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人口变动；经济增长；定量影响
1000-4149（2013）06-0010-09
一、引言
近年来，各国政府越来越关注未来人口趋势及其可能带来的宏观经济后果。全球最主要的人口趋势是人口老龄化，并且在相当一部分国家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甚至是总人口规模的减少。无论是欧盟还是联合国的预测都显示，2020年以后欧洲人口规模的绝对额将开始下降，并且到2050年每三人中就有一位是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在中国，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10年后人口老龄化速度将加快，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将从2010年的887%持续提升到2050年的256%，老龄化的进程将持续到2075年左右，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30%的最高点数据来源：UN DESA/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2。文中采用的是基于中等变差的人口预测值。。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3年达到983亿的顶峰，继而下降，且劳动力内部的老化也非常严重[1]。
国内外很多研究成果都表明，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迈德鲁尼（Maddaloni）等人[2]以索罗（Solow）的增长核算模型[3]为基础，将实际GDP增长分解为三个要素，即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劳动生产率提升及劳动力利用的增长，并且对欧洲和美国人口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1961～2005年，美国人口要素的变化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要比欧洲大得多，美国为40%，欧洲为19%。同时，人口要素对欧洲实际GDP增长的贡献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而美国由于积极的移民政策，其人口要素的贡献则基本保持稳定。其后，阿姆兰（Amlan）等人利用类似的研究框架，对美国、日本、法国、英国、韩国和土耳其六国进行GDP增长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是GDP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中，1974～2008年，美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达到427%，而日本同期则为126%[4]。李（Lee）等人及布伦（Bloom）等人所做的非常重要的针对多国历史数据的研究都表明，人口红利确实存在[5～6]。
针对中国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但以定性研究居多，基本结论为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7～8]。在相关的定量研究中，由于采用的策略不同，结果差异较大。里斯（Lees）等人把中国的经济增长归结为劳动力流动、市场发育产生的效率、外贸和技术引进，以及国内投资和外资引进等四个方面的贡献，其对年平均92%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贡献度分别为30%、13%、43%和13%[9]。世界银行估计，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可以解释17%的中国经济增长[10]。蔡昉等人[11]利用劳（Lau）等人[12]和李坤望[13]的模型，将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分解为三个贡献要素，即物质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利用道格拉斯函数的变换形式，采用回归策略得到劳动力对1982～1997年GDP增长的贡献率为2371%。王丰等人通过考察年龄变动对生产和消费的影响，对1982～2000年人口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作用做出估算，认为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5%左右[14]。王金营等人考察了1978～2007年劳动负担比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在过去30年里劳动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15]。虽然诸多研究成果表明人口要素变动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但是由于采用的策略不同，研究结论中人口要素的贡献度有较大差异。
本文采用历史增长核算法，对人口变化要素进行分解，目的是考察1991～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劳动力利用效率及劳动生产率各要素变化对中国实际GDP增长的贡献。本文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人口变化要素进行了可测量的细分，如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变动、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变动等，使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再是一个笼统的“人口要素”或是“人口红利”概念，而是具体的可预测、可预警、可提前政策干预的指标，使政策倡议更有针对性。
二、理论框架和数据策略
在人口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中，大部分是基于各种模型，其优势在于可以对增长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予以明确考虑，然而这种策略的不足在于模型结果严重地依赖于模型本身是如何建立的。不同研究者选取的变量以及对变量及变量关系的界定都可能有很大不同，这导致模型结果差异较大，很难被评估。本文将从增长核算的角度，计算经济增长各要素的贡献，尤其是人口要素的贡献。增长核算理论框架的优势在于中国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量化相关论文由www.808so.com收集不依赖关于行为和技术函数的特别假设，模型结果比较稳定。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现代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通常可以分解成一些贡献要素，并建立了增长核算模型[16]。196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利用此模型及改善的模型分析一些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素。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凯瑞（Carre）等人对法国的研究[17]，马修（Matthews）等人对英国的研究[18]，莱恩斯（Lains）对葡萄牙的研究[19]，及麦迪森（Maddison）对美国和欧洲的研究[20]等。利用这样的分析框架，迈德鲁尼（Maddaloni）等人分析了199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发现有利的人口要素能解释至少1/3的经济增长[21]。本文采用迈德鲁尼等人[22]的分析框架，将经济增长分解为三个要素，即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劳动生产率提升及劳动力利用率的增长在迈德鲁尼等人的分析中，Labor Utilization是用总劳动时间除以工作年龄人口，但由于无法取得中国总工作时间，所以这里用实际工作人口代替。。这里，以GDP增长代表经济增长，劳动年龄人口采用的是15～64岁口径，劳动生产率是用实际GDP除以就业人口数，劳动力利用效率是用就业人口数除以劳动年龄人口来计算。如此，就有如下公式：GDP=（GDP/EW）LP*（EW/WAP）LU*（WAP/TP*TP）DF（1）其中，EW（Employed Workers）表示就业人口数，WAP（Working Age Population）代表劳动年龄人口，TP（Total Population）表示总人口，LP（Labor Productivity）代表劳动生产率，LU（Labor Utilization）代表劳动力利用效率，DF（Demographic Factor）表示人口因素。1.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特征、趋势分析
