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竹林七贤；优劣之争；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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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之说虽然始于西晋，但西晋时期并无竹林七贤优劣之评。究其原因，是西晋时期竹林七贤之说并不是很流行，而且山涛、王戎都是西晋重臣，尤其是王戎，到西晋末年才去世。按照盖棺论定的传统，王戎去世之后，特别是进入东晋以后，有关竹林七贤的评价才逐渐成为人们的话题。竹林七贤优劣之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拉开序幕的。梳理分析东晋以来有关竹林七贤优劣的争议，探讨相关争议的文化意蕴，将有助于增进对竹林七贤的全面了解，有助于客观地认识和评价竹林七贤，且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一、竹林七贤优劣之争的缘起竹林七贤之称流行之前，史传已有一些有关阮籍和嵇康的记载和评价。嵇康的兄长嵇喜著有《嵇康传》，最早对嵇康作出了评价：
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以为神仙者，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致，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若安期、彭祖之伦，可以善求而得也。著《养生篇》，知自厚者所以丧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撰录上古以来圣贤、隐逸、遁心、遗名者，集为传赞，自混沌至于管宁，凡百一十有九人。盖求之于宇宙之内，而发之乎千载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①
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对阮籍和嵇康的生平行实有简要记述，其记阮籍云：“瑀子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官至步兵校尉。”记嵇康云：“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②此外，西晋阴澹最早提出了竹林七贤之说：“谯郡嵇康与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友善，号竹林七贤。皆豪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③然而，这只是有关阮籍、嵇康的简摘自：毕业论文范文格式www.808so.com
略记载，并不涉及竹林七贤优劣的问题。
迄于东晋，孙盛的《魏氏春秋》对以阮籍和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多所记载。其“嵇康寓居河内，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向秀、藉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曰七贤”④一段记载，常为研究者所征引。其他有关竹林七贤的记载，或是记载某个人的事迹，或是就某一事件发表评论。如其记阮籍云：“阮籍幼有奇才异质，八岁能属文。性恬静。兀然弹琴长啸，以此终日。”⑤裴松之《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对阮籍的记载，实可视为阮籍小传，为《晋书·阮籍传》提供了蓝本：
籍旷远不覊，不拘礼俗。性至孝，居丧虽不率常检，而毁几至灭性。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得与言。昶叹赏之，自以不能测也。太尉蒋济闻而辟之。后为尚书郎、曹爽参军，以疾归田里。岁余，爽诛。太傅及大将军乃以为从事中郎。后朝论以其名高，欲显崇之。籍以世多故，禄仕而已。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遂纵酒昏酣，遗落世事。尝登广武，
收稿日期：2012—07—20
*基金项目：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竹林七贤集〉辑考及研究》（09BZW02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卫绍生，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郑州450002）。
