“敦煌文”连一席之地都没有?是学人们的衡量尺度有欠偏颇呢?还是敦煌文学中果真没有“文”的存在?带着这个疑惑，我们需要了解“文”与中国古代文体的发展情况。
二、“文”的概念与中国古代文体的演变
在中国古代，“文”的概念是伴随着文体的不断分化而逐渐清晰起来的。姜亮夫先生说：“中国文学最初都是根本于实用才生出某类文章。又因为使用的便利，而后有某类某类的名称。”每一种文类的成熟，都会使文学的概念更加清晰。“自刘歆《七略》中列《诗赋》一略，为后世论者之所宗，而文学之立门类，自此始。”自从“赋”从“文”中分化出来，成为其中的一个独立的文体分支之后，散文作为一个大的文体便逐渐被分化一个一个小的文体，原来“诗文”即为文学的格局被打破了。刘歆之后，曹丕提出了八类文体：奏、议、书、论、铭、诔、诗、赋。这八类文体，除“诗”之外，其余都属于散文，它们是对“文”的具体化。西晋以后，陆机增到十类：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到刘勰《文心雕龙》，有二十五篇是讨论文体的：《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辩骚》《明诗》《乐府》《诗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其中哀吊、史传、檄移、书记、谐隐、杂文等均为新分化而出的文体。与刘勰同时代的萧统，将文学定义得更加精密，他在《文选》中只收录那些“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作品。萧统将文体的名目分得更细，共有三十九类：一赋、二诗、三骚、四七、五诏、六册、七令、八教、九文(策问)、十表、十一上书、十二启、十三弹事、十四笺、十五奏记、十六书、十七移、十八檄、十九对问、二十设论、二十一辞、二十二序、二十三颂、二十四赞、二十五符命、二十六史论、二十七史赞、二十八论、二十九连珠、三十箴、三十一铭、三十二诔、三十三哀文、三十四哀册、三十五碑文、三十六墓志、三十七状、三十八吊文、三十九祭文。其中诏、册、令、教、上书、启、弹事、笺、对问、状、祭文等作为新文体而得到重视。到宋代李防的《文苑英华》、吕祖谦的《宋文鉴》、元代苏天爵的《元文类》、明代程敏政的《明文衡》、清代薛熙的《明文在》、庄仲方《金文雅》、张金吾的《金文最》、孙星衍的《续古文苑》等，虽然细目各有出入，但总体的分类编辑，都仿效《文选》而与之相同。正如姜亮夫先生所说：“自从《文选》而后，后世的选家，只有修正损益的功夫，而都不能出其牢笼。”
谈到选者对于“文”的分类时，姜亮夫先生又指出，姚鼐《古文辞类纂》、吴曾祺《涵芬楼古今文钞》、储欣《唐宋八家文类选》、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四家“算是选文中有势力的人物代表”。姚鼐将“文”分为十三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铭箴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虽然他的分类“有点‘学术分类’的意味”，并且在“每类的序文里都把它推合于六经诸子”，但总体把握了自萧统以降“文”的划分大类。吴曾祺甚至将文类细分为二百二十三门，比起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的一百二十七门几乎多了一倍，所以“要算论选文体最为详尽之作了”。而曾国藩在文类的划分上则打破了经史子集的界限，而以文为主，这与《文选》所追求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颇有些相似，“而其分类，也较各家为得体”。
从以上的西汉刘歆到晚清曾国藩，大体反映出中国古代“文”类(散文)发展演化的规律。在散文的文体分类过程中，它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文”类复杂，文体分类上的争议和分歧较大，在文体的数量上，有数种、数十种乃至上百种不等。二是文体的种类逐渐增多，分类渐趋合理，文学的概念伴随着文体的不断分化而逐渐清晰。三是尽管对于总体“文”类的划分有较大的分歧，但对于一些基本文类的划分，意见还是比较一致的。特别是萧统《文选》中所划分出的那些文体名目，得到了较大的认同。四是人们对“文”的概念理解多取的是它的广义上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都比较大，尤其是在选家那里。
姜亮夫先生说：“自文笔之说既分后，后世辑纂家大概都把诗、文分开来。而集部中遂有诗集文集的名目，选家也有诗选文选的区别。所谓诗者，多指乐府古体诗今体诗源于：标准论文www.808so.com