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劳动生产率通常是用实际GDP除以总工作小时数计算得来[23～24]。然而，由于我国只在2000年以后才对工作时间进行统计，而且统计口径还发生了变化。在2006年及以前统计的是非农行业的周平均工作小时数，该指标从2000年的466小时下降到2006年的454小时，年平均下降05%；2006年及以后采用城镇就业人口统计口径，周平均工作小时数从2006年的473小时下降到2009年的447小时，到2011年又上升到470小时。鉴于2000年前并无工作时间统计，2006年统计口径又发生了变化，统计数据稳定性较差，更重要的是占劳动力总量近40%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的工作小时数没有统计，所以本文采用2000年不变实际GDP（美元）除以就业人口数来界定劳动生产率，这里暗含的一个假设是就业人口的人均劳动时间不变。但事实上，全球人均劳动时间有减少的趋势。迈德鲁尼等人的研究表明，欧洲在1980～2005年，每个劳动者平均工作小时数年增长率平均为-05%[25]，这与我国在2000～2006年统计的非农行业人均工作小时数年均下降05%是一致的数据来源：2008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鉴于此，本文假定1990～2000年间工作小时数不变，2000～2011年工作小时数年均下降05%，并以此来校正劳动生产率历年的变化。从校正过的劳动生产率变化上看，中国1990～2011年该指标一直保持平稳高速增长，从1990年平均每个就业人口实际GDP值（2000年不变）709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4845美元，增长了7倍。从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上看，1991～2011年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均值为96%。图11991～2011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及增长率变化期间有两个高峰时段，一个是1992～1995年，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均值达到119%；另一个是2005～2007年，均值为121%。若以2000年为分界线，从1991～2000年，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均值为92%，2001～2011年则为100%。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分阶段看，后一阶段比前一阶段劳动生产率增长要快，但是最近几年增长率明显放缓，具体见图1。
2.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变化特征、趋势分析
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通常是用总工作时间除以劳动年龄人口数得到劳动力的利用效率[26～27]，但由于上面提到的理由，所以这里同样使用实际就业人口规模替代总工作时间，且依据上面提到的原则对劳动力利用效率进行调整。从绝对值看，中国的劳动力利用效率总体是比较高的，但有下降趋势。1990～2011年中国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均值是805%，分阶段看，对比1991～2000年和2001～2011年的数据，我国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均值从834%下降到776%，见图2。
4.实际GDP的变化特征、趋势分析
在考察完实际GDP各影响因素的变化后，我们来考察1990～2011年间按2000年不变（美元）计算的实际GDP的增长情况，见图4。从总额来看，我国GDP从1990年的4446亿美元稳步增长到2011年的35479亿美元，增长了近7倍。但是从长期看，笔者认为是GDP的增长率而不是水平对未来的影响更大，所以本文不仅给出此期间历年中国实际GDP的变化情况，更加关注同期实际GDP的增长率变化。1991～2011年我国实际GDP年增长率的均值达到了104%，这期间我国经历了两个GDP高速增长的阶段，即1992～1996年和2003～2007年。在这两个时期每年GDP的增长率都图41990～2011年中国实际GDP额及年增长率变化
注：按2000年不变（美元）计算。超过了10%，其中1992年和2007年达到142%的历史高位。1992年开始，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初现，非国有部门发展迅速，大量隐性失业人口得到就业，劳动力的实际利用效率得到提升，同时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有利态势，GDP增长迅速。1992～1996年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244%。1996年以后，由于经济过热，国家提出经济软着陆。从1997年开始，国家开始对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大批国有企业进行重组与改制，产生大量下岗职工，GDP增长放缓。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需对经济产生强烈拉动，而此时劳动中国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量化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808s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年龄人口以每年1300万～1400万的速度增长，产生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为经济增长创造了良好的内外环境。2002年以后，我国开始新一轮的强劲经济上涨，2003～2007年，我国年GDP增长率平均为1166%。2008年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出现下滑态势，为避开经济硬着陆，我国出台了强有力的刺激计划，经济发展在全球率先复苏，GDP增长率波动较小。如果从1991～2000年以及2001～2011年两个阶段看，中国经济增长运转基本平稳，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的大起大落不同，这两个阶段我国实际GDP的年增长率均值在2000年以前为105%，2001年及以后为104%。
四、1991～2011年中国实际GDP额及年增长率变化
1.劳动生产率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度及趋势分析比较这三个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如前所述，1991～2011年我国实际GDP年增长率均值为1041%，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度是9220%，见表2。分阶段看，在1991～2000年，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贡献度为8814%，而2001～2011年则大幅升至9591%。这一方面是由于劳动生产率在2001～2011年增长更快，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劳动力利用效率在2001～2011年表现出更高的负增长，这样就使得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度相对增加。虽然中国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度在1991～2011年超过了90%，但这一结果与国外同类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在迈德鲁尼等人对欧洲国家的研究中，从1961～2005年，欧洲国家总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度更高达103%，劳动力利用效率的贡献度为-22%，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贡献度则为19%[29]。