观楚汉战处，乃叹曰：“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乎！”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籍少时尝游苏门山，苏门山有隐者，莫知姓名，有竹实数斛，臼杵而已。籍从之，与谈太古无为之道，及论五帝三王之义。苏门生萧然曾不经听。籍乃对之长啸，清韵响亮。苏门生逌尔而笑。籍既降，苏门生亦啸，若鸾凤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苏门先生之论，以寄所怀。其歌曰：“日没不周西，月出丹渊中。阳精蔽不见，阴光代为雄。亭亭在须臾，厌厌将复隆。富贵俯仰间，贫贱何必终！”又叹曰：“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籍口不论人过，而自然高迈，故为礼法之士何曾等深所仇疾。大将军司马文王常保持之。卒以寿终。⑥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孙盛《魏氏春秋》不仅记述竹林七贤事迹，而且还对竹林七贤作了对比评价。如：“山涛通简有德，秀、咸、戎、伶朗达有俊才。于时之谈，以阮为首，王戎次之。山、向之徒，皆其伦也。”⑦孙盛所谓“于时之谈”，指的是当是东晋初年，因为王戎逝世于西晋末，倘时人对竹林七贤排座次，理应在王戎去世之后。在时人看来，阮籍应置于竹林七贤之首，其次是王戎，再次才是山涛等人。有意思的是，这里仅提到了阮籍等六人，而没有提及嵇康，不知是否因为嵇康被司马昭杀害而有意疏忽，还是出于其他原因。虽然如此，孙盛的评论还是值得充分重视，因为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关于竹林七贤优劣的评论。
但是，竹林七贤优劣的话题却是孙盛之后挑起的。《世说新语》载：“谢遏诸人共道竹林优劣，谢公云：‘先辈初不臧贬士贤。’”⑧虽然刘孝标根据孙盛《魏氏春秋》的有关记载，指出“若如盛言，则非无臧贬。此言谬也”⑨，认为孙盛对竹林七贤已有褒贬，但竹林七贤优劣的话题，是由谢玄等人挑起，则是毫无争议的。孙盛是东晋人，约生于西晋惠帝永宁二年（302），卒于东晋孝武帝宁康元年（373），而谢玄（乳名遏）则生于晋成帝咸康八年（343），卒于晋孝武帝太元十三年（388）。孙盛生活时代早于谢玄。但孙盛撰写《魏氏春秋》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且其评论阮籍等人时有“于时之谈”之说，那么，其“于时之谈”是否指谢玄等人，或者是包括谢玄等人呢？假如包括谢玄等人，则孙盛《魏氏春秋》和《世说新语》的记载也就不矛盾了。稍后于孙盛的戴逵著有《竹林七贤论》，专门记述竹林七贤事迹，并对竹林七贤进行评论。如下几段文字，可以看出《竹林七贤论》记事论人的基本风格：
阮咸字仲容，籍兄子也。诸阮前世皆儒学，内足于财。唯藉一生，尚道弃事，好酒而贫。旧俗七月七日，法当晒衣。诸阮庭中烂然，莫非绨锦。咸时总角，乃竖长竿，摽大布犊鼻于庭中，曰：“未能免俗，聊复尔尔。”⑩
王戎患为三公，卒尔私行，巡省园田，不从一人，以手巾插腰。戎故吏多大官，相逢辄下道避之。
鬲令袁毅为政贪浊，赂遗朝廷，以警虚誉。遗山涛丝百斤，众人莫不受。涛不欲为异，乃受之，命内阁悬之梁，而不用也。后毅事露，令吏治涛所，涛于梁上下丝，已数年尘埃，黄黑印如初摘自：毕业论文任务书www.808so.com
，以付吏。
约略与戴逵同时的袁宏著有《名士传》，记述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和中朝名士等三个名士群体的事迹。他还有一篇《七贤序》，分别对阮籍、嵇康和山涛作了评价：“阮公瑰杰之量不移于俗，然获免者，岂不以虚中荦节，动无过则乎？中散遣外之情最为高绝，不免世祸，将举体秀异，直致自高，故伤之者也。山公中怀体默，易可因任，平施不挠，在众乐同，游刃一世，不亦可乎？”
就现今所能看到的文献资料而论，无论孙盛、谢安还是戴逵、袁宏，对竹林七贤的评价多是片言只语。因此可以说，东晋时期，有关竹林七贤的评价虽然看似很热闹，但实际上只是开启了一个令后人感兴趣的话题。这个话题的真正展开，是在东晋以后。
二、竹林七贤优劣之争的深化
