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一、 前言
学术论著或论文，大抵兼含两个要素：其一，为论点陈述和材料排比；其二，材料如何取得？全文如何组织？文本如何进行诠释解读？这是方法学的问题。研究方法的讲求，正是学术论著的重要利器。譬如，你想拍打苍蝇，瞄准头部前方，就是正确方法。你想了解人际关系的间隔，如果你知道“六度分隔理论”（sixdegree of separation），明白“地球上任两人，经6.6人就产生关连”，对于政治动员、募款餐会、天灾救助，以及失踪协寻，就增多一项判准的方法（胡立宗编译《地球上任两人，经6.6人就产生关联》，《自由电子报?国际新闻》2008年8月3日）。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是工具之学，也有这种妙用。
2010年4月25日，台湾北二高速公路七堵段发生有史以来首宗走山事件，瞬间堆积40万吨土方，长达两百公尺，活埋三辆轿车。高速公路局发动数十辆怪手，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开挖与抢救。资深土木工程师顾垂统、任台军质疑：“采用如此缓慢且笨的方法来进行黄金抢救”，这样救灾，是不是错了？专家建议：“一开始就应该调派大型堆土机，如D8、D9、D10，在现场以接续方式往南北两方之高速公路路面上堆积土方”；“可南北向摘自：毕业论文提纲格式www.808so.com
推出一百公尺，东西向再推出五十公尺，以利百余辆砂石车同时清运土方”。怪手和堆土机，工具不同，成效也就不一样：“怪手，是挖沟、挖洞、挖井的机具；而堆土机则可快速推去大片积土”；“怪手是点的施工，充其量是线的挖掘；而堆土机一开始是面的施工，进而成为体的土壤清除。”如今在人命关天的黄金抢救时间，要尽快清除40万吨土方，运用何种机具最有效率？不言可喻。可见工具方法的选用，经由比较筛选，总以因事制宜为依归。
胡适之先生作为学者或思想家，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影响深远。胡先生治学所以能独辟蹊径、卓荦不群，主要在其“方法的自觉”，以及终生标榜的“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亦即得力于胡先生提倡的“科学方法”（陈平原《胡适的文学史研究》，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所谓方法，即是得自杜威启益的“实证思维术”（杜威的《思维术》，认为有系统的思想，必须通过五个阶段：其一，疑难的境地；其二，指出疑难所在；其三，假设解决方法；其四，决定何者有效；其五，把大胆选择的假设，小心地证明出来。参考季羨林《胡适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谈读书治学》，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胡先生曾言：
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新月》1卷9号，1928年11月，《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
胡适先生受其师杜威影响，提倡“实证思维术”，所谓“方法”，即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法，即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科学方法；所谓“拿出证据来”的“实验主义”，即是胡先生力行提倡，金针度人的法宝。胡适借用赫胥黎之言云：“只有那证据充分的知识，方才可以信仰。凡没有充分证据的，只可存疑，不当信仰。”尼采说“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以实证方法作研究，的确较易开创发明，至少能够推陈出新（王炜《胡适及其实用主义哲学》，刘青峰编《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转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方法之学，历来颇受重视。除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杜维运《史学方法论》（杜维运《史学方法论》，三民书局1997年版）外，日本中村元《中国人之思维方法》（［日］中村元著，徐复观译《中国人之思维方法》，台湾学生书局1995年版），亦值得参阅。