2.劳动年龄人口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度及趋势分析
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大驱动力。从1991～2011年整个时期来看，其增长率的均值为126%，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度为1211%。因为研究的时期不同，采用的策略不同，这一研究结论比以往关于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的研究结论略低[30～32]，但与国际类似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如阿姆兰等人对同样处于人口红利期的韩国进行研究，发现在1970～2008年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1176%；分阶段看，在1991～2000年，该贡献度为1237%，到了2001～2011年，略微下降至1186%[33]。
如果将劳动年龄人口要素分解为总人口及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这两个要素，则可以更为明确地计算得到总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81%，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45%，这两个要素构成了劳动年龄人口126%的年平均增长率。可见，这期间，总人口的增长能够解释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2/3，而人口结构的变动能够解释1/3。这样的一个拆分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我国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动趋势。
以同样的分析框架来预测未来的情况，从当前到2020年的短期来看，总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为正，在总和生育率为16的假设下，预计将会使经济年平均增长032个百分点；但是这期间人口年龄结构要素对经济的影响将为负，预计使实际GDP增长率年平均降低061个百分点。总体上看，2012～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变动将使实际GDP增长率年平均降低029个百分点。2020年以后，人口总量及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都将逐渐加深，直到2040年左右。2040年以后人口年龄结构的负面影响将会得到极大缓解，但是由于人口总体规模将持续下行，人口总量的负面影响还将继续加深。总体看，如果预测到2050年，人口总量的变化将使实际GDP年增长率下降022个百分点，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将使其下降044个百分点，总计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下降将使实际GDP增长率每年下降065个百分点。
3.劳动力利用效率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度及趋势分析
1991～2011年中国劳动力利用效率体现为负增长，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度为-492%。分阶段看，1991～2000年贡献度为-147%，2001～2011年为-808%。这一研究结论与国际同类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迈德鲁尼等人对欧洲1960～2005年期间进行研究，结论是劳动力利用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2%[34]。人们对闲暇的追求（人均工作时间变短）以及教育程度（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提高是劳动力利用效率下降的主要理由。事实上，劳动力利用效率的下降在世界范围是一种普遍趋势，未来在中国也将进一步下降。
五、主要结论和启迪
1.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中国过去20年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1991～2011年，中国实际GDP的年增长率均值为1041%，其中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均值达到了960%，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9220%，是同期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贡献要素。从未来趋势上看，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将放缓。
2.劳动力利用效率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为负
1991～2011年，中国劳动力利用效率体现为负增长，对同期实际GDP增长的贡献为-492%。人均工作时间变短以中国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量化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808s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及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是劳动力利用效率下降的主要理由。从趋势上看，人均工作时间及劳动参与率也将进一步下降。
3.未来人口变化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且程度逐步加深
对未来人口变化的预测表明，2013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对未来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且程度逐渐加深，直到2040年以后将大大缓解。而人口总量的变化短期内仍将对经济发展产生正面影响，但是到2020年以后，将开始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且程度逐渐加深，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没有逆转的趋势。2012～2050年，总人口对实际GDP年增长率的影响为-022%，要低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044%），但放眼到2050年以后，从趋势上看，人口年龄结构的负面影响会逐渐消失，但如果人口总量持续减少，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则是长期的。
4.我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
考察影响实际GDP增长的三个因素的历史变化和趋势，可以看到劳动力的利用效率多年来都为负值，意味着其对经济发展作用为负，从趋势上看，负值有加大的趋势。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是过去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但是2013年将是可预计的几十年中最后一个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的一年，从未来的趋势上来看，其将对经济发展产生越来越严重的负面影响。而第三个要素——劳动生产率，虽然一直保持较高的正向增长，但从增长率上看现今却有明显的下降趋势。由此可见，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必定会下降。但其波动幅度应小于改革开放初期，基本上会保持平稳运转。中国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量化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GetFullDomain},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