南北朝时期，政治斗争的险恶、朝代的更迭、偏安的现状以及南渡中原士族对魏晋时期经验教训的反思和总结，促使竹林七贤优劣之争的话题逐渐趋于深化，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开始触及。南朝宋颜延之作《五君咏》，不仅首开用诗歌评价竹林七贤之例，而且其评价偏重人生际遇和个性修养，触及到了阮籍等人的灵魂深处：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沉醉似埋照，寓辞类托讽。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阮步兵》）
中散不偶世，本是餐霞人。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立俗迕流议，寻山洽隐沦。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嵇中散》）
刘伶善闭关，怀情灭闻见。鼓钟不足欢，荣色岂能眩？韬精日沈饮，谁知非荒宴？颂酒虽短章，深衷自此见。（《刘参军》）
仲容青云器，实禀生民秀。达音何用深，识微在金奏。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虚觏。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阮始平》）
向秀甘淡薄，深心托毫素。探道好渊玄，观书鄙章句。交吕既鸿轩，攀嵇亦凤举。流连河里游，恻怆山阳赋。（《向常侍》）
颜延之对阮籍等五人的评价，着眼于学识修养、德行品格和人生际遇，不仅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且深入到了阮籍等人的精神世界，对每一个人都作出了较为中肯的评价。颜延之之所以能够从独特的视角评价阮籍等人，在于他所处的时代及个人经历与阮籍等人有诸多相似之处，有引为同调之意。沈约以为，颜延之“好酒疏诞，不能斟酌当世。见刘湛、殷景仁专当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务，当与天下共之，岂一人之智所能独了？’辞甚激扬，每犯权要。谓湛曰：‘吾名器不升当由作卿家吏。’湛深恨焉，言于彭城王义康，出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愤，乃作《五君咏》，以述竹林七贤。山涛、王戎以贵显被黜”，仅仅看到了政治方面的原因。沈约把颜延之创作《五君咏》的动机归结于“怨愤”，指出颜延之“咏嵇康曰‘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咏阮籍曰‘物故可不论，涂穷能无恸’，咏阮咸曰‘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咏刘伶曰‘韬精日沈饮，谁知非荒宴’，此四句盖自序也”，认为颜延之是以阮籍等人的经历和感受自况，却是颇有见地。颜延之对竹林七贤的评价看起来互不相关，但他把阮籍等五人放在一起逐一评价，已经让人看出了竹林七贤优劣对比的端倪。
沈约在其所著《七贤论》中，则把阮籍等人置于魏晋之际“马氏执国，欲以智计倾皇祚”的特殊政治背景下进行评价：
嵇生是上智之人，值无妄之日，神才高杰，故为世道所莫容。风邈挺特，荫映于天下，言理吐论，一时所莫能参。属马氏执国，欲以智计倾皇祚，诛鉏胜己，靡或有遗。玄伯、太初之徒，并出嵇生之流，咸已就戮。嵇审于此时，非自免之运，若登朝进仕，映迈当时，则受祸之速，过于旋踵。自非霓裳羽带，无用自全，故始以饵术黄精，终于假涂托化；阮公才器宏广，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风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难，如为有涂。若率其恒仪，同物俯仰，迈群独秀，亦不为二马所安，故毁行废礼，以秽其德，崎岖人世，仅然后全；仲容年齿不悬，风力粗可。慕李文风尚，景而行之。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托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满终日，陶瓦尽年。酒之为用，非可独酌，宜须用侣，然后成欢。刘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饮客，山、王二公悦风而至，相与莫逆，把臂高林，徒得其游。故于野泽衔杯举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自嵇阮之外，向五人止是风流器度，不为世匠所骇。且人本含情，情性宜有所托，慰悦当年，萧散怀抱，非五人之与，其谁与哉？