为阐明方法学之重要、“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经学研究室执行经学研究计划，举办“乾嘉学者的治经方法”学术研讨会，并发表十六篇论文，出版论文集（蒋秋华主编《乾嘉学者的治经方法》，“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经学研究室2000年版），作为推广借镜之资。台湾大学执行教育部卓越研究计划，出版“东亚文明研究丛书”，其中，李明辉编《儒家经典诠释方法》；子安宣邦著、陈玮芬译《东亚儒学：批判与方法》；郑吉雄、张宝三合编《东亚传世汉籍文献译解方法初探》（原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出版，其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获得授权，出版“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都属于方法之论著。相关之专业领域，固然宜取法借镜，其他非属领域，亦可提供“他山之石”之触发与参考。毕竟文史不分家，文哲又何尝可以绝缘？
申请研究计划，要求叙述研究方法；撰写博硕士论文、升等论文，审查者也很想知道：作者究竟是采用什么研究方法，获得学术成果的。长久以来，学界存在一个认知的误会：或将研究步骤当方法，或把写作过程当方法，全都似是而非，不得不辨。限于篇幅，本文论述较重要之研究方法四种：归纳法、比较法、假设法、学科整合法；而以“本来面目与借镜西方”押尾，作为方法学之省思。
二、 归纳法之运用及其局限
王国维解读出土文献，提出纸上遗文和出土文献相互发明之二重证据法；有学者主张外加田野调查或文化人类学等方法，交相运用，称为“三重证据法”（潘树广《古代文学研究道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第八章《二重证据法与三重证据法》，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同样是中国哲学史，胡适之用科学方法整理，冯友兰用逻辑分析法论述。方法不同，而各有千秋。一般科学研究，都用归纳法：科学家从观察自然现象开始，从中找出类型，再将此类型普遍化，造成一“定律”，或“原理”，然后实验来检验此一定律，是否可以成立。“我不杜撰假说”，这是牛顿的名言；换言之，万有引力定律，断然不是从“大胆假设”得来的。牛顿在《光学》中自道其研究方法：“在研究困难的事物时，总是应当先用分析的方法，然后才用综合的方法。这种分析法，包括实验和观测，以及通过归纳法从中作出普遍的结论。”（金克木《文化卮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这就是牛顿研究科学的方法。无论归纳法或演绎法，只要成效良好，有助于研究成果之圆满提出，都可以斟酌运用。归纳与演绎，是极重要、最普遍之研究方法。学术研究与论文写作，是持续性、系列性论证之过程；演绎法之论证，“被要求为结论的真提供决定性基础”；归纳法论证，指前提对结论之支持是或然的，或者说结论盖然为真。不过，归纳法之运用，有其局限，梁启超早有提示，亦不可不知（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极力主张运用归纳法，以建设新史学。后来发现：“这种研究法的效率是有限制的！”“因为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至今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史家的工作“专务求‘不’共相”，所以，归纳法可用来整理史料，却无法考求“历史其物”。详参氏作《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清代乾嘉学者研究考据学获得巨大的成就，最常使用的治学方法便是形式逻辑中的归纳法（欧文?M.柯匹［Irving M. Copi］、卡尔?科恩［Carl Cohen］著，张建军、潘天群译《逻辑学导论》第十二章《因果连接：实验探求的密尔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归纳法的操作程序，从广泛搜集数据，到进行梳理排比，经过比较分析，然后得出结论。态度较客观，步骤较科学，所以结论也比较可信。