及宋以后的长短句而言。所谓文者，除一切散行文外，又将铭箴赞颂一类，也划人此中。而宋以后的词，元人的曲，却又不入诗选，而别成一系。唐人的小说，宋以后的平话，也不登文坛之选，而别在民间。”所谓的诗、文、词、曲、小说即由此而来。而在这五者之中，由姜先生的分析可知，“文”所囊括的内容最多，除一切散行文之外，还包括铭、箴、赞、颂等作品。综而言之，“文”是一类内容极其丰富而复杂的文体。
三、“敦煌文”的丰富内涵以及名分的亟待确立
弄清了“文”的概念及分类等问题，再来了解“敦煌文”的概念及分类就容易得多了。在《敦煌文学刍议》中周绍良先生早已指出：“如果照《文选》的分类法，各类题材在‘敦煌文学’中都可以找到踪影。”周先生所论虽然是针对整个敦煌文学，但从该文的阐述内容来看，敦煌文无疑占了大多数。在该文中，周先生依照《文选》的分类方式，对敦煌文学提出了三十大类文体，其中敦煌文共计有十四大类，二十一小类：表、疏、书、启、状、帖、牒、书仪、契约、传记、题跋、论说、文、录、颂、箴、碑、铭、祭文、邈真赞。上文所引的颜廷亮先生等对“敦煌文”所下的定义中，也至少提到了十一种以上的敦煌文类。总体而言，无论是周先生提到二十一种敦煌文类，还是颜先生提到的十一种，都是与我国古代文体的传统划分方法相吻合的，具备较强的文体理论依据。下面我们不妨以《文选》《古文辞类纂》为参照系，对敦煌文的丰富内涵作以分析，在周、颜等先生论述的基础上增进对“敦煌文”文体划分的认识。之所以首推《文选》，因为它是我国第一部按文体从类编排的著名文学总集，曾将文体细分至三十九种之多，第一次对散文门类加以区分，影响深远。正如褚斌杰先生称赞说：“《文选》第一次就古今文体作了普遍的考察，细加辨析，聚类区分，而完成了全面的文体分类。”“从《文选》的选目来看，它摒弃了先秦的经、史、子著作，而专收后世所谓属于集部的单篇诗、赋、散文。”“使当时流传着的众多文章，均有类可系。”这种对散文作品归类整理的首创之功，奠定了它在古代散文文体分类史上的首要地位。而清代姚鼐《古文辞类纂》也是一部颇具影响的文体论著作，它将战国至清代的古文辞赋按照文体划分为十三类，并且吸收了自六朝至清代一千多年间各家文体分类学的经验，而对历代文体加以重新整理、归类的。单从这一点上，足见它在我国古代文体分类学领域的重要地位。如果将《文选》《古文辞类纂》、“敦煌文”三者的文体情况略加比较，可见发现《文选》《古文辞类纂》中有的文类，“敦煌文”中大致都有。仅“赠序类”一体，《文选》与“敦煌文”中都没有。“赠序”文始见于唐代，宋代以后较为繁荣，一般都视作与“序跋”为一体，而《古文辞类纂》则认为“赠序”虽然也以“序”字名篇，但性质已非一般书序可比，故另立“赠序”类。
三者相较之下，“敦煌文”中的文体显得更广泛，如书仪、契约、牒、录以及佛教文类等，《文选》《古文辞类纂》都不具有。像《朋友书仪》《敦煌录》等作品，虽然《文选》中不曾分类，但其文学性强，理应在“敦煌文”中有一席之地。恰如李明伟先生所强调的：“应当注意到，敦煌文的‘文’与《文选》的‘文’相比，其作品的作者面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更为广阔。一则敦煌文的作者为数甚众，这些作者的社会阶层分布也十分广泛。二则应用的处所场合甚多，因而涉及的生活面很广阔。”所以它们的文体样式自然比较丰富。由此见出，有着如此丰富的文体资源的“敦煌文”宝藏，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确立相应的名分，和敦煌诗歌并重，为敦煌文学之大宗，同时也亟待更为深入系统的整理和研究。
四、敦煌文的分类歧异及其再思考
最早对敦煌文进行系统分类的，是老一辈敦煌学家周绍良先生。如上文所提，周先生参照《文选》的分类方式，对敦煌文学提出了三十个文体类目。在这次分类时，虽然周先生在文中还没有明确提出“敦煌文”的概念，但为后来“敦煌文”概念的确立指明了方向。1989年，颜廷亮先生主编的《敦煌文学》，按照周绍良先生的文体分类，将上述敦煌文中的文体门类作品逐一作了分析与研究。1992年，颜廷亮先生在《敦煌文学》的基础上，发表《敦煌文学概说》一文，首次提出了“敦煌文类”的说法，并且列举到论、说、文、录、书、启、碑、铭、表、疏、状、牒、帖、传记、杂记、题跋、祭文等十七种文体。除帖、题跋、箴、书仪等文体外，几与周先生所述相吻合。
1993年，颜廷亮先生摘自：毕业论文格式字体www.808so.com