在这段评价中，沈约把嵇康和阮籍相提并论，不仅指出二人在司马氏执国之时“志存保己”和“既托其迹，宜慢其形”之同，又对嵇康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上智之人”，“风邈挺特，荫映于天下”，阮籍则是“才器宏广”，但其“容貌风神，不及叔夜”。嵇阮优劣，在沈约笔下判然明矣。其对山涛、向秀、刘伶、王戎等人的评价，虽然着眼于借酒为迹，但同样看重他们的“风流器度”与“萧散怀抱”，认为七贤竹林之游是建立在“萧散怀抱”相同或相似的基础上。沈约在《七贤论》中将嵇康与阮籍进行比较，而把其他五人置于嵇阮二人之外；其评价既注重政治因素，更注重个人因素，并且与所谓的魏晋风流联系起来，视角更为开阔。其“自嵇阮之外，向五人止是风流器度，不为世匠所骇”之说虽然未必公允，却是以嵇阮为尺度，把竹林七贤分成了两类。值得注意的是，沈约对嵇阮优劣的评价，使得后世有关竹林七贤优劣的争议多集中在阮籍和嵇康二人身上，且视角多集中在政治评价和道德评价两个向度。
由于人们对竹林七贤放达不羁的印象特别深刻，所以在谈及竹林七贤的时候，人们关注的往往是他们放达的一面。如《世说新语》所载周顗对王导语就很有代表性：“周仆射雍容好仪形，诣王公。初下车，隐数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啸咏。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远希嵇阮？’”《北史》所载薛孝通对外兄语，可见竹林七贤放达之影响：“外兄裴伯茂性峻，多所轻忽，唯钦赏孝通，每有著述，共参同异。孝通以裴宏放过甚，每谓之曰：‘兄以阮籍、嵇康，何如管仲、乐毅？’盖自许经纶，抑裴傲也。裴笑而不答，宏放自若。”薛孝通把崇尚自然的阮籍、嵇康与志在经纶的管仲、乐毅相提并论，已暗含抑扬之意。但他对阮籍和嵇康的评价，并无优劣之分，而是把他们一并归于放达远世一类。这反映出南北朝之后竹林七贤优劣之争的一种基本趋势。摘自：本科论文www.808s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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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后，诗话大兴。嵇阮诗歌优劣的话题，在一些诗话作品中时有提及。叶梦得《石林诗话》对嵇阮诗歌的评价有一定的代表性：
嵇康《幽愤诗》云：“性不伤物，频致怨憎。昔惭柳惠，今愧孙登。”盖志锺会之悔也。吾尝读《世说》，知康乃魏宗室婿，审如此，虽不忤锺会，亦安能免死耶？尝称阮籍口不臧否人物，以为可师。殊不然，籍虽不臧否人，而作青白眼，亦何以异？籍得全于晋，直是早附司马师，阴托其庇耳。史言礼法之士嫉之如仇，赖司马景王全之。以此而言，籍非附司马氏，未必能脱祸也。今《文选》载蒋济《劝进表》一篇，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亦何所不可为？籍著论鄙世俗之士，以为犹虱处乎裩中。籍委身于司马氏，独非裩中乎？观康尚不屈于锺会，肯卖魏而附晋乎？世俗但以迹之近似者取之，盖以为嵇阮。吾每为之太息也！
阮籍阴附于司马氏，才会起草《劝进表》；嵇康不肯党附司马氏，因而难免一死。二人迹近而实异，许多人习而不察，以嵇阮并称，致使叶梦得“每为之太息”。嵇康不与司马氏合作而被杀，阮籍起草《劝进表》而终于免祸。叶梦得通过这样两件事情，表示了对“嵇阮”之说的质疑，也表明了对嵇阮诗文优劣的价值评判。
在嵇阮优劣问题上，刘克庄有类似的看法。他说：“阮嗣宗云：‘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盖叹时人之安于卑近，而自伤其才大志广，无所税驾，非谓士之抗志，甘为燕雀而已。嵇阮齐名，然《劝进表》叔夜决不肯作。”在《赵寺丞和陶诗序》中，刘克庄还把阮籍和陶渊明进行比较：
自有诗人以来，惟阮嗣宗陶渊明，自是一家。譬如景星庆云，醴泉灵芝，虽天地间物，而天地亦不能使之常有也。然嗣宗跌宕弃礼法，矜傲犯世患，晚为《劝进表》以求容，志行扫地，反累其诗。渊明多引典训，居然名敎中人，终其身不践二姓之庭，未尝谐世，而世故不能害。人物高胜，其诗遂独步千古。
阮籍既不如嵇康，也不及陶渊明。因为，阮籍貌似蔑视礼法、放荡不羁，而骨子里仍是名教中人，所以他才会起草《劝进表》；陶渊明的诗歌常常引经据典，其人貌似名教中人，但他却耻事二姓，终身不践二姓之庭，是一个有血性的人。其人世代景仰，源于：论文 范文www.808so.com
其诗千古独步。刘克庄知人论诗，以诗论人，指出了阮籍和陶渊明诗歌创作与个人品格的矛盾，从矛盾中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作出了较为中肯的评价。
清人潘德舆论诗，主张“人与诗有宜分别观者”，但他仍坚持认为阮籍作《劝进表》，乃是“小人”，其诗乃“小人之诗”：