如顾炎武《日知录》、阎若璩《潜邱札记》、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赵翼《陔余丛考》、姚鼐《惜抱轩笔记》、俞正燮《癸巳类稿》、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王引之《经传释词》、王念孙《经义述闻》等等，都是从积累材料、整理、排比，然后进行归纳，提炼论点，所以获得许多颠扑不破的学术真理，令人信服（周勋初《当代治学方法的进步——以归纳法、假设法为重点所进行的探讨》，《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北京大学漆永祥教授撰《论中国传统经学研究法——古书通例归纳法》；蒋秋华《乾嘉学者的治经方法》（上）（“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0年版），论述乾嘉学者治经使用归纳法以得通例者，如戴震校《水经注》，卢文弨辨古书行款，段玉裁考汉儒旧注、凌廷堪著《礼经释例》、顾广圻校读《毛诗》、《释名》、《易林》，洪亮吉校《石经》，王念孙、王引之《读书杂志》、《经义述闻》之发疑正误，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之集大成，皆是。同时，提出乾嘉学者运用归纳法以得古书通例，存在“以例为非例”，及“以非例为例”之缺失，值得吾人参考与借镜。
归纳法之运用，在排比大量同类性质的材料，进而对考证对象得出一普遍性之认识。清初顾炎武著《日知录》，已自觉使用归纳法，开启乾嘉历史考证学之先河。赵翼《廿二史札记》运用归纳法，抽象出史学批评，如通过《汉书》与《史记》相关篇章书法异同、篇章分合、名号出入、载记有无，以见《史记》、《汉书》“审定去取”之不同（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一《史汉不同处》，乐天出版社1971年版）。又有运用归纳法，进行史事评论者，如《汉史立功绝域》一文，列举傅介子、段会宗、常惠、甘延寿、陈汤、冯奉世、冯嫽、班超、班勇诸汉使，出使西域事迹，得出“汉之威力，行于绝域，奉使者亦皆非常之才”之结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汉史立功绝域》，乐天出版社1971年版）。《东汉宦官》一篇，胪列光武中兴、和帝践阼、邓后临朝、窦后临朝、何后临朝任用宦官，危害家国之事实，采用归纳手法，排列同类事件，综合论述，于是得出“国家不能不用奄寺，而一用之，则其害若此”之结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宦官》，乐天出版社1971年版）。《借荆州之非》一文，考证《三国志》注引《江表传》和《鲁肃传》，讨论所谓刘备向孙权借荆州之说，列举大量事实，归纳出三条证据，得出“借荆州之说，出自吴人事后之论，而非当日也”之断谳（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七《借荆州之非》，乐天出版社1971年版）。由此观之，排比史料，以类相从；提要钩玄，厘出条例，归纳法用于考据，以充分事证为主要诉求，故有一定之说服力。
钱大昕著有《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长于从大量的、个别的和特殊事例中，归纳出一般性、普遍性之论证，进而提出研究心得和考证结论。如对于上古音之研究，提出“古无轻唇音。凡轻唇之音，古读皆为重唇”，于是列举古书古注之异文、古读、古文、古字、古语、今文、声转、音转、音同、读如、读若、读为、通读、反切、俗谓、方言、正音、亦作、一作、又做、引作、本作之伦，作为论说之证据，例证凡63则（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古无轻唇音》，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为结论的正确提供了颠扑不破之佐助，于是得出“古无轻唇音”之宏论。钱氏读书得间，善用归纳之法治学，故其说可信。又如有关齿音舌音之古今音变迁，钱大昕援引大量先秦两汉六朝古籍，考证唐宋字书、韵书、传注、笺疏，就古代文献、音书、方言，说其古音、今音、同音、音近、声近，考察其古读、读如、读为、亦读、反切、音如、韵部，探究其或作、或为、当为、训为、转写、转音，例证凡28则，言之凿凿，考而后信，于是总结归纳其说，揭示于首段曰：“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知澈澄三母，以今音读之，与照穿床无别也。求之古音，则与端透定无异。”（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台湾商务印书馆19摘自：毕业论文答辩流程www.808so.com