主编的《敦煌文学概论》出版，该书第二章“敦煌文学的类别”、第十三章“敦煌文”两处分别对“敦煌文”作了分类，内容稍有不同。从该书“编写说明”中的分工撰写情况来看，第二章为谭蝉雪先生撰写，第十三章为李明伟先生撰写。第二章主要列举了论、录、奏议、状牒、书启、碑铭、诔祭等七大类，十一小类文体，此外还谈及箴、题跋、传记、说、功德记、杂记等文体，共计十七小类文体。虽然总数和上文颜先生的一样，但略有差别，除书仪、帖、文三种文体没有提到外，还将“表、疏”合为“奏议”文体。而第十三章主要列举了表、疏、书、启、状、牒、传记、祭文、碑铭、论、录等十一种文体，此外还论述了燃灯文、礼佛文等佛教文类，以及包含写经题跋、功德记、游记在内的杂记文体等。到2000年，颜廷亮在与张彦珍合著的《西陲文学遗珍——敦煌文学通俗谈》一书中，对于敦煌文的分类，基本上沿用了《敦煌文学概论》第十三章中的看法，并且指出“敦煌文也可以称之为敦煌散文”，进一步明确敦煌文概念。
如上所述，由于一些学者对“敦煌文”概念的提出及其文体分类存在不同的看法，所以从周绍良先生开始，到颜廷亮等先生，一直在不断努力地完善“敦煌文”的概念及其分类。关于敦煌文的分类，虽然从周绍良先生到颜廷亮等先生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但大体的分类内容相同。从总体上讲，周绍良先生根据《文选》的文体分类方法，将敦煌文分为十四大类，二十一小类，较为客观地揭示“敦煌文”作品的全貌。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在萧统所生活的时代，“小说”文体还没有真正发展成熟起来，所以《文选》中也没有“小说”一体。有些学者将“小说”也归入散文的范畴。如著名学者陈尚君先生在整理《全唐文》作品时，将“小说”也作了收录，如《全唐文补编》卷六五收入白行简《李娃传》。陈先生在该书《前言》“文的体认”中指出：“今人一般所称的唐人小说，……《全唐文》已收李公佐《谢小娥传》、沈亚之《异梦录》《冯燕传》，《全唐文拾遗》已收沈既济《枕中记》，其他十余篇不收，是否能有恰当的标准呢?没有。……为划一体例计，本书均予收录。”陈先生《全唐文补编》中所收录的“小说”一体，可以进一步扩大我们对“敦煌文”文体分类的认识。按照陈先生的划分，敦煌遗书中的“小说”文类，似亦可以归人广义的“敦煌文”之中。而李明伟先生《敦煌文学中“敦煌文”的研究和分类评价》一文也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敦煌遗书里带有故事性的小说等”也属于敦煌文的新看法。此外，周绍良先生还将一些特殊的文体，如“儿郎伟”等首次作了研究，并单列为一种文体。笔者为此也作过专门探讨，认为“儿郎伟”也可以归入到“敦煌文”的文类范围。
而结合敦煌文献中“敦煌文”作品的实际情况，参照《文选》等文体理论典籍的文体划分标准，同时吸收周绍良、颜廷亮先生等人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敦煌文”主要包括：诏、敕、论、序、题跋、表、疏、书、启、状、问答(语录)、传、碑、墓志铭、邈真赞、功德记、游记、箴、铭、儿郎伟、祭文、帖、牒、契约，录、书仪、释门文范等二十七种文体，如果加上小说，则为二十八种。在周绍良二十一种的基础上，将诏、敕、问答、序四类文体新增进去，而将周先生的“文”类用“释门文范”取代，把“说”“颂”二体去掉，并把周先生的“记”类文体再次分为功德记、游记两类，“铭”类文体再分为“墓志铭”与“箴铭”之“铭”两类。同时考虑到在敦煌文献中，“序”与“题记”(题跋)还是存在一定的区别，因而将二者单列。
总而言之，确立“敦煌文”概念的有无，以及划分“敦煌文”文类的标准，都不能简单依据后世甚至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考量，而应该把它们置之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文学的总体状况之中。这样，得到的结论将相对更为客观。众所周知，在我国古代文学中，诗歌与散文一向被视为“文学正宗”，影响很大。如果在敦煌文学中，不立“敦煌文”一类，显然与这一历史事实是不相符合的。通过研究我们知道，敦煌遗书中的“敦煌文”作品不仅文体丰富，而且数量众多。其数量之多，大约占敦煌文学作品总量的一半以上。换而言之，如果不重视这些“敦煌文”作品，不承认“敦煌文”这个概念或提法，那么敦煌文学作品的数量将在总体上减少一半以上。由此可见，相较于敦煌变文、敦煌诗歌、敦煌曲子词来说，敦煌文的整理与研究，更亟待我们的努力，深入挖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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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赵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