人与诗有宜分别观者，人品小小缪戾，诗固不妨节取耳。若其人犯天下之大恶，则并其诗不得而恕之。故以诗而论，则阮籍之《咏怀》，未离于古；陈子昂之《感遇》，居然能复古也。以人而论，阮籍之党司马昭而作《劝晋王笺》，子昂之谄武瞾而上书请立武氏九庙，皆小人也。既为小人之诗，则宜斥之为不足道。而后世犹赞之颂之者，不以人废言也。……阮之荒唐隐谲，纯为避祸起见，小人之诗也。
他一方面主张不以人废言，一方面却认定阮籍之诗乃小人之诗，而小人之诗则不足道，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把人与诗分别来看。评价文学作品，需要以意逆志，更需要知人论世，知人论文论诗。就此而论，潘德舆之说亦有其合理之处。但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更多是心路历程的表现和情感的抒发，由衷之情假以生花之笔，就可能创作出不朽之作。倘若不加分别地因人废言，也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有论者从诗歌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和评价嵇阮之诗。宋人林駉考镜诗歌流派发展，以是否有益风教为标准，对《诗经》之后的诗歌流派作出了“删后无诗，宜矣”的评价：
苏李之高妙，嵇阮之冲淡，曹刘之豪逸，谢鲍之清奥，徐陵庾信之靡丽华藻，白乐天柳宗元之放荡嘲怨，此数子非不可与言诗，嘲咏风月，亡禆风教。夸耀烟云，无关政体。其视诗人爱君忧国之情，无有也。此邵康节谓其删后无诗，宜矣。
北宋诗人邵雍有“须信画前元有易，自从删后更无诗”之说，其意正如朱熹所言：“先儒所谓无诗者，固非谓诗不复作也，但谓夫子不取耳。康节先生云‘自从删后更无诗’者，亦是此意。”孔子论诗，首重诗教，有所谓“兴观群怨”和“事父事君”之说。孔子删诗，是按照其诗教原则进行取舍的。在那些尊奉儒学的人看来，只有有裨风教、有关政体和爱君忧国之情的诗，才是有价值的诗，才有流传和保存的必要。这是中国传统诗歌理论中的主流观点。正是因此，许多论诗者都赞成邵雍这种说法，并为之释说。元人虞集对“删后无诗”的解释很有代表性：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邵子亦曰：“自从删后更无诗。”盖知圣人之意尔。昔者，盛时学道之君子，德业盛大，发为言诗，光著深远，其小人蒙被德泽，风行草偃，变化融液，莫或间焉。此所以“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也，此所以“王者之迹熄而后诗亡”也，此所以“删后之无诗”也。
受此主流诗歌批评理论的影响，批评者对包括嵇阮诗歌在内的所谓非主流诗歌，多采取排斥的态度。明何乔新尝言：“论诗于三代之上，当究其体制之异；论诗于三代之下，当辨其得失之殊。盖究其体制，则诗之源流可见；辨其得失，则诗之高下可知矣……自已删之后，诗雅萧条，如苏李之高妙，嵇阮之冲淡，曹刘之豪逸，谢鲍之峻洁，其诗非不工也，然嘲咏风月，亡裨风教。求其有补风化者，晋之渊明而已。”其说虽脱胎于林駉，认为嵇阮等人的诗歌“诗非不工也，然嘲咏风月，亡裨风教”，但他并没有附缀“删后无诗”之说，显然是认为这些诗歌有得有失。应该说，这样的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
自东晋时期谢玄等人挑起竹林七贤优劣之争的话题之后，竹林七贤优劣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息过。评论者基于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视角观照竹林七贤，论长短，评优劣，见解有同有异，言辞有委婉宽容，有犀利尖刻。但总的来看，由于山涛、王戎入晋以后皆身居高位，距竹林精神已远，所以，后人论嵇阮等人者多，论山涛、王戎者少。不过，既然七人曾经有过把臂入林、纵酒昏酣的经历，论者仍然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作为一个群体来评价优劣，故有汪琬“春明门外柳花香，故旧临分黯共伤。从此云泥相契阔，敢将嵇阮附山王”之评。的确，竹林七贤除在竹林之游时期有相同或相似的兴趣和爱好外，其他时候则是异多于同，高下契阔，有霄壤云泥之别。即便如此，人们还是习惯于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看，因为他们作为同人或朋友，毕竟曾经出入同一片竹林，笑傲山水，遗落世事。千百年来，人们依然以竹林七贤称之，原因之一就在于此。“西晋风流付竹林，山王嵇阮本何心。便饶江左夷吾在，回首红尘河洛深。”宋人韩淲的这首《竹林七贤》诗，对人们正确认识和评价竹林七贤优劣之争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嵇阮等人当年把臂入林、纵酒昏酣的时候，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这种行为将会对两晋以后的社会文化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往事不堪回首，即便当年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夷吾再世，也无法改变历史的轨迹，更何况竹林七贤一帮文士墨摘自：学术论文翻译www.808so.com