67年版）由于有充分之文献资料为论证，其说遂颠扑不破，已成探论上古音与中古音之信赖原理。对于历史考证，钱大昕亦长于用归纳法，得出结论，如《廿二史考异》之《汉书?五行志》条，驳斥严师古《注》曰：“此《志》凡称史记者，皆谓司马迁所撰也。”于是列举《史记?周本纪》、《陈涉世家》，《汉书?艺文志》、刘知几《史通?六家》，以及《国语》所叙，谓古者列国之史，俱称史记；“则班《志》所云史记者，非专指《太史公书》矣”（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七《汉书二?五行志中之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有理有据，其说可信。
清王引之《经义述闻》，为经义训解之宝典，多采归纳法治学。阮元为《经义述闻》作序，称其父王念孙之治经，“诸说并列，则求其是；字有假借，则改其读”，盖运用比较法、归纳法，以得经义之真解者。《经义述闻》第三十二，有“通说”十二条，最可见王引之治学运用归纳法之工夫。以《经文假借》一文为例，全文共条举139则，这些都是“本字见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此种经文假借，可称有本字之通假。如果“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王引之《经义述闻》，台湾中华书局1981年聚珍仿宋版《四部备要》影印本）。此乃归纳近140则经义训解，得出之训诂条例。此一训诂通例，实得自庭训之真传，王念孙曾言：“训诂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王引之《经义述闻》之《叙》，台湾中华书局1981年聚珍仿宋版影印本）这种“因声求义”之通则，盖归纳数百例行文措词现象得来，经由王引之《述闻》之发扬，运用范围更加扩大，或以校讹误，或以破假借，或以明连语，或以考物名，或以求语源，或以通转语，或以释虚词（庄雅州《论高邮王氏父子经学著述中的因声求义》，蒋秋华主编《乾嘉学者的治经方法》），不一而足。梳理数十百个个案事例，提要钩玄，异中求同，而得其普遍之通则或凡例，此谓之归纳、综合法。乾嘉学者研经考史，颇得力于此法，值得借镜参考。修辞学之专著，两岸三地在一百种以上。九成五以上，都是修辞格之介绍和举例而已。辞格之多少，条目之分合，往往为关注之焦点；大多只论锻句、炼字，少部分尚说篇法与章法。要之，多重分门别类述说，未作归纳总摄。黄永武先生撰写《字句锻炼法》，独辟溪径，别出心裁，将修辞学视为“文学批评的工作”，“梦想把笼统无益的文学清谈，变成体系化、条例化的结构；梦想让源于：毕业论文致谢怎么写www.808so.com
体系条理像数学，解析文辞像音乐”；因此，“就构想能写一本以修辞的效果作为分类的修辞学”（黃永武《字句锻炼法》增订本《序》）。以“修辞的效果”谈修辞学，此种特识，堪称绝无仅有。譬如，《怎样使文句灵动》归纳出示现、比拟、曲譬、存真、曲折、微辞、吞吐、含蓄、往复、翻叠十种修辞格。《怎样使文句华美》，归纳出协律、俪辞、衬映、回文、用典五种修辞格。《怎样使文句有力》，归纳出夸饰、呼告、叠叙、重复、排比、直陈、节短、凝炼、层递、联锁十种修辞格。《怎样使文句紧凑》，归纳出顶真、跳脱、突接、截断四种修辞格。《怎样使文句变化》，亦归纳出倒装、参差、变换、错综、互文、省笔六种修辞方式。《运字法》，提出十三式；《代字法》，罗列廿三式等等。揭示条例，强调方法，度人以金针，堪称功德无量。既提供文学评论之解读视角，而有功于文学理论或作品之研究；对于文学教学、文学创作，颇有所佐助与启益。《字句锻炼法》与其他修辞学专著之最大不同，只在长于作归纳之工夫，遂蔚为一枝独秀之论著。
归纳法从排比材料，分析归纳，到提炼论点，其间存在取舍定夺的问题。如果材料填塞，不知割爱；或者不能删繁就简，去芜存菁，将流于单调沉闷，细碎平淡，就会出现“只见材料，不见观点”之缺失，这就造成归纳法治学的局限。改善之道，在穿插运用演绎等方法，相济为用。史学家陈寅恪研究中古史与唐史，如天师道世家对政治的影响，关陇集团的形成等等，自然也是搜集了许多同类的例证，排比分析之后，总结出结论的。“但陈氏的研究方法，已不限于归纳，这里还穿插了演绎等方法，从而使研究工作显得很丰富多样”。周勋初先生曾举《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论牛李党争为例，由于“考察这一社会问题，情况复杂，显然不能靠排比材料，观察其表面现象所能解决”。能相机审慎采用其他方法补强，反而能强化自己的新见，使之更加圆通完满（《清代学者使用归纳法治学的局限》，蒋秋华主编《乾嘉学者的治经方法》）。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参酌运用，庶几得之。
（作者单位：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