客呢？七贤已去，红尘依旧，留给后人的是无尽的争论。检视这些争论，不是简单地要给竹林七贤排座次定优劣，而是要发现其中的政治变迁、历史演进、思想皈依和美学嬗变，而这才正是竹林七贤优劣之争的价值所在。
注释
①⑥陈寿：《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王粲传》裴松之注引。②陈寿：《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王粲传》。③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十五。④⑤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四百七、六百二。⑦⑨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第九》“谢遏诸人共道竹林优劣”条刘孝标注引。⑧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第九》。⑩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四“岁时部·七月七日”引。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七百十六引、卷八百一十四引。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四百四十七引袁宏《七贤序》。沈约：《宋书》卷七十三《颜延之传》。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第二》。李延寿：《北史》卷三十六《薛孝通传》。王勃：《子安集》卷六《与员四等宴序》。王勃：《子安集》卷六《仲氏宅宴序》。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叶梦得《石林词》之《点绛唇·绍兴乙卯登绝顶水亭》。叶梦得《石林词》之《八声甘州·寿阳楼八公山作》。陈亮：《龙川集》卷十二。郝经：《郝氏续后汉书》卷七十三上。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两汉风俗》。阎若璩：《潜邱札记》卷五《两汉风俗》。刘克庄：《后村集》卷十五《王戎》。刘义庆：《世说新语·俭啬第二十九》“王戎俭吝”条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杨慎：《丹铅余录》卷十二。杨慎所谓曾皙“故为此言”，指《论语·先进》“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曾皙对孔子语：“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何良俊：《语林·任诞第二十五》。黄庭坚：《山谷集》卷七《谢答闻善二兄九绝句》之九。叶梦得：《石林诗话》。陆游：《剑南诗稿》卷七十四《家酿颇劲戏作》。刘义庆：《世说新语·棲逸第十八》“阮步兵啸闻数百步”条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第四》“初注《庄子》者数十家”条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第四》“魏朝封晋文王为公”条刘孝标注引。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第四》。刘勰：《文心雕龙》卷九《时序》。钟嵘：《诗品》卷上。钟嵘：《诗品》卷中。叶梦得：《石林诗话》。刘克庄：《后村集》卷十七。刘克庄：《后村集》卷二十三《赵寺丞和陶诗序》。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九《论诗》。朱熹：《晦庵集》卷三十九《答范伯崇》。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三《国朝风雅集》。何乔新：《椒邱文集》卷一《论诗》。汪琬：《尧峰文钞》卷四十九《留别四首》之四。韩淲：《涧泉集》卷十九《竹林七贤》。
责任编辑：行健